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轉型正義的論述聚焦在一種實證主義、自由主義和憲政主義式的民主假 定之上，在將轉型正義帶來的議題和挑戰視為需要解決的問題之餘，轉型正義的 相關討論往往也將轉型正義導向並視為是一系列的政治和社會工程，這個政治和 社會工程企圖將受創或政權轉移後的共同體，帶往一個正常、常態和穩定的狀 況。然而，從政治性重探出發會發現，政治性的作用不只是政治共同體重新奠基 的過程，政治性的發生不只是跟「革命」這個概念息息相關，政治性更關注社會 原則的重新劃分和建構，它也就不只是一個社會的激烈變動過程，或單純的常態 化過程，它更可能介於常態和例外之間，甚至是關聯著常態和例外的關係。因此，
29 轉型正義與英語的密切連結，並非排除英語之外的研究者參與轉型正義的研究；相反的，轉 型正義的研究者，經常是非英語系國家出身，卻用英語寫作該國轉型正義的議題，像是阿根廷裔 的泰鐸(Ruti Teitel)、克羅埃西亞的祖芭提切(Jelena Subotić)、日本的二村高殿(Madoka Futamura)、
挪威的艾斯特(Jon Elster)、德國的歐費(Claus Offe)…等人。然而，就本論文目前所做的觀察發現，
這些研究者所處的國家，並不見得以「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命名他們國家如何面對過 去人權侵犯的議題。因此，就本論文目前所做的觀察發現，在德國主要以「克服過去」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一辭，來指稱德國如何在二戰及兩德統一之後面對過去歷史經驗，這 部份有許多地方和轉型正義重疊，但兩者不完全等同；在日本則主要以「戰後責任」(戦争責任) 來稱呼類似於轉型正義的議題；相較於此，台灣則是直接從英語翻譯成中文，並以此概念來命名、
指稱與涵括相關的事件、人物和經驗。
當轉型正義經常呈現報復性正義和回復性正義的兩難，呈現民主轉型後的衝突、
混亂和種種難題，並企圖朝向正常、常態和穩定的共同體狀態時，我們可以確定，
轉型正義所面對與對應的政治共同體，不見得處於正常、常態和穩定的狀態；另 方面，轉型正義的討論也正企圖將政治共同體導向另一個「正常、常態和穩定的 狀態」。
因此，政治性重探作為本論文的問題意識，並帶出政治性原則所具有的變 動、例外、奠基與曖昧…等特性時，本論文企圖以一種「理論作為工具和方法」，
當作介入轉型正義的方式，重新理解和詮釋轉型正義的「問題─方法─答案」三 者的關係；在此，「理論作為工具和方法」指的並不是一種套用和應用的方法，
而是「現象學─詮釋學」當中，探討「問題─方法─答案」的後設觀點和取徑，
透過「理論作為工具和方法」的介入，暴露出目前轉型正義的形構樣態；然而，
這並不意味著「理論作為工具和方法」和「轉型正義的既有實踐和討論」是兩個 不變的實體，在「理論作為工具和方法」的介入過程中，兩者會互相影響和改變 彼此。另方面，本論文也強調轉型正義的「政治性重探」，當作政治性重探的路 徑和方法。所以，本論文企圖由徳希達(Jacques Derrida)後期對倫理─政治的闡 發，以及奈格理和哈特(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近年來所發展的「帝國」
(empire)討論，30作為政治性重探轉型正義的資源；由於他們對當代西方政治發 展的思考，都是從哲學和政治的深層關係出發，使得他們的思想都可視為是政治 性的探討和詮釋，並具有一種政治性重探的性質，不但深入西方思想的根源，也 在常態和例外的交纏關係來回探索；因此，這也是本論文企圖以他們的思想作為 政治性重探轉型正義的理由。
然而，德希達的後期思想以及奈格里和咍特的思想之間，並不見得彼此相 容；所以，本論文順著轉型正義的問題意識出發，在論文寫作過程中，最終選擇
「解構」作為理解政治性的觀點以及政治立場。這個選擇並不意味著否定或放棄
「帝國」的相關討論，相反的，「帝國」所開啟的嶄新觀點，得以補充許多德希 達在全球層次的議題上並未清楚說明之處。本論文認為，兩者對革命和時間性的 理解有著根本差異，是本論文之所以在兩者間做出選擇的原因，這部分將在第三 章有較為詳細的討論。因此，「解構」既是文本閱讀和詮釋的策略，也是從這種 閱讀和詮釋策略，所發展出的哲學思考和處理哲學問題的方式，它在一九九○年 代開始介入一系列的政治─倫理議題，它的重點在於，將所探討的議題視為對於 當下的探問，可是，「當下」(present)作為「過去─現在─未來」關係的一環，它 總是為過去和未來所填滿，因此總是一個不在場，也是一個「（不）可能」(the impossible)；然而，「不可能」作為特定的「（不）可能」，它並非虛無的感嘆，
而是要求我們儘可能梳理這個當下是被什麼樣的過去和未來所填滿；亦即，要深
30 有別於一般所理解的帝國和帝國主義，「帝國」(empire)這一詞是奈格里和哈特在《帝國》(Empire) 一書所特地闡發的概念和術語；因此，在之後的段落，本論文皆以引號標示「帝國」一詞，以表 達這是奈格里和哈特的專有概念和術語。
入了解填滿當下的過去和未來如何成為我們對於當下的預設。只有深入了解這些 已預設當下為何並填滿當下的過去和未來，我們才能從當下這個不可能中找到可 能性。
另方面，「解構」的策略不只是政治性重探的方式，「解構」也是一種詮釋學 的解讀策略。31在「現象學─詮釋學」的傳統認為，答案來自於問題，問題預設 著答案，因此，問題和答案之間本身就有著對話關係，在我們尚未得知答案之前，
答案已經引領我們的提問，將提問帶往答案，我們的提問也往往預視答案的出 現；在此，方法作為一種問題獲得答案的工具，作為一種通往目的的道路，便必 須持續接受審視與反省，而非毫無反省地應用和套用。所以，「現象學─詮釋學」
是一門藉由「問題─方法─答案」的對話關係切入，並以「作者─文本─讀者」
三者的對話關係為探討模式，以此理解和詮釋三者關係如何構成的學問。因此，
當本論文從重探政治性(retreating the political)出發，「重探」同時涉及「撤退」
(retreating)、「重新對待」(re-treating)和「重新追溯」(re-tracing)的雙重意涵；重 探政治性也就是要這種退一步的重新對待和追溯，試圖從哲學和政治交會、從思 想的層次，來捕捉政治性原則的經驗。如此一來，這種退一步以重新對待和追溯 的工作同時涉及詮釋學的工作。
那麼，本論文將著重德希達在1990 年代以後的著作，包括《既給的時間：
一、偽幣》(Given Time: I. Counterfeit Money)、《馬克思的幽靈：債務國家、哀 悼工程和新國際》(Specters of Marx: the State of Debt, 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法之力：「權威的神秘基礎」〉(Force of Law: “The Mystic Foundation of Authority”)、《流氓》(Rogues)…等書。「帝國」方面的討論，主要 以哈特和奈格里於2001 年出版的《帝國》(Empire)，以及 2004 年出版的《諸眾》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為主，並配合奈格里早期探 討法政哲學的作品，諸如《叛亂／舉事：制憲力和現代國家》(Insurgencies:
Constituent Power and the Modern State)、《戴奧尼索思的勞動》(Labor of Dionysus:
Critique of State-Form)等著作，配合與深化對帝國討論的理解。
從「理論作為工具和方法並介入詮釋」出發，本論文集中在近二十多年來，
與轉型正義相關的文獻，這些文獻的範圍已在上一節已劃出一粗略的輪廓。那 麼，透過後期德希達和「帝國」的討論，本論文企圖將之化為一個探討轉型正義
「問題─方法─答案」關係的後設探討架構，並以此作為介入轉型正義的方式。
然而，儘管作者盡量忠於德希達和「帝國」的思想，但本論文對於兩人的解讀，
31 有些學者認為，德希達的「解構」(deconstruction)不應被視為「現象學─詮釋學」的傳統；然 而，從德希達的師承（勒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早期作品中的對話對象（胡塞爾(Edmund Husserl)、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甚至在八零年代和高達瑪(Hans-Georg Gadamer)的論戰…，
都很難說德希達和「現象學─詮釋學」的傳統沒有關係，更不可能說德希達未受這個傳統影響。
因此，若用廣義的「現象學─詮釋學」的傳統來看德希達的作品時，德希達的「解構」可說是「一 種」詮釋學的路徑。
並不必定是「正確」和「權威」的解讀，只是反映作者相應於轉型正義的現象和 文獻時，對兩人所做的特定詮釋和理解。因此，轉型正義的政治性探討既非企圖 尋找或確認轉型正義的明確意義和運作策略，也非企圖將轉型正義概念化成可為 科學研究所用的操作性定義；相反的，轉型正義在這樣的探討下，將會呈現出轉 型正義論述的邊界和預設。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本論文對轉型正義的政治性重探 即是轉型正義的「定論」；「現象學─詮釋學」的傳統所重視的「問題─方法─答 案」之關係，目的並不在於理解和詮釋出「正確」的問題、方法和答案，甚至，
「正確」的問題、方法和答案對詮釋學來說是必須持續追求的任務；因此，重新 探討轉型正義的「問題─方法─答案」三者關係，並非設法給出一個正確問題、
方法和答案，而是要不斷豐富我們對於轉型正義的意義和既有理解，即使這個理 解並不見得能給予現狀直接的幫助，甚至可能具有內在顛覆性。最終，這一系列 重探的詮釋工作，不只是探問和豐富轉型正義的「問題─方法─答案」的關係而 已，這個重探工作的歷程，也是企圖重新暴露「過去─現在─未來」的關係，以 回應「當下」作為「不可能」所帶來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