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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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罷工的程度和傳統選舉政治動員中的族群（家族或派系）網絡無關，而客家人 也不能作為顯著之參與因素。夏林清及鄭村棋（1992）於訪談 14 位遠化工人後，

則認為家人及親友對於動員而言扮演的是抑制的力量，因為遠化的許多工人當初 是由廠內的管理階層所引介入廠工作的。亦即，因管理階層在地方上具有一定影 響力，當遠化展開罷工時，管理階層便會運用其廠場外之人情壓力向工人及工人 的家庭施壓。此外，趙剛（1996）察覺到遠化罷工之中，女性的團結程度較男性 來得較好；其對此提出的解釋為管理階層（領班）多為男性，無法打進女性的社 會網絡。不過，聯福的情形和遠化是相當不同的。聯福雖然女工的團結程度也高 於男性，可是聯福不僅工人幾乎為女性，基層主管（班長）也大多為女性，因此 不存在男性工人較容易因性別和管理階層一致，而就容易被摸頭的情況。此外，

聯福周邊八德地區的社區型態屬於移民社區，更是迥異於新竹新埔的客家聚落。

而且，根據本文之研究，當受訪者的家鄉距離桃園八德地區越遙遠、越遠離其原 生地之社會網絡者，則團結率越好。換句話說，當受訪者越能融入以女性基層作 業員為主的社會網絡、或是越看重廠內的社會網絡（因已遠離其原鄉之社會網絡）

時，其團結率愈好，而反之則愈差。

至於聯福自救會內部的非正式社會網絡，則是延續於廠場時期的正式社會網 絡，因此廠場時期的生產流程、管理制度、營運狀況、各班別的工作性質及組成 脈絡等因素，對於奠定非正式社會網絡的基礎相當關鍵。首先，聯福的計薪方式 採計件制，所以廠方毋須擔心作業員偷懶，管理風格便較為鬆散，使得幹部和作 業員之間幾乎不存在衝突。此外，聯福廠內可依照工作場域分成「現場」及「非 現場」，在「現場」工作的員工因為共享工作場域，平時見面的機會較多。生產 流程則可細分為前、後製程及其他，前、後製程內部由於工作事務交涉的需要，

彼此之間的接觸較多，社會網絡的連結較緊密。最後，生產流程上的各班，因為 工作內容的異同，負責業務除了有輕重之分外，有些班別還會橫跨數個班別，支 援或監督其他班別，而這些都讓非正式社會網絡的連結更加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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鑲嵌理論（Embedded Theory）大師 Granovetter(1985)曾於分析經濟活動時認 為，經濟活動其實是鑲嵌於社會網絡之中，而影響人們行為的因素則是人際關係 網絡（networks of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至於關係網絡運作的模式，則取決 於該網絡的強弱、結構、以及人們於網絡中的位置，因為不同的情境、位置、結 構都會產生不同的影響。雖然鑲嵌理論指涉的是人們於經濟行為中的抉擇機制，

但已可從中看出社會網絡對人們的行為所造成的影響。理論上關廠後的兩波抗爭，

所有聯福會員都面臨到相同的處境（包括相同的外在政治環境），其心中湧現的 相對剝奪感應該也是一致的，可是抗爭的參與情形卻仍存在著差異，代表尚有其 他因素影響著聯福會員的抗爭意願。雖然先前研究聯福自救會的人較傾向資源動 員論的觀點，認為聯福之所以如此團結，和曾茂興及桃產總的領導組織模式較為 有關。然而，研究其他廠場自救會抗爭者，卻皆傾向認為團結的基石是會員之間 彼此的熟識及信賴程度。因此，本文特別針對宣布關廠、曾茂興介入領導、以及 桃產總協助組織三個階段不同的組別編排方式、抗爭經驗、組織者帶領模式進行 深入瞭解。結果顯示，關廠前的聯福會員，雖然和班內的其他成員在同一個工作 場域任職數十年，早已互相熟識。不過，由於平時工作就已相當繁忙，再加上採 用計件制，員工們為了多攢點錢，大多十分認真工作，平時工作雖然也會閒聊，

可是始終無法深入交往。而關廠抗爭，則提供了聯福會員一個全新的相處模式。

手邊再也沒有堆積如山的布料，也不用焦急著趕貨，彼此終於能以一個放鬆的心 態來交往。而一同經歷過的抗爭行動，除了讓平時只知往返於家庭與工廠之間的 傳統家庭主婦們增添了許多新奇的體驗之外，這些特殊的共同經歷也更加深了彼 此之間的連結，讓這個非正式社會網絡透過抗爭更加的穩固，彼此也會互相打氣、

勸退有意退出者。因此，第二波抗爭時，當桃產總為了組織上的方便，承接第一 波抗爭留下的自救會組別編排方式時，其實也延續了這個非正式社會網絡。

不過，相較於遠化內部非正式社會網絡是立基於基層員工之間的 12 位非正 式工人領導者，且取決於同一廠場班別內部何者平時較勇於承擔向管理階層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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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員工權益之風險（趙剛 1996）。聯福自救會因為屬於關廠抗爭，資方已經 惡意捲款潛逃，不僅不存在所謂資方管理階層和基層員工之間的「勞資對抗」， 再加上聯福廠中的管理階層同樣也是惡意關廠的受害者，以及廠內的工作氛圍較 為輕鬆等因素，導致聯福自救會內部的非正式社會網絡反而是由遠化罷工時扮演 資方代理人的基層幹部所領導。此外，比起遠化罷工後期，處於工人間非正式社 會網絡之外的領班於反動員上扮演相當稱職的角色，成功遊說許多工會會員結束 罷工，是從網絡外部破壞工人的團結；聯福的班長則因本身同時處於工作管理及 網絡的核心，以及配合於關廠後積極帶領班員進行抗爭。這兩者一來一往之間，

便造成兩種截然不同的下場。

然而，儘管聯福擁有相當健全的抗爭體質，但聯福的非正式社會網絡在勞委 會陸續推出優惠補貼方案後，依然遭受相當嚴重的挑戰。首先，該社會網絡除了 極少數以合會的型式維持運作之外，大多數在抗爭結束之後便遭到擱置，會員們 紛紛回到家庭之中，扮演稱職的傳統婦女角色，彼此僅偶然在菜市場、街頭巷尾 碰面。再者，由於非正式社會網絡是以原廠場/自救會班別為單位，而每個社會 網絡內部的連結本身就存在著強弱之分。當部分意志不堅的會員受到優惠補貼方 案吸引而還款時，若該組留下來的人過少，那麼因為動員方便的考量，桃產總便 會將他們併入其他組別之中。不過，併班等同於徹底破壞了原先的網絡，在新網 絡來不及建立的情況下，會員與會員之間在合作時便會產生許多糾紛，進而影響 會員的團結意願。也因為聯福會員是否參與抗爭的關鍵因素，始終都是非正式社 會網絡。因此，即便經過如此長時間且密集的抗爭，許多人的勞工意識仍然不明 顯。無論是藉由問卷調查，或是觀察最初的自救會幹部、以及抗爭結束後轉型成 立的老工協會員，皆無法從中觀察到明顯的勞工意識。

相較於聯福的鬆散，東菱的管理模式與其他廠場相同，除了不是採計件制之 外，廠內還有大量的建教生，員工之間不僅較具競爭關係，員工和主管之間的關 係也較緊繃。另外，東菱於關廠兩個月後才開始串聯會員，而當時大多數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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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已經進入新的正式網絡之中，因此人數及比例皆遠不及聯福來得多。不過，東 菱廠內的網絡雖受破壞，但其串連的過程，其實也和廠內生產線的相對位置具有 相當的關係，參與自救會者來自製造部生產線的比例較高。此外，擔任自救會幹 部、參與互助會者，幾乎都是來自製造部生產線上的基層幹部（班長、股長）。 此外，東菱和聯福的不同除了人數規模之外，最大的差異就在於東菱的會員普遍 具有明顯的勞工意識，而聯福則無。東菱的勞工意識來自於共同參與抗爭、討論 策略的經驗，不同於聯福會員僅是被動的接受曾茂興強勢的領導，這種扁平化的 討論、決策體系，不僅讓會員們在抗爭時知悉每一場行動的意義，也透過不斷的 討論和激辯，逐漸體悟勞動者在金權政治體制中的弱勢。至於耀元自救會，雖然 同樣都是宣布關廠後立即抗爭，兩次抗爭也都是曾茂興及桃產總負責協助組織工 作，可是耀元採用的三班制，嚴重破壞廠內的社會網絡，使得員工們彼此之間不 夠熟悉。再加上駐廠抗爭時並非如同聯福般，全部的人一起埋鍋造飯、守夜，直 到後期才開始輪班及採用代金制；而是一開始就用輪班及代金的方式，導致實際 參與抗爭者，始終都是少數的特定人士，大多數的耀元自救會會員僅有大型抗爭 活動才會參與。如此一來，耀元會員之間，即便剛關廠時還存在著殘缺的非正式 社會網絡，關廠後也隨著會員們的四散而被徹底消滅。

總結而言，本文爬梳聯福自救會的脈絡及組織過程，並簡短比較東菱及耀元 自救會的狀態，即是意圖證明聯福自救會雖然規模龐大、動員能力強，但是支撐 會員們上街頭抗爭的主要動力卻不是外界普遍認為的勞工意識，也不是一般人原 先預期的其他各種因素，甚至不是女工們常講的那些表面因素（如：還不起、不 甘心、、等等）。驅使這些年邁女工上街頭的原因，主要是女工們彼此之間的熟 識、信任及集體認同，並透過關廠後共同參與抗爭的經驗，強化、鞏固了這個非

總結而言，本文爬梳聯福自救會的脈絡及組織過程，並簡短比較東菱及耀元 自救會的狀態，即是意圖證明聯福自救會雖然規模龐大、動員能力強，但是支撐 會員們上街頭抗爭的主要動力卻不是外界普遍認為的勞工意識，也不是一般人原 先預期的其他各種因素，甚至不是女工們常講的那些表面因素（如：還不起、不 甘心、、等等）。驅使這些年邁女工上街頭的原因，主要是女工們彼此之間的熟 識、信任及集體認同，並透過關廠後共同參與抗爭的經驗，強化、鞏固了這個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