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課題開拓
根據前述，百餘年來西漢政區沿革的研究成果十分豐碩，近年 更有大批漢代文物出土，為西漢政區的重構提供更多材料。然而新 出土文物的研究進展，多半處在文物存在時空的確認。作為判定其 時空的依據，又往往是全祖望、周振鶴等學者之逆推所得結果。偏 偏考古文物呈現某一時空的政區，如《二年律令．秩律》轄縣東緣 形成郡與王國的界線，松柏漢墓木牘所見南郡轄區等，皆與前賢們 逆推結果不符。令筆者不禁納悶，此一政區逆推模式是否有疏漏？
導致其所重構而確立的政區，與史實有不同程度上的差距。遂以「增 補考古材料並與傳統文獻互證」和「政區復原模式的再商榷」兩項 目，敘述本文想解決的課題：
一、增補考古材料並與傳統文獻互證
（一）簡牘
前賢們重構西漢政區沿革的成果，被當作判定簡牘書寫時空的 標尺，存在著不夠準確的問題，簡牘存在時空的判定方式，更需要 多管齊下進行考證：
一是簡牘內文已有時序，即可參考傳統文獻同時期的敘述，標 明簡牘書寫或存放的時間。如居延新簡 E.P.T57：55A 詳載「宣帝元 康三年六月乙卯朔丁卯，東郡白馬平武里董德」，87足以斷定該簡 指涉的時空。
二是簡牘本身未見時序，則從同批出土文物風格或特徵，找尋 簡牘埋藏的最大時限，再參考傳統文獻來縮小可能的存在時段。像 紀南松柏 1 號墓出土《南郡免老簿》不詳其書寫時間，卻能由墓主 周偃的其他隨葬文物，確認他生活在文帝到武帝前期。
三是簡牘及同批出土文物時序不詳，便從傳統文獻紀錄來汰除 不應出現者。如居延漢簡有數枚登記「淮陽郡」的戍卒籍貫簡，參 照《漢書．諸侯王表》「淮陽憲王」之列，推知這數枚簡絕非宣帝
86 王安春，〈漢初豫章郡所轄十八縣的分布特點及原因〉，《江西廣播電視大學學 報》2001 第 1 期，頁 49-50。
87 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甘肅省博物館編，《居延新簡 甲渠侯官》（北京：中華書局，1994）上冊，
圖版頁 321；下冊，釋文頁 149。
元康 3 年（63B.C.）重置「淮陽國」後書寫的文物。
因此現存簡牘須再全面地重新檢視，並且增補後續出土簡牘與 傳統文獻互證的資料。
（二）印章與封泥
固然漢代印章與封泥出土頗多，後續研究也十分可觀。但是前 賢們多半著眼在印章與封泥的出土地點、收藏來源和印文釋讀。分 析其埋入前的時空背景，使用者和其對象，死後葬器的性質等，再 謹慎地用來重構西漢政區者，僅見於周世榮、王愷等學者的研究。
故而陳波在〈漢初印章剳記〉指出，目前研究漢代印章和封泥的方 式，在時空變遷的考證還不夠精確：
封泥相對於古印，是僅次於第一級真跡的書寫。與簡牘的檢 署、書署封緘的押印，三者使古代官制乃至地理學研究可行，
並助益各種重要課題。……但是，新出土封泥與日俱增的同 時，封泥古印研究還不完全的現況是不言可喻的。有關其背 景、封泥著錄停留在一般文字拓本資料的水準。封泥的形狀、
泥色、重量等，因為實物接觸機會很少，其相關引用及考證 不得不非常慎重。88
尤其兩百年內出土的大量漢代印章與封泥，頗多涉及兩漢郡、縣和 封國的名稱。但是目前研究成果，僅如陳直《漢書新證》徵引封泥 文字來佐證己說；或是像王玉清與傅春喜，以《漢書．地理志》與
《後漢書．郡國志》的汝南郡為範圍，根據印章和封泥來應證西漢 汝南郡曾經轄有哪些縣級單位。但是這些成果還停留在西漢局部地 區，尚未全面運用於西漢政區重構上。因此，本文又盡可能將各地 出土封泥納入材料範疇。再確認當中具有地名的千餘方封泥之存在 時空，了解這些封泥持有者生前生活背景之後，可作為復原西漢各 時期政區的佐證。
二、政區復原模式的再商榷
（一）西漢政區應分西漢全境、王國、郡、縣邑侯國四類繪 製
西漢政區圖的繪製，不論是譚其驤主持之《中國歷史地圖集》
第二冊，89或是程光裕、徐聖謨主編《中國歷史地圖》的「西漢疆
88 陳波，〈漢初印章剳記〉，《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出土漢律令の研究 論考篇》
（京都：朋友書店，2006），頁 232-233。
89 譚其驤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 2 冊，頁 15-36。
域圖」90，大抵繪成西漢全境、郡／王國、縣／邑／侯／國三級。
此繪法看似符合《漢書．地理志》條列的郡國、縣邑侯國分級方式，
彰顯西漢後期王國縮小到與郡同級之制。可是西漢前期《二年律令．
秩律》的轄縣分布，與王國恰好略呈西、東相對的形勢。楊建便在
《西漢初年津關制度研究》中主張，此局面剛好近乎戰國末期的秦 與六國：
秦在四境險要處建關設防所形成的「關中」優越形勢，成為 漢定都關中的直接原因之一。漢初統治者因為歷史形勢的需 要實行郡國並行的制度，漢中央占有戰國時秦國的故有領土，
而劉邦分封的各諸侯王則分別據有山東故六國地區。漢中央 王朝封山東諸侯存在著防範心理，使漢與諸侯王國形成了有 些類似於戰國末期秦與山東六國之間的對立關係。91
這種國內有王、侯國，中央提防著他們的態勢，正是《二年律令》
乃至《奏讞書》帶來之西漢初年天下局勢的印象。然而以往繪製西 漢政區圖時，忽略東方王、侯國群在地方行政體制上，都和中央轄
「郡」及「縣」，仍存有不少差異，例如西漢後期王國多半小於或 等於一郡、侯國也小於或等於一縣、封國租稅是上繳王、侯。因此，
譚其驤等前賢將王國界視同郡界進行繪圖，造成「郡」與「王國」
是同一級別政區的誤解。
事實上，即便到了西漢後期，「郡」的轄縣數幾乎都多於「王 國」，元帝初元 3 年（46B.C.）更明定「令諸侯相位在郡守下」。92因 此「郡」與「王國」二者的位階，就算是西漢後期仍然無法等齊視 之，所以班固書寫《漢書．地理志》時，將趙國至長沙國等 19 王 國轄縣資料，別置於「郡」目之後，未曾將兩者混為一談。如此一 來，譚其驤、周振鶴等學者繪製的西漢政區圖，莫不簡化二者為同 級地方政區，視「王國」為「郡」級政區是不妥當的畫法。更何況 三級繪法僅能呈現中央與王國間的統轄關係，無法表達西漢前期相 互提防的緊張關係。因此本文將王國與郡的區隔開來，以雙軌並行 的方式繪製各政區圖，試圖呈現王國置廢帶來的政區變動，以及王 國分布牽動西漢中央的「防內」形勢。
90 程光裕、徐聖謨編，《中國歷史地圖》（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0）
上冊，頁 15-16。
91 楊建，《西漢初年津關制度研究》，頁 42。
92 班固，《漢書．元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9，頁 283。
（二）現有《漢書．地理志》逆推模式有疏漏
解：
《漢志》信都屬縣十七，應表示元延綏和間信都郡（而不是 信都國之領域），《漢志》所以記為信都國者，因郡國名以元 始二年戶口籍為據，這個情況與廣平國同。94
故而武帝元朔 2 年（127B.C.）行推恩令以後，王國內不得轄有侯 國，侯國須旁附鄰近郡份，是相當明確的原則。
不過，元朔 2 年（127B.C.）以前，侯國隸屬對象為誰，目前 學者們仍存有歧見。觀點有三種：一是皆歸屬漢郡，二是分屬漢郡 與王國，三是不屬漢郡與王國而直轄於中央的飛地。筆者逐一討論 如下：
第一種「皆歸屬漢郡」的觀點，乃是往前延伸西漢後期的規則。
一如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述及，侯國建置後即列入漢郡：
王子侯國照例不屬諸侯王，須別屬漢郡，……而廣平國、信 都國所以領有王子侯國，乃因侯國反覆改隸，「特史家不能 一一載之耳」。95
惟此一制度是否源自西漢建國時，目前則無法證實。因此周振鶴僅 言明「照例」，卻未明言此例始於何時，更未斷言其例能否適用於 西漢前期。倘若此例開始於漢高帝初封群侯時，「侯國」就算是政 區逆推的變因，卻非毫無規則可循，西漢政區變動也能完全明朗。
第二種「分屬漢郡與王國」的看法，是陳蘇鎮在〈漢初侯國隸 屬關係考〉提出。他藉由《二年律令．秩律》諸多縣名，對照呂后 2 年（186B.C.）以前被廢的侯國資料。挑出射陽、陽夏、淮陰、芒、
深澤等五處夾在王國內，卻未在《二年律令．秩律》縣名之列，推 測這些侯國廢後被歸入王國：
筆者認為，除了向列侯提供租賦力役等服務時要與列侯及其
「家臣」發生聯繫外，侯國在日常政務的處理上應和普通縣 道一樣分屬所在漢郡或王國管轄。……在漢初郡國並行體制 下，漢郡中的侯國既歸屬漢郡管轄，王國中的侯國便應歸王 國管轄。……顯然，《秩律》所載縣道侯國都是漢朝所轄。
侯國的考證，說明《漢書．地理志》僅改此二國標題，造成王國內能轄有 侯國的錯覺，但事實並非如此。
94 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頁 90。
95 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頁 23。
既然如此，《秩律》不載的縣道侯國便應是王國所轄。96 果如陳蘇鎮所言，侯國置廢不影響郡或王國的政界，也就不構成逆 推西漢政區的變因。
可是陳蘇鎮該篇論述視《二年律令．秩律》為完整的文本，忽 略這批竹簡出土時頗有殘斷、缺漏。還冒險地將當中和漢初封侯資 料重疊者，直接看成侯國資料，欠慮《漢書．地理志》東海郡同時 存在著平曲縣和平曲侯國的這類情況。就連他作為反證的五侯國，
先是誤植淮陰、射陽此二吳國地入楚國。又未察覺淮陰、芒二侯國 廢於高帝 11 年（196B.C.）以前，不久之後有英布反亂，劉邦調整 楚地各封國轄區（詳見 227-229 頁）。使得淮河以南的淮陰和射陽，
被劃歸甫冊封為吳王的劉濞吳國之內。同理，陽夏侯國廢於高帝
被劃歸甫冊封為吳王的劉濞吳國之內。同理，陽夏侯國廢於高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