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粵與關中戰略要塞的地理形勢
可堪玩味思考的是曹溶外放從軍之地，皆清廷政權未全然鞏固者，如嶺南 福建乃南明殘存勢力之處，山西則為反清復明之士聚集漫遊之所134，謝國禎提 出合理揣測：「吾嘗疑關中，僻壤塞西，何以人文獨勝？久疑之不決。」又 曰：
蓋關中僻遠，清⼈勢⼒尚未能顧及，故明末宗室，及⼆三遺老，尚得盤 旋其間，遯影無涯。是以遠⽅之⼠，若屈⼤均、顧寧⼈，皆不遠千里⽽
來，亦即其因，吾即有此證。更有進⽽⾔者，及後三藩之亂，吳三桂獨 立雲南，王輔臣即相應於陝西，蓋與此⼆三遺老不無有相當之原因。當 夫清初之時，其內地各省故已帖服，然若西北⽽陝西，東南⽽閩粵，均 有⼆三遺老倡社結合，外以吟詩為名，內即有起義之意。135
謝氏之說，實有道理，各方人士之所以聚集此三處，絕不單純是該地人文 薈萃，因而倡議結社聚會，更可能是因地處清人勢力不及之處，能從事秘密的
134 有學者認為，眾多遺民集中於山西陝西或廣東福建一帶，實抱著反清復明的目的前來。如謝 國禎，見氏著：《顧寧人先生學譜》（上海：上海書店，1989），頁 153-154。
135 謝國禎：《顧寧人先生學譜》，頁 1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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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抗清活動，故而吸引遺老紛紛自遠方而至。由此，能見此三處重要的地理 位置，與戰略佈局上具有的重要性。
另外，閩、粵、關中，固然為化外邊境，用以外放官員，或懲戒謫臣，但 朝廷派遣臣子赴任之際，除以示懲處的消極意義外，難道未曾考慮到利用這批 仕清明臣作為中介，以之制約反清勢力，或拉攏明遺民，以緩和滿漢間的矛盾 嗎？
先言廣東，譬如順治十三年，龔鼎孳以上林苑丞身分出使廣東，至隔年正 月末離去。因在京中周濟遺民與營救傅山一事，使龔氏的嶺南之行，一路由南 到北，皆受各地遺民與鄉紳的款待歡迎。而在粵僅短短數月，便結識當地不少 官民之友，如僧人澹歸等。尋刊刻詩集《過嶺集》以記嶺南之行，因其中奇山 異水的風光，及遭遇貶謫的鬱悶胸懷，普遍獲得遺民輩的推崇136。透過此次短 暫的廣東之行，龔氏憑藉一人之力凝聚了仕清官員、遺民與野賢遺逸的交流，
是否漸次使不同政治取向的士人緩和彼此的差異，無形中拉攏漢族逐漸認同清 廷？
再論福建，如順治四年擢周亮工為福建按察使，其後升為布政使，至十一 年離任。當周氏啟程前往閩地的前一年，清兵方入福州平定殘明部伍，四年初 閩中隨即有抗清與叛清勢力蜂起，可見周氏入閩之時，正是兵荒馬亂、處境異 常棘手的時期。其後，順治九年，尚有鄭成功水師大舉入侵漳州，圍漳八月，
在周氏堅守城池下，方得以解圍137。周氏在福建展現穩定民心、保衛軍民的幹 才，在軍事上則剿滅匪寇，抵抗鄭氏武裝抗清，得到軍民愛戴。朝廷當初派遣 周亮工赴閩，除卻看中他的軍事長才，更可能是借重他的漢官身分，更能有效 安撫、說服漢族士民，使當地能徹底臣服於新朝的統治，不被反清勢力所拉攏 影響。
以上述之例回視曹溶，更令人揣想，朝廷特意外放他至廣東與山西，及其 後因緣際會而有福建之征，會否是有意且精心設計的人事安排？
從曹氏詩文中可知，順治十三至十四年任廣東布政使時，其曾肩負平定亂 事的任務。對外，是鄭成功海上軍隊日益茁壯，危及內陸之時，如十三年進圍 福州138，福建危殆，與閩相近的粵地，沿海難逃戰禍。對內而言，自順治七年 清軍驅逐南明政權，徹底佔領廣州城後，尚可喜與耿繼茂兩藩王下令大開殺 戒，屠誅官兵士民，其後踞粵為政，權力凌駕地方官上，以各種方式橫徵暴
136 關於龔鼎孳的廣東之行，刊刻《過嶺集》與順治時期他與遺民界的交往，參見萬國花：《詩 家與時代：龔鼎孳及其詩論、詩歌創作研究》，頁82-88。
137 周亮工任職福建的事功，詳參白一瑾：《清初貳臣士人心態與文學研究》，頁 220-226；孟 晗：《周亮工年譜》（桂林：廣西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07），頁 48-73。
138 福建順治十三年之戰況，見孟晗：《周亮工年譜》，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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斂、暴虐嗜殺，嚴重危害當地民生與經濟，戰後愈發蕭條139。曹溶是在如此外 患內亂交相逼迫、不利治理的形勢下，赴粵掌管民政與軍事，可以想見其捉襟 見肘的窘境，但卻也是深具挑戰的任務，使人懷疑清廷似乎有意試探曹溶的能 耐，有無安撫廣東百姓與軍民的說服力？能使士民上下一心，共同對抗外敵，
改善衰頹的內政？
任山西按察副使與陽和兵備道，處理文書之外，亦掌管軍事監督之職。與 當時嘯聚山西的抗清遺民之輩，如顧炎武、屈大均、傅山，均有往來；而福建 榕城之役，起因更是為了彌平三藩之亂。康熙十三年，福建靖南王耿精忠響應 吳三桂叛變，至十五年，清廷相繼失去雲南、貴州、廣西、湖南、四川、廣 東、陝西與福建共八省，曹溶於此時加入日益嚴峻的征戰中，以漢族士子的身 分，與打著興復漢族而起義的三藩抗衡，無疑象徵不少清初士人面對內亂的態 度，他們並未同情同為漢族的叛亂者，而是選擇站在朝廷的立場，或者更進一 步說，是考慮到百姓盼望太平無事、永無戰爭的願望，因此請纓報國，甘願為 朝廷、百姓而戰。不久，十五年十月，耿精忠迫於形勢而降清，福建終得彌兵 止戰140。
可惜筆者於文獻上未能查詢到直接證據，證明清廷有意借曹溶貶謫之機，
以漢臣與遺民志士的關係，乘勢拉攏以肅清反清勢力，但作如此猜測卻不無可 能性141。且曹氏外放廣東與山西期間，確實與遺民志士建立深厚之友誼，然他 們的交流屬於友情的自然流露，或延續明末以來的關係，基於對明朝的共通感 情，另外，對文學的愛好、金石的收藏，及藝術文化的探討，使他們相互交遊 來往。從中，吾人似無法看到曹溶極力同化遺民友人的政治立場，或勸勉遺民 出而為官。但曹氏以漢臣的身分作為中介，無形中調和了反清或不仕遺民堅決 抗拒的心態，或許稍事軟化滿漢間尖銳對立的場面，促使遺民隨著時代遷移，
漸漸接受清朝統治的事實。
就曹溶行旅的軌跡以觀廣東、山西與福建的地理形勢，其實曹氏本身在詩 歌中，亦有所述，唯因詩作體裁本身的限制，未如文章可以考察山川的形式、
詳載地理的戰略佈局，但仍從其策馬巡行役地的路線中，以見曹溶以軍人之 眼，觀察戍守之地的險要性，說明他對此方面甚為留意，對遷謫地的書寫，不
139 尚可喜父子與耿繼茂在廣東的橫徵暴斂與對當地的破壞，參見羅一星：〈 清初兩藩踞粵的橫 徵暴斂及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嶺南文史》1 期（1985），頁 75-81。
140 福建於三藩之亂中所遭遇的動亂概況，參見王光宇：〈論康熙時期的三藩之亂〉，《安徽師大 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6 期（1980），頁 50-57。
141 論文大綱發表之際，王學玲老師提出此一問題，認為應當就這批仕清明臣到職的地方任所，
詳加觀察研究，為何派遣之地多集中在廣東、福建、山西等抗清勢力頗盛之處，朝廷的安排是 否有特別的用意？背後又有什麼樣的原因？老師提出的論題相當有見識，唯筆者所閱資料不 足，只能先作揣測之語，尚不能解決此一疑問，俟他日搜尋到更多資料方能應證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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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停留在文人模山範水的寫景階段，而能注意到山水背後的戰略功用與反省曾 經發生在當地的戰事，以作為往後的借鑑，憐憫兵民的苦痛，並提醒曹溶珍惜 此刻得來不易的平靜。
曹溶任廣東布政使，總攬粵地大小事務，對遠近興起或潛藏的戰事與當地 防守之事，自當極為重視。顧祖禹〈廣東方輿紀要敘〉言及廣東輿地要塞之便
：
廣東在南服最為完固，地皆沃衍，耕耨以時，魚鹽之饒，市舶之利，資 用易⾜也。誠於無事時修完險阻，積穀訓兵，有事則越橫浦以狥豫章，
出湟谿以問南郡，東略七閩通揚、越之⾈車，西極兩江用僮、傜之弓
⽮，且也放乎南海，風帆頃刻擊楫江津，揚舲淮渚，無不可為也，豈坐 老於重⼭巨浸間哉？142
顧氏眼中的廣東，先天條件良好，不但土地肥沃，五穀不缺，因靠海之故，享 有魚鹽與船舶之便，人民生活無虞。且地處交通衢道，對外無論陸路或海陸之 聯繫，皆可四通八達，平時只需練兵守衛，以靜待其變。而曹溶掌官之際，兵 亂稍減，但粵地仍未從清初的動亂全然復原，如：「居人初復業，含涕說徵 兵」143，徵兵作戰的陰影始終存在。遠處海上或臨近之處，依然時有警戒，或 有寇變，或有抗清的殘餘勢力，當地處於隨時待變的不安定狀態，如：〈 廣東 雜詩〉其四云：「數策防鄰警」144，又云：「椰漿新入稅，黎俗報收兵。鯨海 懸軍峻，藤船轉粟輕。」145〈 丁酉元日〉：「粵檄風微海色晴，萬家花柳正銷 兵」146，為戰地撤兵感到欣慰，劍拔弩張的形況稍有好轉，然隱藏在背後蓄勢 待發的戰爭，才是曹詩中不時反映的潛藏焦慮感。
〈 署中作〉將身為布政使司的曹溶，對廣東化為戰場的憂懼，刻劃出來，其 一前段云：「南方有名城，自昔擅奇珍。一朝罹兵患，百里無邱民。良弓塞中 衢，宛馬逐飛塵。芻粟積荒山，武備縱橫陳。校獵踰海隅，元甲耀江津。」147 南方大城頓時變成戰馬、武備縱橫的荒涼戰地。第二首詩云：
濱海尚通寇，恃險未見侵。本無雄武志，塗炭日以深。相持七⼋載，⽅
欲揚清音。兵家雖貴全，⽏乃太滯淫。壯⼠老戎伍，⽣日多悲⼼。浮沙 限邱壠，平岡帶長林。⾶鳥不敢度，猿狖還來吟。茫茫白骨中，忽睹城
142 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4575。
142 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4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