經營洋行與官商關係

除了華人希望利用「洋人」身份獲得條約制度的保護，也必須思考此一策略給 予「洋人」何種誘因，否則雙方合作模式亦無法成立。不可忽略的是，中法戰爭後 臺灣建省，在首任巡撫劉銘傳主政下推展洋務運動，興辦各項工程，在華洋商人眼 中都是一大商機。

瑪甘保之所以在 1886 年左右來臺和蔣士柏合股開設瑞記洋行，也非單純著 意經營茶葉貿易。可以注意到，瑞記洋行來臺發展之初，即經手幾項相當特別的 生意，且與劉銘傳的商務政策有密切關連。源於 1886 年，劉銘傳派商務委員李 彤恩、張鴻祿等人前往新加坡考察南洋商務，希望能「招致南洋各島貿易閩人，

38 〈登覆與日本會商條規備稿〉，《晚清洋務運動事類匯鈔（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 複製中心，1999），頁 465-474。

39 李佩蓁，〈依附抑合作？清末臺灣南部口岸買辦商人的雙重角色（1860－1895）〉，頁 56-64。

40 〈明治二十八年十二月中淡水支廳行政事務及管內概況報告（臺北縣）〉，《臺灣總督府檔案》， 25 冊 1 號，文書門報告類，1896 年 3 月 31 日。

來臺合辦商務」。⁴¹ 李彤恩等人歸臺後，回報有新加坡、西貢的閩商願回籍合 辦臺灣商務，問題是：「南洋僑商素聞臺灣土地肥沃，出產繁盛，官府又竭力鼓 勵，多欲來臺經營。然荊棘滿地，道路崎嶇，欲期工商聚集，貿易勃興實非易 事」。⁴² 臺灣要推動貿易發展的障礙，在於缺乏船舶、港口和內陸運輸的基礎 建設。

李彤恩提出的建議是：

現在貿易未開，內山貨物難以出運，非造鐵路，不足以繁興商務，鼓舞新機。

查安平、旗後兩口，海湧沙飛，自春徂秋，船難近泊。滬尾一口，日形淤淺，

輪船候潮出入，耽誤時機。只基隆一口，無須候潮，泊船較便，因距淡水旱 道六十里，運貨殊難。中外各商不得已往來滬尾。若能就基隆開修車路，以 達臺南，不獨全臺商務繁興，且於海防所裨甚大。⁴³

總結而言，即臺灣發展商務，必須先辦輪船、修鐵路和築基隆港，這可能是李彤 恩與南洋華僑討論後形成的策略。劉銘傳採納李氏建言，在推進商務上將三者 視為環環相扣，不可諱言，此番規劃本身就構成頗具吸引力的投資機會。

事實上，瑞記淡水分行的股東之一黃謙六，係為新加坡的福建人，亦可能與瑪 甘保有宗親關係。⁴⁴ 此外，瑪甘保的五子黃東茂也曾就學於新加坡，代表該家族 和新加坡方面頗有聯繫。⁴⁵ 具有南洋背景的瑪甘保，極可能和新加坡的黃謙六 互通訊息，獲知劉銘傳在新加坡向華僑招商，並決定糾人合股來臺。不能忽略的 是，瑞記來淡水設行，正在這個時間點左近。

41 劉銘傳，〈擬修鐵路創辦商務摺（1887 年 4 月 13 日）〉，《劉壯肅公奏議》，頁 268。

42 伊能嘉矩，《臺湾文化志．中卷》（東京：刀江書院，1928），頁 810-811；中譯文為國史館臺 灣文獻館編譯，《臺灣文化志（中譯本）修訂版．中卷》（臺北市：臺灣書房，2011），頁 477。

43 劉銘傳，〈擬修鐵路創辦商務摺（1887 年 4 月 13 日）〉，頁 268。

44 在安海鎮林氏古厝中，留有一方「樂善好施」碑，為光緒 10 年明善堂捐款題名錄，其中記 載黃謙六捐 30 元「叻」，當時中國稱新加坡為「叻埠」，可知黃謙六應為新加坡華人。黃氏後 來於 1920 年代返回廈門，在佛教界頗具名望。參考許著華，《安平鎮拓錄》（香港：香港風 雅圖書，2010），頁 227；貝葉，〈廈門的佛經流通處〉，收錄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廈門市 委員會文史資料硏究委員會編，《廈門文史資料・第 13 輯》（廈門：編者，1988），頁 103-105。

45 〈黃東茂〉，《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書店，1916），頁 105。

1887 年，張鴻祿、李彤恩開始著手進行鐵路工程，當時預計材料部分「鋼 條、火車、鐵橋等項約需銀六十餘萬兩」。⁴⁶ 最後向英、德兩廠購買了鐵路鋼 條 330 里，大小鐵橋 11 道，火車客車 70 具。⁴⁷ 而負責承包這椿金額龐大的採 購案之商行，即是瑞記洋行。⁴⁸

另外，李彤恩負責招商股購買駕時、斯美二艘新式輪船，計畫航行上海、香 港，遠至新加坡、西貢、呂宋，⁴⁹ 實際營運原由招商局承辦。⁵⁰ 然而，李彤恩 於 1888 年 10 月病逝後，劉銘傳因「商務乏人經理」，便將駕時、斯美兩船收 歸官輪，但仍作商務之用，照舊搭客載貨，運費則抵兩船月支經費，官方不需另 籌養船經費。⁵¹ 而承接辦理這兩艘輪船事務的也是瑞記洋行。⁵² 雖然不確定該 行辦理此一業務的時間點，但值得一提的是，1892 年招商局廈門分局也開始以 兩艘輪船辦理航運業務，⁵³ 獲得代理權的就是瑪甘保的二子黃惠臣。⁵⁴ 不可否 認的，瑞記洋行在淡水口岸承辦輪船商務的經驗，應該也是黃惠臣能取得代理 的加分要素。

劉銘傳推動商務的第三個要點是築港，⁵⁵ 要通鐵路、開航運，就必須完成 基隆港的整建。劉銘傳的基隆築港計畫有諸多要點，包括港內東西兩岸海埔地 填埋、浚深河道、架連絡橋等。首先是「基隆口淤淺沙灘，亟宜填作租界，開成

46 〈商辦臺灣鐵路章程各條（1887 年 7 月 8 日）〉，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海防 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5 卷，頁 25-26。

47 劉銘傳，〈為臺灣鐵路改歸官辦（1888 年 12 月 8 日）〉，《海防檔》，5 卷，頁 37-38。

48 臺灣總督府鐵道部，《臺灣鐵道史》（臺北市：臺灣總督府鐵道部，1910），頁 58。

49 連橫，《臺灣通史・郵傳志》（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6），頁 531。

50 臺灣商務局所辦輪船業務，實際上是由林維源認股 1/3，招商局盛宣懷認股 2/3，由招商局代 為攬載，與招商局的關係「外合內分」。也就是對外係由招商局代辦，但內部帳務則是獨立 收支。參考王文韶，〈照錄清單（1895 年 11 月 13 日）〉，《海防檔》，第 4 卷，頁 1605-1607；

夏東元，〈盛宣懷與輪船招商局〉，收於易惠莉、胡政編，《招商局與近代中國研究》（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2005），頁 472-502。

51 劉銘傳，〈變售舊輪船以資新購摺（1889 年 12 月 18 日）〉，《劉壯肅公奏議》，頁 254-255。

52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臺北：臨時 臺灣舊慣調查會，1905），下卷，頁 330。

53 夏東元，〈盛宣懷與輪船招商局〉，頁 499。

54 〈怡朗領事〉，《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6 月 24 日，4 版。

55 伊能嘉矩，《臺湾文化志．中卷》，頁 820。

市面，以仿上海橋路之式」，⁵⁶ 根據 1891 年，蔣士柏呈給基隆同知林元榮的稟 文：

竊茂於光緒十六年八月間，遵守奉宮保前爵撫憲劉傳諭，承招基隆碼頭海 埔空地填築成市，以資管業。茂遵諭措資，在於該處興工填築完竣，計闊 一十二丈八尺，深九尺，並蒙親詣覆勘在案。第茂所築該處海埔，未蒙勘 丈給照，無從管業，理合懇請察核，俯將填築海埔處所勘明丈數立案，並 乞給照管業。再茂填築海埔空地，既蒙勘丈陞科，應請量予減等納稅，合 併聲明。⁵⁷

可見 1890 年蔣士柏在劉銘傳任內承辦填築基隆碼頭海埔的工程，故在完成後要 求官方給予執照。林元榮勘丈後，按其所求給照，並訂地租每年銀 6 元，交納給 崇基書院收用。⁵⁸

蔣士柏負責填築的海埔地，即為清代基隆車站的位置（參考圖六-2）。其周 圍原本也計劃繼續填埋，砌石作為碼頭，然因劉銘傳離任，後續工程未能完成。

但若按原計劃，此一區塊將是鐵路的終點，航路的起點，為海陸交通匯聚之處，

預期將有可觀的商機。因此，蔣士柏填築海埔地後，在 1892 年於基隆車站東邊，

靠近基隆港支河牛稠港之處，蓋了一座大瓦屋棧。同時，在車站西邊，靠近支河 蚵殼港之處，又蓋另一座瓦屋棧房，內有一廳八房（參考圖六-3）。⁵⁹ 蔣士柏建 造大量棧房，應該是考慮到大量貨物經由火車運輸，在基隆車站卸貨後，裝運輪 船之前需要存放空間，故可經營貨棧得利。可惜，由於基隆築港計畫未能完成，

而大稻埕－基隆段鐵路雖然通車，但運輸功能不彰，以致於基隆口岸的貿易沒 有任何成長。⁶⁰

由上可知，瑞記洋行在來臺之初，就接連承包鐵路、輪船、築港等三項劉銘 傳任內推展的重要項目。而這三項工程原就是為了爭取南洋商人投資而興辦，具

56 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基隆築港誌》（臺北：著者，1916），頁 24。

57 〈基隆瑞記洋行土〔地〕家屋ニ關スル件〉，《臺灣總督府檔案》，174 冊 1 號，外交門雜類，

1897 年 11 月 24 日。

58 〈基隆瑞記洋行土〔地〕家屋ニ關スル件〉。

59 〈基隆瑞記洋行土〔地〕家屋ニ關スル件〉。

60 達飛聲，《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上冊，頁 303-304。

有南洋背景的瑞記洋行可能因而比其他商人更有優勢，才搶得承包機會。事實上，

從 1870 年到 1910 年間，不但中國沿岸和東南亞之間的貿易與資本流動有顯著 的成長，特別是清政府在推行洋務運動的過程中，有意識地爭取海外華僑資本。

在這段期間內，廣東、福建有不少大型建設相當程度依賴華僑資本。例如漳廈鐵 路、潮汕鐵路，主要都是向華僑集資，甚至由歸國華僑主事。⁶¹ 可以說，瑞記 洋行在臺灣的經營大致就是反映了這種華僑資本回流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劉銘傳及其新政的主事者李彤恩等人，在各項建設上都積極 委由洋行承辦，此因當時採辦物件多須向國外訂製購買，如怡和洋行承辦電報線、

購炮，⁶² 英商范嘉士承辦基隆煤礦等。⁶³ 不只是外籍華人，部分洋人也窺見商機，

如 1886 年，劉銘傳將樟腦收歸「官辦」後，其聘請來臺擔任機器局監督的德國人 畢第蘭（A. Bulter），在 1890 年就與華商楊始禧一同承包樟腦銷售。⁶⁴ 由於德國 的樟腦消費量位居世界第一，畢第蘭可能認為有利可圖，遂成立「公泰洋行」，

爭取運銷樟腦的機會。⁶⁵ 當時德國公使巴蘭德（Max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

曾照會總理衙門，認為「畢第蘭為軍械所屬員，不應為商包辦樟腦」，⁶⁶ 但實際 上畢第蘭仍一面服務於臺北機器局，一面以公泰洋行經營樟腦貿易。⁶⁷

61 學界在晚清以來的華僑資本議題上累積相當成果，從 1980 年代編有資料集和初步討論，如 林金枝，《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資料選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林金枝，

61 學界在晚清以來的華僑資本議題上累積相當成果，從 1980 年代編有資料集和初步討論，如 林金枝，《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史資料選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林金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