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隋煬帝艷史》創作精神探析
一、 歷史與小說的跨界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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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隋煬帝艷史》創作精神探析
第一節 歷史/小說－－真實與虛構的拉鋸
一、 歷史與小說的跨界審視
為《隋煬帝艷史》的小說類型定位時，不論視其為單純的講史小說，或者是 添加人情元素的歷史演義小說，研究者首先關注的都是其中的歷史元素部分。皇 帝位處於正史當中的本紀，即使說史書上記載的歷史事件大部分都圍繞著歷代皇 帝建造出來的朝代與年號而生也毫不為過，以歷史上最受人矚目的皇帝作為主 角，其對於「歷史」的關懷是難以抹滅的。
歷史重視的是實錄，也就是探求記載的真實性，但寫作歷史卻難以完全的客 觀，歷史的敘事必須指向真實，但在重現歷史事件時，歷史學家無法將所有的事 實包括進來，因此他必須裁選材料，填補空白，海登．懷特也指出：
一個歷史敘事必然是充分解釋和未充分解釋事件的混合，既定事實和假定 事實的堆積，同時既是作為一種闡釋的一種再現，又是作為敘事中反映的 整個過程加以解釋的一種闡釋。1
這段話揭示重視真實的歷史當中無可避免的虛構性，但依然強調事實的存在，假 定事實也是為了闡釋歷史，每個歷史事件中的關係並不是事實所固有的，是透過 歷史學家的觀察組合才產生的，因此在歷史學家不同的價值意識下，對史實的詮 釋也將有所不同。而這所謂的詮釋則展現在敘事之內，敘事是一種對情節的建 構，可以賦予事件不同的意義，甚至能因語言文字的刻意選用而影響讀者對歷史 事件的觀感，而掌有主導權的敘述者本身的意識形態在此就顯得十分重要。2
中國的歷史記載探求的實錄精神，從眾人對正史之祖《史記》的評論即可看 出。揚雄首先在《法言》中指出「太史遷，曰實錄。」3班固在漢書中則進一步 為實錄作解釋，4此處的「實」並非專注於歷史真相的如實記載，著重的是對「事
1 海登．懷特著，陳永國、張萬娟譯：《後現代歷史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6），
頁 63。
2 同上注，頁 333、357-358。
3 （漢）揚雄：《法言》（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32。
4 （漢）班固：《漢書．司馬遷傳》：「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台北：鼎文書局，1997，頁 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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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彰善顯惡，要求述史者藉由主觀性的文字表達史事的價值，因此與其說中 國歷史重視的是「求實」，不如說在本質上注重的是「傳真」的精神，而這種「真」
指的是儒家文化中的道德精神之真。5所以在《史記》當中，可以看到司馬遷為 了突出人物形象所為的虛筆，但即使如此，卻在不影響其歷史價值之上，另外增 添了文學價值，而這種寫人敘事的手法，更成為後代小說的借鑑。但這同時也導 致中國古代文史不分家的概念，將歷史著作視為文學的一種，並有所謂「史傳文 學」的討論，認為史家在追求真實的時候，借用語言文字的力量傳達所要表達的 精神，而這些語言文字的精煉與生動的傳形達意，也發揮了感染力，使閱讀的讀 者產生了藝術美感，文學價值也於焉產生。
而在文學的領域當中，與歷史關係最深的就是以歷史作為基底的歷史演義小 說了。浦安迪在《中國敘事學》中指出「＂演義＂是一種跨＂史文＂與＂小說＂
的騎牆文體」，6顯示歷史演義複雜的定位問題，明清兩代的書目也因對文體屬性 認知差異而產生分類上的紛雜現象。7
陳維昭曾從文體論的角度整理明清時期關於歷史演義的論述，將其分為三 類：定位在正史與野史之間、單純當作野史看待、屬於小說類，8而它究竟屬於 歷史還是小說的討論，大多糾結在真實與虛構的問題之上，研究者從歷史的角度 切入，就認為以歷史為題材的就應遵循史實、演繹歷史，並有補史之責；從小說 的角度切入者，則認為虛構是小說審美情感的一大要點，不應為史實所囿，應展 現出不同於史書的藝術特色。
眾人對於小說虛構性的認同是無庸置疑的，但在面對歷史演義小說時卻變了 樣，如馮夢龍雖不反對小說虛構的看法，卻依然在改編《列國志》時刪除其中不 符史實的部分；胡應麟認同小說中虛構帶來的藝術魅力，卻也批評《三國演義》
中不符史實的情節，9可見他們依然用「是否符合史實」來作為檢驗歷史演義小 說的標準，而刻意忽略小說應有的虛構性。
而在面對歷史演義小說時，首先跳脫出符合史實這個實錄框架的是《隋史遺 文》的作者袁于令。〈隋史遺文序〉言：
史以遺名者何？所以輔正史也。正史以紀事，紀事者何？傳信也。遺史以
5 劉靜怡：《歷史演義：文體生發與虛實論爭》（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
頁 105-107。
6 ［美］浦安迪（Andrew H. Plaks）：《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11），頁 16。
7 劉靜怡：《歷史演義：文體生發與虛實論爭》（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
頁 51。
8 陳維昭：〈論歷史演義的文體定位〉，《明清小說研究》2000 年第 1 期（總第 55 期），頁 41-45。
9 劉靜怡：《歷史演義：文體生發與虛實論爭》（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
頁 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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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逸，搜逸者何？傳奇也。傳信者貴真：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摹聖賢心 事，如道子寫生，面面逼肖。傳奇者貴幻：忽焉怒發，忽焉嘻笑，英雄本 色，如陽羨書生，恍惚不可方物。茍有正史而無逸史，則勳名、事業彪炳 天壤者，固屬不磨；而奇情俠氣、逸韻英風史不勝書者，卒多湮沒無聞；
縱大忠義而與昭代忤者，略已挂一漏萬，罕睹其全。……蓋本意原以補史 之遺，原不必與史背馳也。竊以潤色附史之缺，亦存其作者之初念也，相 成豈以相病哉？10
袁于令在此清楚地界定了「正史」與「遺史」的差異，指出「正史」重在傳信，
必須寫真，「遺史」主要是補史之缺，雖不與史相背，但也不須奉史為圭臬而亦 步亦趨，因此內容「什之七皆史所未備者」11。但即使袁于令認同小說不須遵從 歷史的虛構性，卻依然將作品視為補史之作，以補史作為小說的價值。
補史之說令人聯想到新史學的研究，腓力普‧阿里葉斯在《法國當代新史學》
一書中曾說：
傳統史學幾乎只注意個人、注意社會的最高階層、注意精英分子（國王、
政治家、大革命家等）和事件（戰爭、革命等），或只注意制度（政治的、
經濟的、宗教的等）。12
新史學研究的重點，正是突破傳統中只著重於某一部分人事物的歷史，不再以政 治因素做為歷史風貌的全部，希望擴大史料的範圍，全面地從經濟、社會、心理、
宗教、地理等各種方面進行研究，以更接近真正的歷史活動。如果正史上的皇帝 本紀代表政治面的歷史記載，那麼即使以高階層份子作為描寫的主角，結合歷史 背景和民間傳說的「稗官野史」，就是跳脫出傳統官方觀點的新史學研究素材。
然而，補史之說也出現在與《隋史遺文》的出版時間相距不遠的《隋煬帝艷 史》當中，13齊東野人在〈凡例〉中表示：
稗編小說，蓋欲演正史之文而家喻戶曉之。近之野史諸書，乃捕風捉影，
以炫市井耳目。熟知杜撰無稽，反亂人觀瞻。今艷史一書，雖云小說，然 引用故實，悉遵正史，並不巧借一事，妄設一語，以滋世人之惑，故有源
10 （明）袁于令評改，李又文、曾良校點：《隋史遺文》（《明代小說輯刊》第三輯第二冊，
侯忠義主編，四川：巴蜀書社，1993），頁 5-6。
11 同上注。
12 雅克．勒高夫等著，桃蒙、李幽蘭編譯：《法國當代新史學》（台北：遠流，1993.9），頁162-163。
13 據陳大康《明代小說史》後之「明代小說編年史」，《隋史遺文》出版年代為崇禎六年，晚《隋 煬帝艷史》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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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委，可徵可據，不獨膾炙一時，允足傳信千古。14
和袁于令相比，齊東野人表面上仍未脫離遵從歷史書寫小說的窠臼，他否定「巧 借一事，妄設一語」這種強調虛構特色的小說寫作手法，認為小說應以演正史之 文為佳，其態度依舊類似史家觀點，強調「引用故實，悉遵正史」，「有源有委，
可徵可據」，以真實性為重。
研究者在觀察作家群引史傳入小說的動機時，陳平原指出這與史書在中國古 代有崇高地位有關，因此借鑑史傳有助於提高小說的地位，15紀德君則從教化的 角度切入，認為歷史演義小說既可傳播歷史知識，又能以淺俗的方式教育人民，
鼓吹道德教化和勸善懲惡，並發洩作者對政治的不滿。16這些觀點可為齊東野人 的看法做註腳，除了藉史傳名義以期作品能傳信千古外，他更強調「著書立言，
無論大小，必有關於人心世道者為貴」，認為《隋煬帝艷史》書中的譏諷規諫之 意是有裨於風化而作，17且同時懷抱著補史的理想：
歷代明君賢相，與夫昏主佞臣，皆有小史。或揚其芳，或播其穢，以勸懲 後世，如《列國》、《三國》、《東西晉》、《水滸》、《西遊》諸書，與廿十一 史並傳不朽，可謂備矣。獨隋煬帝繁華一世，所行皆可驚可喜之事，反未 有傳述，殊為闕典。故爰集其詳，彙成是帙，庶使弔古者得快睹其全云。
18
齊東野人也認為正史無法完全涵蓋所有重要事蹟，因此須借小說完備之，所以同 樣以「史」為名，展現補史的企圖心，但他卻並非單純的搜尋「遺史」，而是以
「艷」作為補史的標準，此時歷史與小說的界線就清楚地被劃分了。
陳文新在分別史部與子部的差異時，認為二者的敘述原則是相同的，但取材 原則卻大異其趣，史部的取材原則是「事所實有」，子部書的原則則是「理所宜 有」，子部書是站在闡發思想和知識的原則上寫作的，因此具有虛構的權力，但
陳文新在分別史部與子部的差異時，認為二者的敘述原則是相同的，但取材 原則卻大異其趣，史部的取材原則是「事所實有」，子部書的原則則是「理所宜 有」，子部書是站在闡發思想和知識的原則上寫作的，因此具有虛構的權力，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