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延伸出的討論主要環繞在幾個爭論：一、美國和「帝國」的差異；
二、「帝國」和帝國主義的差異。由於哈特和內格理極力將「帝國」和美國、「帝 國」和帝國主義區分開來，在後續引發諸多爭議，論者往往企圖將美國、「帝國」
和帝國主義三者等同起來，並以美國在2001 年之後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軍事行 動為例，說明美國仍可不顧聯合國的決議而行動，仍是一種帝國主義式的擴張；
另方面，美國在聯合國的勢力，及其在全球的經濟佈局，似乎也都呼應著美國霸 權的單一性。
59 原文並無粗體字，粗體字為作者所加之強調。
然而，若仔細閱讀《帝國》的段落會發現，60「帝國」作為一種全球層次的 超越性主權，是將之設想成一種金字塔狀的權力部署，美國的重要性在於，它位 於金字塔層級部署的頂端，因此可經常借用「帝國」主權之名，遂行自身利益，
並進行帝國主義的擴張。哈特和奈格理並未否認美國帝國主義擴張的欲望和事 實；相反的，藉由美國革命和美國憲法的發展，加上美國在一戰之後由威爾遜所 提出的國聯(League of Nations)和二戰期間羅斯福所施行的經濟改革和帝國主義 政策之中，他們看出帝國主義的侷限，以及裡頭所蘊含的「帝國」主權元素；因 此，儘管美國在此過程中，多種形象在其身上重疊，但對他們而言，帝國主義並 非他們所關注的焦點，正在成形的「帝國」主權才是他們關心的主題；以及如何 在「帝國」時代關注和催生「諸眾」這個順著「帝國」邏輯和帝國正面對抗的政 治主體，以諸眾創發和實現「每個人統治每個人」這個「絕對民主」的意涵。61 由法律的構成出發，生命政治的運作不但滲透到社會生活，並整合了經濟、
政治和文化的掌控力量。「帝國」無所不在地由上而下連結和組織世界秩序，然 而，「帝國」的構成並不排除民族國家，民族國家在此僅是主權式微，而非消失。
「帝國」主權無邊際的活動力則藉由一系列的「干預」(interventions)，來建構它 的權威、合法性與有效性。這一系列的干預不只是經濟干預，更包括以軍事干預 為主所延伸出的道德干預和法律干預；軍事、道德和法律干預三者彼此相互保 證，並以道德干預作為另外兩者的前緣，「帝國」主權不只是一個經濟、政治和 文化的掌控力量，透過潛在軍事力量的恫赫，它也掌控了道德規範的詮釋和指 責，無怪乎奈格里和哈特認為：「道德干預已成為帝國干預的前線武力。」（Negri and Hardt，2002：95）
因此，當祖芭提契著重在分析民族國家對轉型正義國際規範的挪用時，她的 分析便可以視為是一種「帝國」主權行使「干預」權時，民族國家的回應。一方 面，它可視為民族國家對國際規範的抵抗，另方面也可從這個挪用的抗拒之中，
看到民族國家仍臣服在轉型正義的國際規範之下，「帝國」的構成本身並不是民 族國家和國際組織之間單純的順從和符應；正是透過這些對立、不服從、抵抗、
扭曲、挪用的例子，讓我們更能感覺到「帝國」主權及其力量的興起。另方面，
正是透過「帝國」力量的運作，才讓我們看到，當轉型正義作為全球計畫時，它
60 尤其是《帝國》一書的第八章和第十四章。
61 另方面，如同如同杜茲納(Costas Douzinas)在他 2007 年出版的《人權與帝國：世界主義的政治 哲學》(Human Rights and Empire: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Cosmopolitanism)一書，針對當前 與帝國和帝國主義相關的討論做出五種形式的區分，分別是：一、侵略的帝國主義(Aggressive Impperialism)；二、人道主義式的帝國主義(Humanitarian Imperialism)；後現代世界主義(postmodern cosmopolitanism)；四、全球化的帝國主義；五、哈特和奈格理的帝國。在杜茲納看來，與其強 調這五種相關討論的差別，還不如讓這五種討論的距離拉的更近，我們也才更能看出彼此的連續 性。（Douzinas，2007：135-147）因此，本論文儘管在此援用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國」討論，卻 並未企圖否定其他類似的討論，而是認為「帝國」的嶄新觀點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轉型正義在 全球的流通和運作，本論文在論述帝國和轉型正義的關係時，也企圖和其他與全球化或帝國主義 相關的討論有所呼應與接合。
之所以是奈姬眼中忽略結構暴力和性別不平等的一種「去政治化」的轉型正義，
正是來自於界定和實踐轉型正義的方式，除了必須做出司法機制和非司法機制的 區分，司法機制在此扮演基礎且重要的角色，也擔負雙重任務：一、透過重新制 定或是重新詮釋，讓憲法以符合法治原則來正常運作，並由此重建司法、軍警和 行政系統；二、透過國內與國際司法機制的合併或混合使用，啟動審判或真相調 查的過程。然而，循著奈格里對制憲力和憲定權的區分，我們得以輕易發現，轉 型正義一旦奠基在國家中心的國際法想像之下，一旦在國家系統的設定和想像之 下，轉型正義的工程便需要滿足一個基本前提：在確保自身法律機制的勢力完整 時，也要確保國家的完整和穩定；亦即，司法系統的穩定性和國家的穩定性彼此 成為相互保證的條件，而這個國家和司法系統的雙重穩定，既需要國際規範的授 權，也需要再度確認和建構國際規範的有效性。因此，國際和國內的司法系統都 必須找到一種同時維繫國家和司法系統的方式，在此意義下，轉型正義在意的並 非結構暴力或結構暴力下的受害者，它在意的是如何重建新的、符合「帝國」想 像的政治秩序。
正如同漢佛瑞(Michael Humphrey)在〈從受害者到受害狀態：真調會和審判 做為政治轉型與個人治療的儀式〉(From Victim to Victimhood: Truth
Commissions and Trials as Rituals of 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Individual Healing) 這篇文章中，強調轉型正義作為民主轉型和民主改革的一環，不只需注意到，民 主化的計畫與國際人權法的擴張、冷戰終結和經濟全球化這三個現象具有彼此相 呼應的緊密關聯；更要注意到，這層轉變所帶出的真調會與審判做為轉型正義的 處理方式，代表了現代主權國家的生命政治由恐怖到創傷的典範轉變(from terror to trauma)。延伸他之前的研究，他從個人及相關的豐富田野經驗出發，分別仔 細分析真調會和審判這兩種轉型正義的處理模式。從真調會的角度出發，他認 為，真調會作為審判的替代方案或前置作業，是以受害者的經驗和痛苦為中心，
可是，這並不是說，現代國家在過去並不在意受害者的痛苦經驗，相反的，受害 者的痛苦經驗在現代國家的生命政治運作中，是重要的中介：在恐怖的生命政治 典範時，社會透過痛苦來建立社會對個人的統治和持有，受害者的經驗以一種被 排除的方式含括在現代國家的治理裡頭；在創傷的生命政治典範時，痛苦則成為 個人用來表達歷史錯誤的中介。在恐懼的生命政治典範時，受害者的痛苦以一種 排除在主權之外的方式，維繫了現代國家的社會參與條件；在創傷的生命政治典 範時，受害者的痛苦則以一種表達歷史錯誤的創傷記憶，變成社會參與的道德來 源。因此，儘管真調會讓受害者則以說出他們的故事，並糾正歷史的錯誤，然而，
真調會對於受害經驗的偏好，以及選擇性的界定受害者，使得許多受害者及其經 驗仍被排除在現代國家的生命政治運作之外，然而，真調會卻以一種含括和重新 接受受害者的方式，遮蔽了這層排除。（Humphrey，2003：171-180）
從審判的角度出發，漢佛瑞認為，儘管審判的基礎和目的是為了恢復法律以 協助社會共識的生產，它同時也是由加害者為中心，以權利直接面對暴力的方
式。然而，公開審判不只考驗國家的司法能力，國際層次的審判費時又花錢，更 重要的是，審判的罪行需要依附在特定的情境和脈絡，這使得許多罪行的審判更 加複雜，無法簡單用有罪或無罪便可解釋，然而，審判必須以有罪與無罪的二分 法作為最終結果，將促成某些暴行責任的公開否認；另方面，審判的罪責個人化，
不但有著替罪羊邏輯的危險，也可能遮掩了更深層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和 歷史結構的責任和問題。換言之，審判在民主轉型之後的重要和進步，不見得能 真正幫助受害者的受害痛苦經驗，它無寧是現代國家生命政治下重建法治的工具 之一，也是現代國家的生命政治運作，由恐怖轉變至創傷典範的代表。
（Humphrey，2003：181-185）
漢佛瑞對轉型正義的生命政治運作所對應的典範轉移，呼應且補充了「帝國」
生命政治的運作，亦即，「帝國」主權的生命政治運作強調的是，主權更加彈性 地安排與調控主權之下的生命（經驗）。不過，這並不是說，當轉型正義宣稱要 面對過去之惡和人權侵犯時，它從未面對或處理暴力，而是說，轉型正義作為二 戰後和冷戰後所發展出的政治社會工程，作為民主化潮流所衍生出的重大議題，
它就深深鑲嵌在國家系統的國際關係和國際法的架構底下，也鑲嵌在以民主、法 治和人權為名的司法機制想像之下。需要注意的是，「帝國」之所以有其法律構 成的出現，正是來自於美國總統威爾森在一戰之後的國聯提議，這提議在二戰之 後轉變成聯合國憲章和機構建置，並加上凱爾森主權理論的背書；從此之後，國 際關係便並存且交纏著西發利亞模式和聯合國模式這兩種國際關係的規範模 式，「帝國」的興起代表聯合國模式逐漸取代西發利亞模式，並邁向一個國際法
它就深深鑲嵌在國家系統的國際關係和國際法的架構底下，也鑲嵌在以民主、法 治和人權為名的司法機制想像之下。需要注意的是，「帝國」之所以有其法律構 成的出現，正是來自於美國總統威爾森在一戰之後的國聯提議，這提議在二戰之 後轉變成聯合國憲章和機構建置，並加上凱爾森主權理論的背書；從此之後，國 際關係便並存且交纏著西發利亞模式和聯合國模式這兩種國際關係的規範模 式，「帝國」的興起代表聯合國模式逐漸取代西發利亞模式，並邁向一個國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