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新秩序？ 建構普世跨國性科技規範之契機
2. 修正的 WTO 體制：增強民主溝通機能
2.3 WTO 作為價值溝通平台：民主化的需求
前段的論述，總結出WTO 應採取積極態度面對科技發展與貿易交錯時之規 範需求，其實僅完成了歐盟模式第二階層中「政治協商與利益衡量」的部份，對 於「兼顧民主」這個重要的機能，尚未作出評價。事實上，「民主」對於科技法 律議題的重要性，可說是居於核心地位，蓋缺乏民主而形成的「科技議題之專家 治理」，不僅恐與社會脫節，更可能忽略科學不確定性背後的價值判斷問題，導 致風險管理上的災難——風險的認知與定義，是相對的、非全然客觀的，甚至是 政治性的，必須與社會脈絡緊密連結542。人民缺席的科技規範理論，已經實質脫 離了原本保護義務的要求。
歐盟模式對於民主參與要求的解決，分別從形式與實質兩方面來著手：形式 上透過歐盟議會分享立法權，確認規範的民主正當性（第四章：二‧2.1）；實質 上則經由公眾參與等制度性保障，達成審議式民主的效果（第四章：二‧3.2）。
這種形式與實質民主的劃分當然並非絕對，此處所要強調的，毋寧是歐盟中對於
539 倪貴榮等（2003），前揭註 90，頁 419-423。
540 亦即，其持續強調「貿易」的考量，最終將導致 WTO 體制在參與其他與貿易交錯議題的「反 挫」（backlash）；Strauss (2008), supra note 414, p. 824.
541 陳純一（2007），前揭註 537，頁 32-33、43；羅昌發（2004），前揭註 530，頁 879-888。
542 周桂田（2003），前揭註 69，頁 172-175；許耀明（2007），前揭註 69，頁 206-212；何建志
（1999），前揭註 57，頁 25；資策會科法中心（2008），前揭註 483，，第 6 章，頁 18-25。
科技立法民主參與的努力，透過一種雙軌的制度架構，完整地表現在前述的歐盟 模式之中。而即便是這樣，歐盟法仍時常被譏諷為「布魯塞爾的技術官僚」所掌 控的菁英化政治543；相較之下，現行的WTO 體制更可說是全球技術官僚在日內 瓦的大集會，單純透過這些專家們來進行科技風險評估，就如同1975 年的阿希 羅馬會議（Asilomar Conference）544一般，只不過是一齣「荒謬劇場」545。
因此，除了推動WTO 作為科技議題溝通平台以外，民主化的改革必須同步 進行。此處所謂WTO 民主的必要性，並非由 WTO 法本身所導引出的應然，而 是基於順應科技、環境等議題對於貿易爭議的大量滲透所形成的改革壓力。事實 上，WTO 體制的民主赤字，長久以來也已經面臨許多批判546。各國在 WTO 架 構中雖然有政治協商與利益衡量的過程，但由此得出的各種次級協定與多邊協 定，事實上缺乏如同歐盟模式一般的民主正當性的確認，所反映出的是一種「國 際霸權」的運作結果，而非基於全球保護義務所彰顯的「普世人權」。不過，我 們無法（亦無須）要求WTO 採行如同歐盟議會一般的代議民主體制，而將其總 會的運作模式徹底改組；畢竟，以全球為尺度的「世貿議會」不僅難以想像，也 與WTO 非政治性的自由貿易主旨有所違背。目前的 WTO 就經貿議題的運作密 度，都還未達到《馬斯垂克條約》前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程度，自然也無須談論由 單純的經濟合作邁向政經整合的階段547。
543 “The Technocrats in Brussels”或許已經從嘲諷式批判逐漸成為「歐盟特質」的一部分（歐盟官 僚作為一種階級？），某位在布魯塞爾工作的官員甚至以此為名，建立其報導歐盟運作相關消 息的Blog：http://eurotechnocrat.blogspot.com/（最後到訪日：2009.6.3）
544 於 1975 年 2 月召開的 Asilomar 會議，是在基因改造技術發展的早期，由科學社群所推動的 內部共識會議，而其主要目標，是設計出安全的管制模式，使實驗得以繼續進行。在Asilomar 會議之前，已經有許多科學家主動意識到基因重組技術可能的風險，但真正激進主張不應繼 續實驗的科學家，卻被主流科學界排除在會議之外。簡言之，Asilomar 會議將科技決策定義 為科學問題，把風險與知識劃上等號，期望鞏固專家在科技議題中的支配地位。詳見林國明，
（2003），前揭註 69，頁 312-318。
545 此乃分子生物學之父 Watson 對 Asilomar 會議的評價。James Watson, “In Defense of DNA”, The New Republic, vol. 176 (June 25, 1977).（轉引自林國明（2003），同前註，頁319。）
546 Winickoff et al. (2005), supra note 414, pp. 99-107. 現任 WTO 秘書長 Pacal Lamy 甚至提出新增
「集體偏好」（collective preference）之例外條款，作為現階段 WTO 法對於在地民主的回應；
見許耀明（2007），前揭註 69，頁 226-228。
547 「歐盟經驗」同樣也證明瞭，太早急於走向政治整合的嘗試，最後都已失敗破局收場；見王 泰銓（2008），前揭註 27，頁 11-23。況且，歐盟議會雖然是號稱由歐盟公民所直選，但實際
但是，針對貿易與科技議題交錯所產生的規範需求，WTO 不僅應正視其自 身在國際法實務上被整體國際社會所賦予的改革任務，著手對其溝通平台體制進 行改革，更應考量「實質民主」元素的補強問題。科技發展與應用之下的全球保 護義務，關係到全人類的共通福祉，帶有濃厚的人權色彩，其影響力已經溢出於 日內瓦眾多「貿易專家」所能代表的正當性之外了。此時，歐盟模式中透過資訊 流通、公眾參與以及監控義務等制度性保障機制而實踐的「審議式民主」，必須 隨同保護義務的全球化而同樣提升至WTO 體系之中。與其使 NGO 帶領抗議民 眾在貿易談判的場外舉著反全球化的標語，不如讓他們進入會議廳內，一同參與 決策與共識的形成機制548。
審議式民主必須透過常態性的公民參與，設定適當的議題尺度與討論平台，
才能發揮真正的效用；而就高度爭議性且實質影響貿易以外領域的議題，或許可 以藉由設立多元參與的委員會或工作小組，來醞釀大會談判前的場外共識。目前 針對環境議題，WTO 已經設有貿易與環境委員會（Committee on Trade and Environment, CTE），回應相關的規範建構需求並扮演國際溝通的角色，這是一 個好的開始549。若能進一步建構科技議題相關的WTO 委員會，並在制度上藉由 風險溝通來確保審議式的民主參與機能，尊重且維護當代高科技風險社會中的
「科技公民權」550，則其運作的正當性與效果將更能貼近針對科技風險而產生的 全球保護義務。以WTO 為規範建構與風險溝通架構，或許只能處理有限的科技 發展議題（與貿易相關者），但仍可在此一範疇下達成如同歐盟模式一般的價值 判斷與利益衡量機能：找尋「科技發展/安全保護」的雙重法益衝突之權衡，並 透過納入與之平行的「其他考量因素」而在個案中得出公平正當的具體規範策略
（第四章：二‧3.1）。WTO 的民主化修正，從消極而言是為了確保其決策正當
權限並不如內國法體制之類的國會，可見全球治理下採取「代議民主」絕非容易的選項。
548 事實上，WTO 對於 NGO 的參與也一直處於持續放寬的狀態，但缺乏有組織的參與平台；如 何設計議程與規劃常態性的參與機制，將是WTO 未來面臨的改革重點。See MATSUSHITA et al.
(2006), supra note 463, pp. 910-912.
549 許耀明（2007），前揭註 446，頁 231-232、239-242。
550 周桂田，〈基因改造產品應強制標示〉，《生物科技與法律研究通訊》，4 期，頁 20-26（1999）。
性，積極而言則指向了更貼近真實的風險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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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保護義務所揭示的規範建構任務，可望透過WTO 架構作為運作平台而 逐漸具體化。這是歐盟模式中「兼顧民主的政治協商與利益衡量」的第二階層要 素，在國際現實中尋求普世化管道時，所呈現出的「二級結構」樣貌。然而在全 球積極溝通並走向後述全球治理模式的路程上，WTO 不僅應肩負起此一任務，
更應推動審議式的實質民主運作機制，作為其體制改革的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