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聽到因戰爭而被圍城的故事，例如明末清軍圍攻揚州城的慘烈，例如二次大 戰期間，俄國聖彼得堡被德軍長期圍困，餓死幾十萬人的地獄情狀。我們較少聽到閉關 自守的事，其實稍想一下，也可以找到幾個例子：(1)明代被倭寇侵擾後，規定「片板 不准下海」；(2)日本被美國 Matthew Perry 將軍（1794-1858）強迫開國（1852-4）之前，
不就採取鎖國政策嗎？(3)中國在毛澤東時代，不就是個「鐡幕」嗎？(4)金正日主政下 的北韓，也是在自我封閉、人民飢餓、領袖神格化的閉鎖狀態。
研究經濟鎖國的文章不多，Bernhofen 與 Brown（2004、2005）認為日本鎖國（沒 有國際貿易）與不鎖國（自由貿易）的 GNP，大概會有 8%到 9%的差異。這兩篇好文 章寫得太技術性，不易轉述。Douglas Irwin 寫了一篇故事性較強的文章，分析美國在 1807 到 1809 年間（傑佛森總統時期），因為採取貿易禁運（embargo）政策，造成 GNP 大約 5%的損失。那時期美國的對外貿易（貨物出口加上船隊的運費利益），約佔 GNP 的 13%；閉關自守的代價高昂，14 個月後就廢止鎖國禁運政策。
這件事發生在英法戰爭期間，這場打了非常久的戰爭，稱為 Napoleonic Wars（注 意：有個 s）。其中有一段較持續性的爭戰，大約從 1792 年 4 月打到 1815 年 11 月，拿 破崙在這段期間（1799-1815）統治法國，就以他的名字來指稱這段戰爭。英國想要封 鎖歐陸，所以禁止中立國（尤其是美國）的船隻進出。英國海軍在美國東岸巡邏，攔阻 美國船隻、上船搜索、逮捕船員、沒收船隻、貨物和其他財物，還指控美國的水手，說 他們是英國的逃兵。法國也有類似的作為，但沒英國那麼囂張。
美國對這種欺凌的反彈聲浪日高，但因國家弱小也無法強硬反抗，只有四條路可 走：(1)屈服於英國的欺壓；(2)對英宣戰，要求英國尊重美國船隊的權益；(3)對國內頒 布閉關禁運令，保護美國的財產不受外國欺凌；(4)對英國經濟報復。
英國又引發幾次事端後，美國政府決定閉關禁運，一方面保護本國船隻與船員免於 英國的騷擾；二方面要讓英國在航運與商品上產生困擾，逼迫英國改變政策。1807 年 12 月，傑佛森總統諮請國會通過禁運條例，國會很快就禁止美國船隻航向外國港口，
也禁止外國船隻從美國運出任何貨物。
禁運的效果很好，1808 年只有很少的（走私）美國船隻在歐洲港口出現。1800 至 1807 年間，美國船隻運載到英國的總貨量，每年約在 11 至 19 萬噸之間。1807 年 12 月 實行禁運後，1808 年運至英國的貨物，陡降到 3 萬噸左右（減少 80%）；14 個月之後，
禁運令在 1809 年 3 月解禁，載貨量立刻跳回原先的水準（約 17 萬噸）。
為什麼在禁運期間，還有 3 萬噸的貨物載運到英國？主要是有商人不遵守禁運令，
因為海岸線很長，走私活動無法禁絕。另一方面，禁運令阻擋許多人的財路，也阻斷不 少人的生機，工商業都希望趕快廢止，尤以東北部的新英格蘭地區最積極。禁運令只撐 14 個月的另一項因素，是英法兩國不怕美國的威脅，完全不予理會。1808 年的美國實 力不足，本來想用禁運來要脅英法，沒想到自討沒趣，14 個月不到就破功了。
從進出口的金額來看，禁運期間（1807 年 12 月至 1809 年 3 月）的商品出口額，
從 1807 年的 4 千 9 百萬，跌到 1808 年的 7 百萬（減少 80%以上），出口利潤減少 64%。
進口方面，從 1807 年的 8 千 5 百萬，跌到 1808 年的 4 千 5 百萬（大約少了一半）。
美國那時的主要出口貨物，是煙草、麵粉、棉花、稻米，這四項貨物在 1807 年時，
佔出口總值的 2/3。在禁運期間，因為無法銷售到國外，導致稻米的批發價格下跌 50%，
棉花和麵粉跌了 30% - 40%，煙草跌了 20%左右。相反地，原先從外國進口的物品，在 禁運期間平均飊漲 1/3 以上。整體而言，這 14 個月禁運對進出口的打擊程度，相當於 美國把進口關稅提高到 60%。
Irwin 嘗試計算禁運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做了不同的假設條件與複雜的計算後，他 認為禁運大概使 1808 年的 GNP 減少了 5%。1807 年美國的 GNP 約為 6 億 8 千萬，減 少 5%等於損失 3 千 4 百萬美金，在那時候是個天文數字。2004 年台灣的 GNP 是 333,442 百萬美元，減少 5%就是損失 168 億美元，禁運一年的代價相當高。
當時的輿論界說：「禁運造成沿海各州癱瘓，然後向內陸各州蔓延。新英格蘭地區 受到嚴重打擊，物價跌了 3/4，國際貿易全部停擺。」美國的第一任財政部長 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早在 1794 年就指出禁運的可能後果：「禁運對我們的貿易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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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沈重的干擾，對進出口的影響難以估算。國外的貨物價格會高得離譜，本國的貨物價 格，也會等比例地下跌。這會影響我們（國家）的收入和信用。這些狀況結合在一起之 後，會對整個社會產生最危險的不滿與失序，逼使政府不體面地受挫。這些嚴重的後果，
都不是由外在因素引發的。」
現在來看國會對禁運的態度。當時的議員有兩派：共和黨（Republicans）和聯邦派
（Federalists）。1807 年 12 月投票實施禁運時，共和黨有 82 票贊成實施，19 票反對。
1809 年 2 月表決是否要維持禁運時，共和黨有 33 票贊成維持，59 票反對。只間隔 14 個月，共和黨對禁運的態度截然相反。聯邦派對禁運的態度從頭到尾都很一致：全票反 對，零票贊成。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閉關自守的代價很高，明朝片板不准下海、毛澤東禁絕海外 關係、今日北韓的鎖國政策，事後都證明為不智之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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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hofen,Danieland John Brown (2005):“An empiricalassessmentofthecomparative advantage gains from trade: evidence from Japa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1):208-25.
Irwin,Douglas(2005):“Thewelfarecostofautarky:evidencefrom theJeffersonian trade embargo, 1807-09”,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3(4):631-45.
2003 年初台灣爆發 SARS 時，台北市和平醫院封院的事件，以及其他醫院有醫師 犧牲的情況，許多人都還印象深刻。當時升高中的基本學力測驗還因而延期，各型的口 罩嚴重缺貨，火車與汽車的乘客銳減。各國對 SARS 全力撲救，加上天氣轉熱（SARS 病毒怕高溫），狀況才控制下來。
接下來的另一個大威脅，就是讓全世界高度警惕的禽流感（avian influenza 或簡稱 為 bird flu）。這是候鳥在各國之間遷移，透過雞鴨、鳥類、豬隻，傳染病毒給人類的流 行感冒，有許多國家都有災情報告。台灣嚴密監控各種可能管道，撲殺不少從大陸走私 的鳥類。
目前威脅人類的是 H5N1 型病毒。H5N1 是什麼意思？H 是 Hemagglutintin（血球 凝集素），主要的功能是「與宿主細胞上的受體結合，以利病毒進入細胞中。病毒進入 細胞後，會接管細胞，合成大量的病毒蛋白質與 RNA，之後再將這些蛋白質和 RNA 組 裝起來，就成了新病毒。病毒要離開細胞時，神經胺酸酶（Neuraminidase，簡稱 N）會 切斷病毒與宿主的連結。」簡言之，H 是用來進入細胞的，N 是用來離開細胞的。（《科 學人》2005 年 12 月號頁 59）
H 有 16 種，N 有 9 種，H 與 N 的組合共有 144 種（= 16 x 9）。H5N1 表示：這種 病毒是由 H5 和 N1 組合成的。H1 到 H16 的編排順序，是依照病毒鑑定的先後順序編 號，N1 到 N9 也是依鑑定的時間順序排列。
1918 年的流感（不一定是由飛禽傳染，所以不能稱為禽流感），是 H1N1 型病毒株，
引發全球大流行，4 千多萬人喪命。1957 年的流感是 H2N2 型，全世界約 100 至 400 萬 人死亡。1997 年在香港流行的，是 H5N1 的禽流感，18 人罹病、6 人喪生。1999 年香 港有 H9N2 型流感病毒，感染 2 位孩童。2003 年在 8 個亞洲國家傳播 H5N1 型，同年
78 威脅。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的 Douglas Almond 教授，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把 焦點聚在：1918 年流感時受孕的胎兒，比流感之前和之後受孕的胎兒，成年之後的各
透過母體間接感染了。Almond 運用 1960-80 年間的十年普查資料（Decennial Census data），發現 1919 年上半年出生者，教育程度較差，身體殘缺的比例較高，平均所得較 差，社經地位也較低。
但這項資料沒有健康方面的數據，所以他進一步運用 1984-96 年間的 Survey of Incom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SIPP）調查資料。這項資料共有 25,169 個樣本，都是 1915-23 年間在美國出生，在此項研究進行時，年齡為 60 到 82 歲之間的人士。
生者，這 7 項指標就明顯地改善（也是 99%顯著）。
這項研究的政策建議是：政府應該增加對胎兒健康的投資。長期而言，(1)這對全 國人力資本的健全性會有助益，(2)會減少許多慢性病的醫療費用，(3)減少許多社會福 利開支。
參考文獻
「禽流感專輯」，《科學人》2005 年 12 月，第 46 期，頁 3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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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ond, Douglas (2006):“Isthe1918 Influenza Pandemic Over? Long-Term Effects of In Utero Influenza Exposure in the Post-1940 U.S. Popul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4(4):672-712.
Barry, John (2005): The Great Influenza: The Epic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lague in History。
王新雨譯：《大流感：致命的瘟疫史》，台北：台灣商務（2006）。
Kolata, Gina (2001): Flu: The Story of the Great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 and the Search for the Virus That Caused I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吉娜‧科拉塔（2002）《流 行性感冒：1918 流感全球大流行及致命病毒之發現》，台北：商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