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之後，隨著「違反人性之罪」(Crime Against Humanity)的確立，戰爭罪 行和人權原則逐漸成為國際間共同承認的普遍價值；轉型正義則隨著第三波民主 化潮流，在1990 年代後期出現。當轉型正義這一概念出現之後，則將相關文獻 追溯到上述這些二戰後所確立的概念和價值，並肯定和確立紐倫堡大審作為處理 國家暴行並面對過去人權侵犯的方法和模式。值得注意的是，紐倫堡大審模式是 二戰爭終結之後面對戰爭遺緒的處理方式，它既包含德國這個民族國家及其法治 的重建，也包含歐洲各國在經歷戰爭之後的去納粹化運動(denazification)。簡言 之，整個紐倫堡大審模式及其延伸出的各種作為，本身就牽涉歐洲各國以及整個 世界秩序的重建。因此，一旦將紐倫堡大審和相關概念和轉型正義連結在一起，
轉型正義就不限於民族國家之內的問題，而具有一個國際和全球的面向；轉型正 義也在過去二十多年來，伴隨人權運動和全球化在1980 年代的興起，逐漸發展 出機制化的機構和模式，尤其是為前南斯拉夫和盧安達所特設的國際犯罪裁判 所，41再次確認紐倫堡大審模式的可行性和效力，也逐漸奠定轉型正義在司法面 向上的機構化與制度化。
從另方面來說，僅有國際規範及其制度化的出現，並不會使它持續存在和運 作，相關行動者的使用和實踐跟著持續確立國際規範的存在、運作和權威；以當 前國際規範的行動者來說，仍以民族國家作為單位，民族國家對國際規範的使用 和實踐不只是單純的符應、接受或拒絕而已，透過挪用，它們既可能符合國際規 範的要求，也可能豐富、加強、增補或改變國際規範的樣貌，進一步成為轉型正 義處理方式的典範，南非就是這類例子的證明，TRC 取得的成功，展現轉型正 義的不同可能性，也奠定轉型正義的不同處理方式，後繼面臨轉型正義的國家，
也都紛紛採取TRC，或是紐倫堡模式和 TRC 的混合使用，作為轉型正義的處理 方式。因此，在討論轉型正義時，之所以常常以案例分析的方式，討論各個國家 的處理模式，並不是要表達轉型正義僅是民族國家獨有的問題；相反的，以案例 分析的方式，討論不同國家面臨轉型正義時的回應模式時，是企圖從這些不同的 回應模式凝聚出國際規範的具體意涵。轉型正義本身是有這層民族國家和國際規 範間的互動關係。
在轉型正義的早期文獻裡，除了各國的案例報告和分析，往往呈現出民族國 家面對轉型正義議題的必要性，並設法發展出適當的處理方式，而並未提及這層
41 兩者分別是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簡稱ICTY；和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簡稱ICTR；以下分別以ICTY和ICTR稱呼之。
民族國家和國際規範之間的互動關係；因此，在轉型正義的重要著作中，諸如之 前提及的《結算》，抽離了法／權來源和這層民族國家和國際的互動，僅將轉型 正義視為審判、整肅和賠償的過程，從而有將轉型正義簡化為政治精英之間權力 交換的風險；或泰鐸的《轉型正義》，將轉型正義視為轉型法學問題，並在理想 的法治理念中確認正義的可能性。這些著作都不將這層民族國家和國際之間的互 動視為重要的問題意識。相較之下，從2000 年以來，少數的國際關係學者開始 注意到轉型正義所具有的這層互動面向。
國際關係學者祖芭提契(Jelena Subotić)，從社會學制度主義(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和國際關係的建構主義(IR constructivism)的思想取徑出發，從 2004 年開始，持續在各式國際關係研討會上發表與轉型正義相關的論文，諸如 2005 年的〈被挾持的正義：國際規範的本國挪用〉(Hijacked Justice: Domestic Appropriation of International Norms)、2006 年的〈分離的國際規範：轉型正義 規範傳散的本國政治〉(Decoupling International Norms: Domestic Politic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Norm Diffusion)、2007 年的〈轉型正義的本國挪用：前南斯 拉夫的案例〉(Domestic Political Use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Evidence from the Former Yugoslavia)，乃至於 2008 年的〈國際正義：服從的機制和行動者〉
(International Justice: Mechanisms and Agents of Compliance)。42這些主題類似的 論文，都在反覆處理一個共同的問題意識，也就是轉型正義作為一種國際規範 (international norms)，它的理念、規範及其建置的制度和機構，如何為國家所拒 絕、接受和使用；亦即，轉型正義作為國際規範，並非單純、線性地散播到各個 國家，國家也非單純的接受或拒絕，相反的，國際規範的傳散有個複雜的傳遞與 接收的過程，她認為：
國際規範和制度設計並非線性傳散；它們為了本國的政治目的而被過 濾、測試、重新詮釋和挪用，甚至被誤用。在直接拒絕和接受國際規範 之外，還存在著介於兩者之間的完整選項空間─國際規範本身就是一個 涉及在地化、接枝或移植的複雜過程。（Subotić，2005：48）
因此，祖芭提契主要以巴爾幹半島為觀察、分析和田野的對象，並透過這幾 年間所發表的文章，企圖將這個國際規範傳散和互動的過程加以理論化。2005 年發表的《被挾持的正義：國際規範的本國挪用》(Hijacked Justice: Domestic Appropriation of International Norms)，43是她第一篇較為完整的論文，分析國家 出於何種動機、以何種方式使用轉型正義的規範。她列舉了五個相互影響而非獨 立的動機，認為國家在這些動機的相互運作和影響下，以回應和採取轉型正義的
42 《分離的國際規範：轉型正義規範傳散的本國政治》(Decoupling International Norms: Domestic Politic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Norm Diffusion)這篇文章的原名是：《正義工業：面對過去罪惡的 國際行動者和本國政治》(The Industry of Justice: International Actors and Domestic Politics of Confronting Crimes of the Past)，但網路上所下載的版本，則變成目前所見到的版本。
43 後來，祖芭提契也以「被挾持的正義」(Hijacked Justice)作為她博士論文的題目。
國際規範。這些動機分別是：一、「由下而上」的社會要求(Societal Demand from
“below”)、二、正當性和象徵政治(Legitimacy and Symbolic Politics)、三、國際壓 迫(International Coercion)、四、本國的權力政治(Domestic Power Politics)、五、
不確定性／模仿(Uncertainty and Imitation)。這五種動機的相互影響和運作，一方 面促成國家採納轉型正義，另方面也透過國家的挪用，產生選擇性正義的結果。
轉型正義所欲面對的是戰爭、內戰、屠殺、人權侵犯…等國家的過去之惡，
從理想情況來設想，由下而上的社會要求是國家接受並採取轉型正義的根本動 機，這種回應受難者、社運式的動機假定，也是轉型正義文獻和實踐者的假定 (assume)，44轉型正義也是這種假定下發展出各種處理模式。然而，正是假定「由 下而上的要求」是採取轉型正義的動機，這個動機也因此需要問題化。這並不是 說，假定由上而下的要求並是個錯誤，而是說，由下而上的要求，必須符合多個 種條件：一來，社會、政治、司法層面上需有強大的民族共識(national consensus)；
再者，前政權的勢力也必須處於弱勢，對轉型正義的運作不會太大影響；三來，
國際和國家的行動者要有所匯流，符合三個條件，轉型正義才能取得成功和持續 的成果；然而，由下而上的理想型和實際的政治現況總有極大落差，儘管在阿根 廷和南非這兩個被認為最符合由下而上要求的案例，也都充滿各式各樣的算計和 爭議，許多後續發展無法持續，或引發認同政治的操作，或產生矛盾的結果，這 些狀況同樣出現在智利、盧安達、印尼、克羅埃西亞和波士尼亞。國家基於由下 而上的要求而採取轉型正義的動機一旦被問題化，我們也才能進一步捕捉和分析 國家採取轉型正義的其他動機。（ibid.：17-24）
由於轉型正義以一種國際規範、國際正義和全球計畫之姿遍行全球，國際規 範因此能提供某種「認證」(certification)，表示面對與經歷轉型正義的國家更能 擁抱和珍視法治、民主、人權與和平的價值。所以，國家一旦願意採取轉型正義 以面對國家的過去之惡，象徵國家跟以前「不一樣」；擁抱和珍視法治、民主、
人權與和平的價值，也象徵國家邁向「新時代」和「新未來」，並具一定的統治 正當性。然而，這涉及一種國家對國際規範的內在化，也涉及國家和國際標準之 間的討價還價，印尼則是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印尼在東帝汶獨立之後，一 開始反對提供東帝汶任何轉型正義的形式和協助，但在國際壓力之下，最終決定 成立一個習自ICTY 和 ICTR 模式的國際特設法庭，以處理和面對印尼和東帝汶 的轉型正義議題，印尼一方面宣稱自身的主權，另方面則宣稱印尼作為民主轉型 的國家，願意擔負起在東帝汶所造成的人權侵犯。然而，這個國際特設法庭的效 果並不理想，在東帝汶地區因違反人性之罪而起訴的印尼人，不是在地方法庭被 判無罪或輕微的罪行，就是在高等法庭獲得翻案；與此同時，印尼也拒絕配合東 帝汶當地的轉型正義計畫，拒絕分享相關的證據、資訊和其他的檔案，使得東帝 汶的轉型正義計畫受到許多阻撓；尤有甚者，為預防印尼相關人士進一步被東帝
44 「假定」(assume)一字是祖芭提契在文章中所使用，並以斜體字標出；粗體字則為作者順著原 文斜體字之使用所加之強調。
汶起訴，印尼和東帝汶政府同意設立一個「真相與友誼委員會」，一同面對過去，
只是，這個宣稱有別於聯合國版本的委員會，持續處於怠工狀態，令人不看好它 的發展。（ibid.：23-27）
印尼的例子一方面顯示出國際力量在此扮演的角色，另方面則顯示出國家主 權對國際規範並非單純的拒絕和接受的二分法。然而，國際力量並非單純的脅迫 而已，祖巴提契所說的「壓迫」，指的是「棍棒與蘿蔔的邏輯」，也就是說，不僅
印尼的例子一方面顯示出國際力量在此扮演的角色，另方面則顯示出國家主 權對國際規範並非單純的拒絕和接受的二分法。然而，國際力量並非單純的脅迫 而已，祖巴提契所說的「壓迫」，指的是「棍棒與蘿蔔的邏輯」，也就是說，不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