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一詞一開始是法理學者泰鐸(Ruti Teitel)於 1990 年代初期創造的新詞。（Luban，2006：409）然而，直到 1995 年，由克立 茲(Neil Kritz)編輯、美國和平組織出版的三大卷《轉型正義：新興民主如何面對 先前的政權》(Transitional Justice: How Emerging Democracies Reckon with Former Regimes)問世，才正式確立「轉型正義」這個新興的學術名詞。
如同美國和平組織的前任顧問兼主任史密斯(Charles Duryea Smith)，在這三 大冊《轉型正義》的導論所說：
當共產世界在1980 年代末期崩塌，隨之開啟後冷戰時期時，新興民主 國家，有些有著震盪的民主歷史，其他則僅由暴君統治，少數則享受著 新民族的許諾，這些國家看著不同的民主，尤其是美國，以尋求民主機 制和民主公民複雜基礎的創造，幫助他們跨越無法避免的惡水。他們問 著：我們如何能以最佳方式啟發我們人民的民主習慣並建立司法制度，
以推進及保護我們的新自由？（Smith，1995：xv）
這段話一方面點出轉型正義這一概念所面對的問題，也就是如何藉由過去遺 緒的處理，來幫助民主的確實建立；另方面則點出這一概念出現的時間點及其全 球的背景脈絡。儘管轉型正義的發生背景是杭廷頓所說的「第三波民主化」，26但 三大冊的《轉型正義》所勾勒的轉型正義圖像及其呈現的材料，則是以二戰的戰 後遺緒處理開始。因此，《轉型正義》的第一冊是「通論」，編者蒐集了他認為可 能與轉型正義相關的著作選集，內容涵括政治學、歷史、司法、心理學以及道德 等觀點；第二冊則是各國的案例陳述，依時序呈現了從二戰後的二十一個國家，
26 史密斯在導論提到，儘管專屬轉型正義的議題是整合到民主化的過程，但轉型正義和民主化 兩者在概念上仍有區別，因此，三大冊的《轉型正義》並不檢視民主化的成果。（Smith，1995：
xvi）
如何在民主轉型之後，處理過去的人權侵害和相關遺緒；第三冊則是相關法規與 報告，包含了上述二十一個國家的主要檔案與資料。
這份重要資料的出版之後，逐漸開啟諸多研究者對轉型正義的興趣：原本研 究國際法、犯罪法或人權的法學家，或是研究內戰或大屠殺的政治學者、區域研 究者，以及歷史學者，甚至是實際處理轉型遺緒的運動者或政策制定者，也開始 以「轉型正義」一詞來標定與命名他們的研究主題。因此，與轉型正義相關的一 系列專書和論文集在1995 年之後逐漸問世。
政治學者麥克亞當(James McAdams)於 1997 年編輯且出版的《新民主中的轉 型正義與法治》(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 in New Democracies)，
是三大冊的《轉型正義》出版之後，首先看到以「轉型正義」為名出版的論文集。
這本論文集邀請不同領域的學者，分別撰寫及評價了八個國家的轉型正義案例；
這八個案例一方面呈現不同國家所面臨的不同處境與問題，但在表達差異之外，
也表達八個國家所面臨的類似問題與背景脈絡：也就是在民主轉型之後，該如何 面對過去，處理過去遺緒；因此，八個案例同時代表轉型正義的八種範例和處理 方式，八個國家也主要集中在中東歐以及南美，尚未擴及到非洲與亞洲…等國家。
麥克亞當編輯的《新民主中的轉型正義與法治》雖然蒐集八國案例，來代表 八種轉型正義的狀況，但這些文章主要都放在追溯正義(retrospective justice)這種 正義觀點的脈絡下，表達不同國家在調查、起訴、審判、肅清，甚至特赦過程中 所面臨的限制，裡頭只有一篇文章敘述南非案例；因此，仍延續二戰之後的紐倫 堡大審模式，強調追溯性正義及其以審判為主的報復性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
仍是轉型正義發展初期的主要處理方式，南非的真相調查委員會模式，在此時才 剛開始受到矚目。
不過，沒過多久，法學家米諾(Martha Minow)於 1998 年出版的《報復與寬 恕者之間：面對屠殺與大型暴力之後的歷史》(Between Vengeance and Forgiver:
Facing History After Genocide and Mass Violence)，在這本書中已逐漸調整轉型正 義的視野，不將紐倫堡大審模式視為唯一處理方式，她因此說道：
然而，只有當我們承認起訴是緩慢、部分且偏狹，我們才能承認獨立委 員會的價值，以調查更大的暴行模式，以及責任和共謀的複雜關係。……
真相和正義並非唯一目標。至少，它們並不明明白白地指向它們的關切 可能妥協的程度。另外有一組基本的，或許是針對集體暴力的隱含目的 或回應─也就是復仇和寬恕(vengeance and forgiveness)。（Minow，
1998：9-10）
在此，「真相和正義」仍屬於報復性正義的重要啟動來源，儘管兩者在報復 性正義的脈絡下可能有不協調的狀況，但兩者尚未被對立地看待。可是，報復性
正義已非轉型正義的唯一典範，「真相和正義」作為轉型正義追求的目標，被米 諾以「復仇和寬恕」這組概念所取代；將報復與寬恕並置，意味著報復性正義已 非轉型正義的唯一選項，報復也非轉型正義的唯一目的，真相調查與和解委員會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簡稱 TRC)在轉型正義的處理方式上，已 取得一定程度的典範位置，這跟著帶進與報復性正義相對的另一種正義概念：回 復性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這種正義觀認為正義並不在於「以牙還牙、以眼還 眼」般的等價交換，而是強調以受害者為中心的創傷治療和修復，藉由修復和導 正錯誤經驗，並以錯誤經驗為教訓，促成加害者與被害者的和解，或是重新建立 共同體。不過，米諾並未以回復性正義視為報復性正義的替代方案，反而將之視 為報復性正義的補充，認為兩者各有優缺點，只有審慎的交互運用，並直接面對 歷史，才能防止未來人權侵害的再度發生。（Minow，1998：145-147）因此，米 諾把重點放在仇恨的消除、歷史的持續回顧，以及法律對此能給予的回應，並在 之後於2002 年編輯且出版另一本論文集：《打破仇恨的循環：記憶、法律與修復》
(Breaking the Cycles of Hatred: Memory, Law and Repair)，一樣是邀請不同領域 的學者，開始嘗試從記憶、法律與修復這三面向，結合特定案例，從較為理論探 討的方式，摸索治療並預防共同體受創的可能。與米諾的取向類似，神學家比加 (Nigel Biggar)於 2003 年編輯且出版《埋葬過去：衝突之後創造和平與執行正義》
(Burying the Past: Making Peace and Doing Justice After Civil Conflict)以及社會 學者托皮(John Torpey)於 2003 年編輯且出版的《政治與過去：有關歷史不義的修 補》(Politics and the Past: On Repairing Historical Injustices)，這兩本論文集都將
「記憶政治」視為轉型正義要面對的問題，並以較為理論性的方式，而非案例報 告的方式呈現。
米諾的研究觸及了轉型正義的相關議題，像是兩種正義觀點的反覆討論，或 集體記憶和法律對此可能的回應；但她並未明確以「轉型正義」標定她的研究興 趣，她所探討的主題，也不限於二戰後的遺緒處理，或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相 較於此，泰鐸於2000 年出版的《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一書，則是從 三大冊《轉型正義》之後，第一本從法學理論的觀點，試圖將轉型正義理論化的 著作。在這本書中，她著重的是政權轉變時，尤其是從不自由轉向自由的國家時，
法律和法治(rule of law)如何作為橋樑的重要性：
由於轉型的界定特徵在於規範的轉變(normative shift)，司法實踐橋接了 兩個持續鬥爭的端點：一端依附在已建立的慣例，一端依附在基進轉 變。最終，一種辯證所促成的位置出現了。在政治叛亂的脈絡下，轉型 法學由部分且非理想化的正義概念構成：也就是暫時且形式有限的憲 法、處罰、賠償、肅清和歷史。跨越法律的各種範疇，一種有特色的司 法形式中介了政權之間的移轉。法律在此的角色是轉型而非基礎的，是 個人地位、權利和責任在關鍵變化時─更廣泛地說，是權力關係轉變時 的建構。（Teitel，2000：215）
一般認為，法律在政治極端轉變時，諸如革命或叛亂時，是反結構的；然而，
泰鐸卻一反這種看法，透過此書試圖證明，政治轉變基本上是一種規範轉變，也 是權力關係的轉變，意圖建立新的政治秩序；然而，對泰鐸而言，不管怎樣激烈 的變動，在變動過程中，有其不變之處，不連續之間，仍有連續性的存在，因此，
在激烈的政治、社會變動中，一些既存的社會規範與慣例並不會因為激烈的政治 社會變動而消失，就在這個變與不變之間，都可見到法律在作為兩者間的重要中 介，並在政治秩序和規範的建構裡，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儘管轉型正義所訴諸 的正義索求經常是部份、有限且具有妥協性質，但法律在此仍具有重構共同體的 功能；在此意義下，法律非但不是反結構的，還有助於結構和政治秩序的建構。
因此，她力促一種轉型法學的發生，以及基於轉型法學的理解，所逐步建立的轉 型正義理論。（Teitel，2000：213-230）
泰鐸代表了法理學界對轉型正義的特定理解：基於轉型正義理論化的企圖，
她並不深入特定案例或不同案例所可能透露的各式意涵，而是試圖在不同轉型的 案例之中，找到依附於規範基礎的共同性，以證明法律對歷史詮釋、政治認同、
集體記憶，亦即，秩序建構的重要性。相較於此，布利托(Alexandra Barahona de Brito)、貢薩雷安立克茲(Carmen González-Enríquez)和阿古拉(Paloma Aguilar)三位 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於2001 年共同編輯並出版《記憶的政治：民主社會裡的 轉型正義》(Politics of Memory: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Democratizing Societies)，
類似於《新民主中的轉型正義與法治》，這本論文回到各國案例的分析與撰寫，
邀請來自政治社會科學、國際關係、區域研究、人權研究等領域的學者，針對面 臨轉型正義的八個國家，各自做了不同的比較、分析和評論；不過，有別於《新 民主中的轉型正義與法治》，《記憶的政治》較著重歐洲的案例，分別只有一篇論 文分析南美和南非的狀況。除了各國案例報告，《記憶的政治》的另一個重要性
邀請來自政治社會科學、國際關係、區域研究、人權研究等領域的學者，針對面 臨轉型正義的八個國家，各自做了不同的比較、分析和評論；不過，有別於《新 民主中的轉型正義與法治》，《記憶的政治》較著重歐洲的案例，分別只有一篇論 文分析南美和南非的狀況。除了各國案例報告，《記憶的政治》的另一個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