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轉型正義在台灣 - 轉型正義的政治性重探：正義之名下的民主、秩序與時間形構

本論文探討轉型正義在台灣時，重點並不在於是否要從事轉型正義，也不是要支持或反對特定形式的轉型正義，更不是要探問轉型正義的基礎究竟為何。本論文的問題意識從轉型正義的政治性重探出發，企圖探討「轉型」究竟意味著什麼，因此，本論文著重在探討轉型正義的意義問題。一旦在最後一章將問題聚焦在台灣時，探問「轉型正義在台灣」時，是要探討各種版本的轉型正義（不論是

國際認定的轉型正義，還是台灣自行發揮的轉型正義）在台灣的意義及其在未來的可能性。

本論文在先前章節強調，一旦將轉型正義視為政治與社會的改革工程時，它可簡單區分為司法機制和非司法機制兩部分。司法機制主要指的是審判和TRC 的交互運用，也包括憲法的（重新）制定、詮釋或增修；非司法機制則主要指的是歷史詮釋和教科書的重新改寫、紀念日訂定、紀念儀式和機構（包含博物館、

紀念碑、紀念廣場…）的建置、改革軍警、行政和司法制度。那麼，若以解嚴作為台灣民主轉型的分界點，並將轉型正義僅視為單純司法機制，也就是包含審判和TRC 兩者配合或相互運用的政治社會改革工程時，從解嚴至今，台灣可說未曾經歷過這類「國際認證」的轉型正義形式；可是，若將非司法機制納入轉型正義的一部分時，解嚴之後的台灣所經歷的原住民正名運動、「財團法人戒嚴時期不當叛亂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金會」的成立和補償條例的出爐、二二八紀念日的訂定，以及相關紀念儀式和紀念館的設置，甚至是教改以來改寫歷史和地理教科書…，都可被視為轉型正義非司法機制的一環。

可是，轉型正義在實踐過程中理解和界定自身時，這組司法機制和非司法機制的關係始終無法擺脫司法機制作為根本保證和背書的來源；亦即，所有非司法機制的作為，若無司法機制的落實及其保證，非司法機制的種種作為都無法真正取得轉型正義的正當性，非司法機制的轉型正義作為頂多能成為司法機制外的補充；從另方面來看，若無司法機制的落實及其保證，各種非司法機制的作為，儘管可能成為追求司法機制的前置步驟，然而，不論它是否與轉型正義直接或間接相關，都會被納入轉型正義的討論裡，各種問題都可變成轉型正義的問題。因此，

當扁政府在2006 到 2008 年之間持續以一系列的「正名」為轉型正義的號召時，

所有人難以否認卻也難以承認這是轉型正義的議題，「正名」和「轉型正義」兩者一旦被連結在一起，也就跟著成為重要的選舉訴求和工具，「轉型正義」也就在這樣的選舉操作下，淪為代議民主制度的工具，也成為特定政黨綁架特定價值之後所運用的選舉工具。

因此，我們只要回顧扁政府和民進黨從2005 到 2008 年，為因應貪腐風暴所提出的公投議題、各式正名議題，乃至於2007 年 9 月底企圖通過的「正常國家決議文」草案，就可以發現，選舉、建立國家或國家正常化，以及轉型正義這三個目標或有重疊但彼此殊異的被緊密地連結在一起。尤其是延續「台獨黨綱」

（1991）和「台灣前途決議文」（1999）的「正常國家決議文」草案內容裡，更能看出這三者如何清楚地被連結在一起：

民主進步黨認為，台灣要隨著時代進步，擺脫強權的宰制與不合理制度的束縛，積極追求正名、制憲、加入聯合國、落實轉型正義與建立台灣

主體性，團結一致建立一個正常而偉大的民主國家。⁸⁷

儘管「正常國家決議文」在一連串的爭議中並未通過，但「正名、制憲、加入聯合國、落實轉型正義與建立台灣主體性」這一連串的追求目標，是2006 到 2008 年執政黨持續運用的施政與選舉策略。這一系列的目標，與其說是一系列具不同性質、內涵、目的和策略的不同概念，還不如說，這些概念可以以「選舉之名」獲得一次性的解決，我們也因此可以在回顧「正常國家決議文Q&A」裡，

在回答「此時提出『正常國家決議文』的功能？」時，看到這個問題的回答可分為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而在短期目標的回應，是以如此方式呈現：

近期的目標則是提供台灣人民一個新的願景，支持民進黨，讓民進黨贏得明年的立委選舉與總統大選，繼續延續本土政權。目前謝候選人的民調尚落後馬英九甚多，代表過去支持民進黨的中間選民選擇觀望的態度，顯示民進黨無法再度激起他們過去的支持熱情，無法提供他們新的願景。「正常國決議文」的提出就是在提供台灣人民願景，重新燃起支持者的熱情，繼續支持民進黨帶領台灣站起來、走出去。⁸⁸

轉型正義的實質內涵、策略和處理方式是什麼並不需要，也不需要經過細緻的討論，只需要透過勝選和本土政權的延續，即可完成這一系列目標和理念。然而，一系列目標、內涵與策略殊異的目標和理念，被「正常國家決議文」草案裡的選舉邏輯輕易地聯繫在一起，並在缺乏其他團體和政黨與之競爭的狀態下，思毫不矛盾地綑綁在一起。

儘管難以擺脫這一系列理念連結的號召，推動轉型正義的學者和運動者逐漸感覺到，轉型正義正被政黨和選舉機器所綁架，便設法在公民社會的層次，以及公共論述的層次，推動或啟動類似審判與真調會的司法機制，以此強調真相公開與族群和解的重要性。另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從2007 年以來，法學界開始出現些許論文，積極從司法面向探討司法和轉型正義的關係。最早是2007 年 3 月由前司法院大法官蘇俊雄在《中研院法學期刊》創刊號所發表的〈轉型正義與刑法正義〉，這篇文章主要爬梳轉型正義脈絡中所面臨的審判困難，及其對法治國原則的挑戰和影響，儘管如此，這篇論文企圖回歸的是人權侵犯的「追訴」權，

並由「追訴」原則帶出真相調查的必要，甚至是審判的可能性。2007 年 9 月的

《月旦法學雜誌》，則有中研院法律學研究所籌備處副研究員李建良所發表的〈轉型不正義？─初論德國法院與歐洲人權法院「柏林圍牆射殺案」相關裁判〉，仔細爬梳「柏林圍牆射殺案」的發生、判決和後續討論的複雜始末，從這些討論帶出此一議題的複雜和牽連之廣，並由此強調真相調查所欲帶出的責任釐清與集體

87 原文請詳見民主進步黨官方網站：http://www.dpp.org.tw/，另外，原文並無粗體字，粗體字為作者所加之強調。

88 原文並無粗體字，粗體字為作者所加之強調。

責任的承擔之重要性。更進一步，台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研究生黃若羚，則在 2007 年 11 月發表她的碩士論文：《轉型正義與法院之功能角色》，這篇論文回顧台灣司法機關過去以迴避和排斥的方式面對戒嚴時期的不當審判，並將之轉移為類似司法補償式的救濟；相較於此，黃若羚則從「真相權」(Right to Truth)的原則出發，強調真相調查作為歷史理解、和解、審判…一系列轉型正義處理方式的根本原則；黃若羚呼籲，法院基於其權威、公眾和中立的性質，應扮演一部分的真相權威來源，另方面，她也呼籲補償基金會應該公佈其審理過程的相關資料，

以作為真相公開的方式之一。2008 年 8 月，同樣是台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的研究生劉正祥，也發表他的碩士論文：《轉型正義之法治課題及應有方向之探討：

除了真相還要什麼?以懲罰制度之必要性與可行性為重心》。這篇論文主要順著上述幾篇法學界的理解，認為台灣法學界以補償機制作為面對轉型正義的方式，不但對於真相調查和揭露不夠完整，這種以受害者為中心的轉型正義處理方式也忽略了加害者的面向。因此，透過特定國家經驗的引介（主要是西班牙、德國和南非），劉正祥強調懲罰理論的重要性，並支持「人事清查制度」和「刑事制裁」

作為台灣處理轉型正義議題的重要方向。

這些從法學界出發的論文，不約而同地都在強調幾個重點：台灣的司法機制採取迴避和排斥的方式面對台灣的轉型正義議題，以至於台灣的轉型正義在司法面向上的回應僅停留在補償措施；由此立論出發，這些論文都強調真相調查的必要，並企圖討論追訴與懲罰的可能性。可是，在這一連串的法學討論中，儘管不斷強調真相調查的重要與必要，及其可能帶出的追訴與懲罰之可能性；但這些討論對於法／權來源的探討，往往由各國經驗出發，並隱約在這些各國案例之中作出評價之後，再援引「國際標準」作為法／權來源的參照點，「國際標準」便一方面作為司法體系內部改革的動力；另方面，也企圖由著司法體系的改革和落實，作為司法體系介入轉型正義議題的方式；換個方式說，這些法學論述雖援引各國經驗和國際標準作為司法體系改革的參照點，談的內容卻是國內司法體制的狀況，指向的是國內司法體系的正當性(legitimacy)問題，亦即，在間接否認司法體系的合法性(legality)，卻又無法完全推翻國內司法體系時，國際標準被視為另一個正當性的參照點和來源，藉此導向台灣內部司法體系的改革，並在常態法律的架構和想像下，尋找司法機制面對轉型正義議題的可能性；透過這種以國際標準為參照點的引介，轉型正義得以轉化為國內法足以應付的議題，且不至於喪失

在文檔中轉型正義的政治性重探：正義之名下的民主、秩序與時間形構 (頁 117-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