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聯合或協同行為排除適用反壟斷法合理性探討

競爭法之目的在於市場之有效競爭而非完全地自由競爭。農業生 產過程中，需要承擔自然因素等不確定風險，屬於高風險產業，又因 其具有若干物理特質存在，所以農業不適合自由競爭市場，允許農民 間組織合作社實施聯合行為以增加市場之談判能力，合作社適用除外 於反壟斷法，為美國、日本、德國與歐盟等國家組織所肯認。但由於 合作社之聯合行為促使固定價格或是導致農產品價格不合理提高時，

仍應受到競爭法之限制。大陸《反壟斷法》第 56 條：「農業生產者及 農村經濟組織在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運輸、儲存等經營活動中 實施的聯合或者協同行為，不適用本法」。意指農民專業合作社於農產 品生產等經營活動實施聯合行為，聯合行為通常主要是協議各方對於 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地區、對象等進行限制，因而阻礙、扭曲 正常之市場競爭與交易，惟基於農業產業之保護與扶植農業生產等業 者（農民專業合作社）而不受反壟斷法規範²⁵¹。是以其聯合行為（壟 斷協議）之範圍涵蓋橫向與縱向壟斷協議，即使因該等聯合或協同行 為，導致市場價格有不合理提高時，似仍不受規範。

250吕明瑜着，竞争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 6 月第 1 版，页 223 至 224。

251孟雁北着，反垄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 9 月第 1 版，页 219。

大陸農民專業合作社實踐情形，已非 19 世紀英國羅虛戴爾公平先 鋒社設立時，純粹為社員提供經濟性與社會性服務之初衷。尤其是以 龍頭企業帶動組建之合作社，已有別於傳統合作社之運作模式，朝向 農業產業化經營之方向前進。

農業產業化經營係農業與工、商業間基於互相合作，共同結合為 一個農工商合作之經營主體，形成農業產銷一體化體系。影響產銷體 系成敗與否之關鍵，除農業生產者外，最重要之因素在於工商企業之 相互配合。以目前大陸農業產業化經營之類型中，最為典型者莫過於 龍頭企業為首所組成之組織。所謂「龍頭企業」通常為當地大型公司 企業組織。其經營方式係透過合作社（農民）與工商企業在生產與銷 售之環節，建立合作關係以建立農業生產、加工、銷售一體之產業鏈，

為合作社（農民）與企業共創雙贏局面。

但大陸農業產業化經營後之農民專業合作社之功能，以實際運作 經驗而言，已淪為工商企業尋求穩定原物料來源，以法人身分帶頭組 織農民設立合作社，透過合作社與農民簽訂長期供貨契約，合作社或 農民所得到的僅是該企業回饋少額利潤作為讓步，企業卻由合作社得 到超額之商業利益。農民專業合作社原本設立宗旨係透過同類作物之 農戶間互相合作，以團體之力量增加農產品在生產、加工、運輸、銷 售等方面之市場談判實力。成員農民為主體、採入退社自由、以民主 管理、盈餘分派按交易額為原則所組織。惟參考國外合作社失敗之經 驗，多半係缺乏資金所致，乃基於維持合作社永續經營之考量，於《農 民專業合作社法》第 14 條明文允許與農民專業合作社業務直接有關之 企業，能夠利用、享受合作社所提供之服務者，可以成為成員；另外 同法第 17 條對於出資額較大之成員，得依章程規定享有附加表決權。

工商企業憑藉其雄厚資金，申請加入或帶頭組建農民專業合作社，固 然得以為農民專業合作社帶來雄厚資金，但可能合作社之經營權也由 企業所主導，依據現行法律非合作社性質之龍頭企業，得以合作社之 形式從事實質之商業行為，結果將會產生以自我服務為目的之農民合 作社難以積極發展。

為何龍頭企業願意積極加入或創辦合作社？大陸《農民專業合作 社法》第 50 條規定：「中央和地方財政應當分別安排資金，支持農民 專業合作社開展信息、...，等服務。」第 52 條：「農民專業合作社享 受國家規定的對農業生產、加工、流通、服務和其他涉農經濟活動相 應的租稅優惠。」北京某著名生猪屠宰集團主動向當地養猪合作社申 請加入，社員即反映該集團實際目的在於控制當地生猪貨源並謀取國 家優惠政策；另吉林省四平某著名企業集團在梨樹縣創辦養猪合作

社，並為當地入社養猪農戶提出優惠條件，如此可以獲得優惠貸款，

當地幹部及民眾反映，該企業目的乃欲將政府對合作社之扶持政策、

支援農業資金全部納入其創建之合作社體系中，並由企業掌握；另曾 在北京召開之某合作社研討會上，即有代表反映，其在浙江、廣東從 事調查時，發展一些中小企業以數十元乃至百元不等之價格，向當地 農民借用戶口本註冊假合作社，以騙取政府稅收優惠。由上開事例已 足以說明龍頭企業加入或領辦合作社，不僅是為獲得生產所需之原物 穩定供給，甚至有意壟斷當地之生產貨源，以排除、限制外地廠商進 入當地從事競爭，此外藉合作社之名義，套取政府財政與租稅優惠，

亦是主要因素之一²⁵²。

目前在大陸農村存在之各種合作社中，大量之合作社發起人往往 是合作社業務之提供者，例如供銷社提供農資與產銷售服務、龍頭企 業提供農產品銷售服務，農技推廣部門提供技術服務等，即使係由農 村能人、專業大戶所發起，許多人同時亦為農產品經紀人、經銷商，

從而該等發起人所組建之合作社，是否屬於真正之合作社？事實上，

外國合作社近年來之發展亦呈現類似現象。儘管有論者以為農戶與龍 頭企業間，二者之間因農產品交易而存在著供需關係，但從交易本質 而言，彼此均以合作社之服務為中介，互為利用者與使用者，而非以 投資者之身分加入合作社，雙方目標具有一致性。龍頭企業成為合作 社成員，實質上係將農業產業化中之「龍頭企業（公司）＋合作社（協 會）＋農戶」之外部關係，透過合作社組織將此種關係內部化。成員 間（即農戶與龍頭企業）透過相互信任，建立相互依賴、具持久性之 業務關係，以減少交易風險²⁵³。

按企業隱身於合作社，除可透過合作社取得農民長期、穩定之較 低成本原物料供應貨源，另外獲得政府財政補助與稅賦優惠，以此生 產優勢與其他競爭對手從事市場競爭，顯然已居於競爭優勢。根據實 證經驗，以公司為發起人創辦之合作社能有效的為農民提供農產品銷 售之管道；同時也為公司之生產解決原料來源之困境，彼此互蒙其利。

但以公司為依托組建之合作社，隱藏之風險日益凸顯，主要反映於公 司主營業務與農戶生產活動，彼此居於產品供銷之上下游關係，並非 依存共生結構。公司挾其雄厚資金及強大之市場力量，遠非農戶可資 比擬，農戶與公司之關係已非相互依存，而是依附公司。在所謂「龍 頭帶動型合作社」，合作社之經營權完全由公司法人（社員）實際操控，

252张晓山、苑鹏着，合作经济理论与中国农民合作社的实践，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年 8 月第 1 版，页 106。

253张晓山、苑鹏着，合作经济理论与中国农民合作社的实践，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年 8 月第 1 版，页 102。

農戶弱勢群體社員之經濟利益未必受到完善保護，與組建合作社前以

「公司＋農戶」模式之農業產業化並無多大區別。承前所述，公司以 合作社之名，除試圖壟斷本地農產品貨源外，並享受政府所提供之財 政與稅賦優惠。此時「合作社」之本質實為「公司」，為營利性之社團 法人，倘於市場競爭時，以聯合或協同行為從事競爭，必受到反壟斷 法規範，惟以合作社之形式從事聯合壟斷時，非但不受規範，反倒受 到法律保障甚至由政府給予財稅優惠，相較於其他未創辦合作社之企 業（公司）而言，其競爭行為已處於不平等之立足點，本質上彼此已 形成不公平競爭。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綜觀中共建政後 60 年之經濟轉折，改革開放之前，大陸實施高度 的計畫經濟體制，該時期民眾認為計畫與市場乃對立之概念，計畫調 節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之本質特徵；市場調節視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 之特質。1978 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改革開放」政策，改革之 初，大陸提出實行之經濟制度，係以計畫調節為主，市場調節為輔；

隨後提出則是有計畫之市場（商品）經濟。直至 1992 年鄧小平視察南 方發表重要談話後，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目 標，讓市場於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產生基礎性作用；

第十四屆三中全會《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 定》，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基本架構；十六屆三中全會《關於完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進一步健全國家計畫 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相互配合之宏觀調控體系。」中共十七大報 告對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提出「要針對對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規律的認識，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 用。」改革開放歷經 30 餘年發展，指令性計畫基本上已退出調節領域，

計畫實施之手段日趨多樣，以往藉行政手段之直接管理模式為主，改 採綜合運用經濟、法律、行政手段間接管理²⁵⁴。

計畫實施之手段日趨多樣，以往藉行政手段之直接管理模式為主，改 採綜合運用經濟、法律、行政手段間接管理²⁵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