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 年 9 月，李紹——在淡水條約口岸的寶順洋行（Dodd & Co.） 作為華籍 僱員——押運一批樟腦，取道淡水河從臺灣府淡水廳艋舺（今臺北市萬華區）出發，
前往淡水口岸。但是尚未抵達口岸，李紹就遭到拘捕，連人帶貨被押回艋舺的「腦 館」。腦館委員余壽鼎指控李紹「販賣私腦」，對其用刑並拘留。次日，在寶順洋 行向駐淡水口岸的英國副領事何為霖（Henry Holt）通報後，副領事親自前往腦館 交涉，帶回李紹。李紹隨後向何為霖具稟，其稟文指稱，當腦館委員訊問時，他先 表明自己為「英商雇夥」，並且：
將身上所帶之中外通商和約當堂繳驗，自想冤有可伸。不料反被包商之委員 余……將紹所繳之和約擲地……
李紹還說自己拒絕承認販賣私腦，結果遭受私刑拷打，懇請何為霖會同地方官究辦 拘捕他的腦館委員等人。1
李紹事件的導火線，就是樟腦這個稀有商品。原本臺灣島上的樟木被列為軍工 廠用來修造戰船的管制物品，只有擔任軍工廠採料的軍工匠首可以採伐，連帶由樟 木提煉樟腦，也屬於匠首包賣的權利，其他民人一律不可製造販賣，否則視為走私。
不過，1842 年開始，清朝依循與歐美各國簽署的條約及相關章程細則，陸續在境 內增開條約口岸（Treaty Port，由於係條約規定而設，本文皆稱之為「條約口岸」，
以有別於清朝自行開放的「自開口岸」）。依據 1858 年《天津條約》，在清朝治 下的福建省臺灣府，自 1862—1865 年之間，陸續設置淡水、雞籠（兩者並稱淡水 口）和打狗、安平（兩者並稱打狗口，1890 年改稱臺南口），共四口為條約口岸。
開放條約口岸，主要作用在於允許外國人自由居留、貿易（請注意，條約所涉及的 不僅是條約口岸的事項），與中國沿岸其他條約口岸和外國港口通商，一般咸稱為
「開港通商」。所以 1862 年 7 月，淡水成為條約口岸後，由於條約規定洋商有自 由買賣各貨的權利，洋商因此認為樟腦也可自由貿易，而臺灣原本由軍工匠首包賣
1 FO 228/400B，〈李紹稟（1867 年 10 月 3 日）〉，頁 13-14。
樟腦的作法係屬違反條約。然而，當寶順洋行派華籍雇員李紹去蒐購樟腦時，由軍 工匠首負責管理的腦館，仍舊以走私之名逮捕李紹。
從過去的條約口岸歷史研究來看，臺灣的李紹事件，或是其他口岸的類似情況，
大概被放在外交與法制的脈絡下來討論。臺灣的官員為什麼不遵照條約開放自由 貿易？英國的商人和領事如何應對臺灣方面的違約行為？而李紹事件還沒有圓滿 的答覆之際，1868 年 2 月，安平口的怡記洋行（Elles & Co.）也有一批樟腦被扣 押，洋行的代理人必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向英國署領事吉必勳（John Gibson）申訴後，領事不僅和臺灣道交涉，還召來英國砲艦封鎖安平口，甚至一度 砲擊安平。最後負責交涉的興泉永道曾憲德和吉必勳簽訂「樟腦條款」，確立洋商 可以自由買賣樟腦的權利。
除了樟腦糾紛外，臺灣開港後還有層出不窮的事件，如船難、傳教紛爭，也已 經產生許多分析研究。回顧過去的研究成果可以發現，首先是聚焦於開港後的經濟 發展，從商品和市場的變化，指出 19 世紀下半葉到 20 世紀初期，臺灣條約口岸的 貿易規模有明顯增長。論者主張臺灣數種主要商品（茶、糖、樟腦）的出口量大幅 成長，進而改變腹地生產與消費的模式，更帶動臺灣社會經濟變遷。其研究方法主 要分析海關（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的貿易年表（Annual Returns of Trade）和貿易年報（Annual Reports on Trade）所記錄的總體進出口量／值數據的 變化，走向以價格漲跌、貿易興衰解釋社會變遷的路徑。2
2 林滿紅，《茶、糖、樟腦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臺北市：聯經，1997）；戴寶村，
《清季淡水開港之研究》（臺北市：師大史研所，1984）。
資料來源：黃清琦等繪製，《臺灣歷史地圖》（臺南市：臺灣史博館，2015），頁 74。
圖 一-1 臺灣通商口岸與涉外事件分布
但是須要解釋條約口岸的衝突事件時，涉及外交、法制的研究取徑受到重視。
研究者主要利用官方的外交檔案與海關出版品，包括清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下 簡稱總理衙門）、英國外交部（Foreign Office，以下簡稱 FO）之檔案，討論事件 中清朝與其他國家進行外交談判後如何確立條約口岸的運作，進而帶動社會變遷，
3 也使我們更廣泛地認識條約制度下的法律運作與國際關係，奠定了條約制度研究 的基礎。此一研究取徑大致上是沿著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及其後繼者在 20 世紀中期引領的學術潮流前進。費正清認為，英國爭取簽訂條約的根本動機是希望 廢除廣州一口貿易的限制，保障英國對中國貿易的機會；並非侵略中國領土。而當 條約口岸開放後，領事裁判權、租界是延續清朝過去分別管理外人的傳統，關稅率 亦延續過去的標準。條約本身也會對洋商做出限制，例如將洋商集中在條約口岸。
而英國派駐中國的公使和各地領事，主要任務雖是推動對中貿易的成長，但為了遵 行條約的規定，甚至會與英商立場相左。4 不過，中國的研究者更傾向於強力批判 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如李育民《近代中國的條約制度》（1995）主張，開放條約 口岸後，實行的領事裁判權侵害中國的司法權，租界侵害中國的領土，協定關稅侵 害中國的財政；他認為中外條約實質上損害中國的主權，具有「不平等」的性質。
5對比中外研究，中國學者多因持守民族主義觀點，對於條約制度的理解較為單一 且刻板。而費正清的研究提醒研究者，不要將所有外國勢力視為鐵板一塊；條約對 中外雙方都有影響，而非僅是外國加諸於中國的「侵略」。
自 1990 年代以降，文化史的浪潮帶動新一波條約口岸的研究，舉凡建築、休 閒娛樂、媒體、翻譯和語言、警務的討論，使我們更了解生活在條約口岸的外國人 及外國勢力的運作。但是，畢可思（Robert Bickers）認為，貿易、外交和文化史雖 然有其重要性，卻難以從這些研究理解地方基層（local level）的實況，現在應該要
3 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專書，如黃嘉謨，《美國與臺灣—一七八四至一八九五—》（臺北市：中央硏 究院近代史硏究所，1966）；葉振輝，《清季臺灣開埠之研究》（台北市：著者，1985）；蔡蔚群，
《教案 : 淸季臺灣的傳敎與外交》（臺北縣蘆洲市：博揚文化，2000）。
4 John King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5 李育民，《近代中國的條約制度 》（長沙市：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
更細緻地討論條約口岸是在什麼樣的脈絡和社會關係下運作，又如何嵌入廣大的 中國、殖民地與國際關係中。6
循著畢可思提出的路徑，本文嘗試以社會史的視角來觀察條約制度（Treaty System）與地方社會的交互作用。如果回到開頭李紹和樟腦糾紛的案例，可以發現 過去的研究取向已經提供許多深入的資訊，包括經濟研究重建了臺灣開港後樟腦 的出口量、貿易額和產銷結構。外交研究則指出，地方官員不諳條約，通過英國領 事和地方官的談判，廢止了軍工匠首的包賣制，允許樟腦自由貿易。後來相關討論 進一步提升至「文化衝突論」的層次，認為是中外雙方對條約的理解存在文化差異，
導致衝突擴大。例如陶仁明（Antonio C. Tavares）討論樟腦糾紛時，引用「自由貿 易帝國主義」的理論，認為英國領事和商人在「自由貿易」的意識型態下，將臺灣 原來實行的軍工匠制度視為「壟斷」，為了樟腦貿易的利益，必須強迫中國撤銷這 種違反條約的障礙。7
但是從社會史的視角，以李紹和樟腦糾紛為例，我們關心的不是臺灣地方官有 沒有違反條約，而是地方官是在什麼樣的社會結構下採取排斥條約，維護軍工匠包 賣權的態度？他們的考量是什麼？軍工匠首在這個事件中扮演什麼角色？李紹只 是一個無辜的受害者嗎？李紹的稟文作為一個文本，可以提出多樣的社會史問題。
第一，李紹是向領事而非向中國地方官控訴自己遭受的暴力對待，顯然他知道作為 一個英商的華籍僱員，可以獲得英國領事的保護，利用領事裁判權來維護自身權 益。英國領事對他而言，是地方上足以和中國地方官抗衡的另一個權力者。第二，
顯然李紹也非常明白，當自己表明英商僱員身份，又拿出一紙中外通商和約（應為
《中英天津條約》）後，便能證明他可合法販運樟腦。雖然我們不能確定李紹在事 發當時，身上是不是真的帶著一份天津條約，但可以肯定，李紹知道必須把這個要 素寫在稟文中，加強他的正當性。第三，李紹的稟文描述腦館委員把條約擲下，試 圖呈現腦館委員不尊重、不遵循條約的態度。通過李紹這個案例，可以看到一個民
6 Robert Bickers, and Isabella Jackson, eds. Treaty ports in modern China: law, land and power.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p.10-14.
7 Antonio C. Tavares, “Crystals from the savage forest:Imperialism and capitalism in the Taiwan camphor industry, 1800--1945 (China).”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4), p.51, 67. 陳德智，〈清 末臺灣安平砲擊事件之研究〉，《臺灣文獻》61：3（2010 年 9 月），頁 151-190。
人很清楚地意識到條約賦予他的權利，包括不需要遵守原地方官府設置的樟腦禁 令，並透過另一個權力者—領事—來獲得庇護。這提醒我們，實施條約制度，開放 條約口岸，不僅給予洋人合法貿易、傳教與居留的權利，也將影響該地官員治理及 民人行動的模式。無疑的，社會史視角的討論將使我們更貼近條約口岸所在的地方 人群的思考和行動邏輯。
為了從社會史視角討論清代臺灣的條約口岸和地方社會，本文嘗試把握四個 內在相互關聯的現象：制度變遷、華洋分類、地方治理和官商關係。首先，將實施
為了從社會史視角討論清代臺灣的條約口岸和地方社會，本文嘗試把握四個 內在相互關聯的現象：制度變遷、華洋分類、地方治理和官商關係。首先，將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