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論

《文心雕龍•雜文篇》云：

原夫茲文之設，乃發憤以表志。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於情泰，莫不淵岳 其心，麟鳳其采，此立體之大要也。

設論體是文人懷才不遇之際，寄情文章，解釋自己未能功成名就的理由，並以固 窮守節明志。詹注引《漢書•東方朔傳》：「朔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 諭。」⁷⁵《文選》選取東方朔的〈答客難〉、揚雄（前 53-18）的〈解嘲〉及班固

（32-92）〈答賓戲〉都以這個模式進行。在設論體中，作者往往先用「客問」來 框定議題的範圍，然後在「主答」的部分提出贊同或反對的論述。以〈答客難〉

為例，「客問」把蘇秦和張儀列為人臣中最成功的例子，東方朔在「主答」便解 釋這兩個人可以發揮才幹，達到如此成就，是因爲處在亂世，而他身在漢武盛世，

並不具備這個條件。〈答客難〉對世道的討論，如蘇張處亂世的例子，都是東方 朔爲了辯護自己爲何無法功成名就而設，其論述的議題一直縈繞在處世的選擇中。

揚雄的〈解嘲〉及班固〈答賓戲〉也都因循這個脈絡，不過揚雄與另外兩篇稍有 不同的是他對世道尚有所批評：「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

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 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

75 同註 17，頁 499。

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⁷⁶可是對世道的批評不是文章 的主軸，揚雄主要還是集中在自己人生選項的討論中。到了張衡（78-139）的〈應 間〉還是如此。

然而從蔡邕的〈釋誨〉開始，這類文章從討論出處進退的選項，轉移到針砭 時事。〈釋誨〉的「客問」即鎖定當時世道的概況：「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

崇英逸偉，不墜于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盍亦回塗要 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于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 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⁷⁷在「主答」的部分，蔡邕幾乎把所有篇幅都 用在陳述理想政治的狀態，然後運用理想的狀態檢驗當代的政治，陳列當代政治 的弊病。至於出處進退的討論，蔡邕的邏輯是——在如此混沌不清的政治，要求 士人有任何作爲是不合理的，因爲他們根本沒有兼善天下的途徑，所以他情願獨 善其身。也就是說，就算是出處進退的討論也都用以服務針砭時政的目的。陳琳

（?-217）〈應譏〉的「客問」也跟〈釋誨〉一樣觸及時政的狀況，不過陳琳的態 度還是迎合當政者的，所以「主答」流於歌功頌德，這還是與評論政治相關。如 此一來，從蔡邕開始，設論文已經不純粹「發憤以表志」，也失去了「以自慰諭」

的目的。比較當代政治與理想政治的距離，藉此針砭時政，成爲設論體的内容。

魏晉南北朝所謂的設論文都套上設論體以「客問主答」討論出處進退的形式，進 行政治批判，以及傳達個人的訊息。此期的設論文大多因循蔡邕的〈釋誨〉，其 實都是設論體與論體雜糅的產物，而且可能更傾向於論體一些。

對於論體，《文心雕龍•論說篇》云：

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

論也者，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76 同註 26，頁 1129。以下〈解嘲〉引文均同，茲不贅述。

77 同註 52，頁 872-873。以下〈釋誨〉引文均同，茲不贅述。

簡而言之，論體是敷陳真理的文體。欲敷陳真理，撰者不得不辨名析理，〈論說 篇〉繼云：

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於有數，究於無形，鑽堅求通，鈎深取 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 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 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

而檢跡知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

「辨正然否」、「貴能破理」即指論體必須要能在衆說紛紜中推翻假象，找到真理，

在諸多選項中尋得最佳辦法。詹氏注云：「『鑽堅求通，鈎深取極』就是說要打攻 堅戰，把道理鑽通，從而鈎取出極其深刻的結論。要像轉螺旋似的，節節進逼，

達到最深的一層。要能掃清論述中的一切障礙，才能豁然貫通。」⁷⁸

劉勰序列論體的品目，總結出四個品目――陳政、釋經、辨史、銓文，設論 不在其中。如前所述，劉氏把它歸為雜文。然而，昭明太子（501-531）在《文選》

設置了設論體。蔣伯潛氏（1892-1956）分析設論體作了如此的評述：

《文選》把「論」分成三類：一是「設論」，一是「史論」，一是「論」。它 所選的設論是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班固〈（答）賓戲〉三篇。

這種設論，完全假託的，而且目的是借此發牢騷，上之和《楚辭•卜居》， 下之和韓愈〈進學解〉，同一作法。嚴格地說，是辭賦的作法，不是論說 底作法。（〈論說〉）⁷⁹

對於設論體的作法，蔣氏在〈辭賦〉進一步說明：

「設論」，如東方朔〈答客難〉等，雖無賦底名稱，實是賦底作法。……

78 同註 17，頁 697。

79 蔣伯潛編著：《文體論纂要》（臺北：正中書局，1942 年 6 月），頁 88-89。

縱橫游說之士，與詩賦有密切的關係。章學誠《文史通義》有云：「古之 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假設問對，莊子寓言之遺 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隱，韓非〈儲說〉之屬也；徴材 聚事，《呂覽》、《類務》之義也。」……「賦者，鋪也。」（《文心雕龍》

語）賦雖直陳其事，也用一種鋪張的寫法；這就是章氏所謂「恢廓聲勢」。 辯士遊說，外交辭令，往往也用這種「設辭託諷」、「假設諧隱」和「恢廓 聲勢」底方法。⁸⁰

魏晉南北朝的設論文大體乃設論體與論體的結合，固然採用了辭賦「設辭託諷」、

「假設諧隱」和「恢廓聲勢」為寫作手法，其書寫宗旨仍不離論體的「辨正然否」， 尤其《文心雕龍•論說篇》云「江左群談，惟玄是務」，清談的辯論風氣既盛行，

自然也會促進論體的發揚。早期的設論文――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 班固〈答賓戲〉，皆以作者的出處進退為題材，蔣氏以這三篇文章為作者發牢騷 之作，雖然不無道理，但是從蔡邕的〈釋誨〉開始，如前所述，設論文已超脫發 牢騷，進入論體的範疇。

然而論體的的類型多樣，魏晉南北朝的設論文應屬哪種類型的論體？蔣氏依 梁啟超《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提出五個議論文的種型――說喻、倡導、考證、

批評及對辯，⁸¹其中針對「對辯」類型，蔣氏云：

至於和別人站在對面的立場，互相辯難，或者事實上並沒有和我對辯的人，

而在文中假設有一站在對方的人，和我一層地辯難；這種論說文，便是「對 辯」了。⁸²

魏晉南北朝的設論文如果是設論體與論體的結合，其論體的特質則偏向「對辯」

80 同註 79，頁 164-165。

81 同註 79，頁 81。

82 同註 79，頁 88。

的形式，以「客問」為「對面的立場」，撰者則藉「主答」提出辯難。至於「對 辯」的書寫態度，蔣氏則認爲：

「對辯」須凴純粹的客觀的理智；萬萬不能加入主觀的情感。否則，……

對辯尤易引起無謂的糾紛，甚至出一嘲弄嫚罵，失了學者底態度。⁸² 此期的設論文則未必遵照「對辯」的書寫態度。撰者的目的往往不盡相同，有的 誠然為了批評時政，有的卻是為了作某種政治表態。他們多憑藉闡述出處的選擇，

然後在「時」的討論中，營造諸多不諧調，或直接或間接地評斷當時的政治現狀。

「時」一般指示時機，而時機則與政治環境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於是時機的討 論遂成為突顯時下政治的重心。作者固然可以理性對待，但設論文在某程度上，

始終保留了對於出處進退的討論，而這方面關乎作者的道德哲學與晉升的利益，

基於這個立場，作者無法完全客觀地置身事外，所以他們的設論文往往呈現相當 的情感。這也是此期設論文不免表現為設論體與論體交雜的特質。茲舉數例以綜 合說明此期設論文的内涵與文體特性。

西晉•夏侯湛（243-291）的〈抵疑〉因循設論體，以客發問夏侯湛何以於邦 有道之時不積極進取，夏侯湛則以己之不足回應。文中多次談及「時」：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 而不遇者，命也。⁸³

（客曰：）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 觀也。

夏侯子曰：「……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 其力。……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

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

83 同註 52，頁 1855-1856。以下〈抵疑〉引文均同，茲不贅述。

露狂簡而增塵垢。」

文中亦多次稱道當時政治清明，也是討論「時」的開展與延伸：

（夏侯子曰：）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為四境，海內無虞，萬 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黎苗之樂函夏，若游形之招惠 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 論道，出草苗，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 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

（夏侯子曰：）今也則九州為一家，萬國為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恆訓，

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 子，世臣之胤，弘風長譽，推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

客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 太平之會。

然而吊詭的是文中或透過客之提問，或由夏侯子的答述，盛讚夏侯子的才華：

（客曰：）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箸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 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

入閶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輝，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

入閶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輝，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