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從先前的描述來理解「解構即正義」的意思，它表達一種透過法／權歷史 的細緻探究、釐清、解析、批判與追溯的過程，這整個操作的過程，同時是一種 摧毀和拆解法／權的過程，正義在這種法／權歷史的問題化過程中得以具體化；
那麼，從這樣的觀點，又該如何看待艾斯特在《結算》對於正義概念化的操作呢？
在《結算》的前言，艾斯特有一段文字說明《結算》一書為何並不給出轉型正義 的「理論」，以及這本書為何沒有導論與結論。他說：
這本缺乏導論的書，剛好符合結論的闕如。如果我有個轉型正義理論，
我或許會以它開頭，並藉著評價它來結尾。既然我並沒有一個轉型正義 的理論，這個慣例的剖析似乎沒有意義。我希望那些耐心讀完我所呈現 的材料的讀者，將會發現符合它們旨趣的討論。道德哲學家或許會發現 某些逃脫他們注意的兩難，並沉思這些逆反事實與倫理學的關聯。法學 家或許會在符合犯罪裁量的懲罰理念中，發現新的難題。政治科學家或 許會發現，轉型正義是研究情緒在政治學裡扮演何種角色的豐富領域。
歷史學家也許會驚訝地發現，轉型後的財產「雙重擁有」問題，早在西 元前403 年的雅典、在第二次法國王朝復辟、在兩德統一之後，已經解 決過了。那麼，我之所以寫這些，是為了那些社會細緻程度所引發的知 性興趣(intellectual excitement)，而非那些尋求大圖像(large picture)的 人。我暗自假定，我並不認為有個大圖像可被找到，如果我曾想過有大 圖像可尋找，那我早已在找了。（Elster，2004：xi-xii）
「脈絡依存」的特性，是轉型正義之所以無法通則化與理論化的最大原因。
可是，他也說：「我之所以寫這些，是為了那些社會細緻程度所引發的知性興趣 (intellectual excitement)，而非那些尋求大圖像(large picture)的人。」這段話說明 了那些想將轉型正義理論化的人是所謂「尋求大圖像」的人，他並不是那種人，
他的知識興趣是由那些社會的細緻程度引起。可是，下一句話卻不太容易說服 人，他說：「我暗自假定，我並不認為有個大圖像可被找到，如果我曾想過有大 圖像可尋找，那我早已在找了。」也就是說，轉型正義不能被理論化，是他「暗 自假定」的結果，儘管他用整本書證明轉型正義無法理論化，但「暗自假定」、「不 認為有個大圖像可被找到」這樣的話語，都讓轉型正義是否能被理論化，變成是 信念問題，而非知識問題。然而，這並不是說，我們因此就要否定艾斯特的說法，
轉而成為尋求大圖像的人；而是說，轉型正義的理論問題，一方面被艾斯特轉為 信念與宣稱的問題，另方面被《結算》的操作和展演懸置起來，並進一步取消正 義，也就是說，《結算》是艾斯特的信念，將紛雜的資料和文獻整理、組織起來，
以類似理論和知識的方式展演出來。因此，任何理論化轉型正義的企圖，任何直 接面對正義問題的人，都可能面臨同樣的信念問題，亦即，必須假定轉型正義有 理論的信念，轉型正義才能被理論化，轉型正義是否能被理論化並非客觀分析與 發現的結果，而是信念先行的作用。任何企圖理論化轉型正義的企圖與作品，最 終都徘徊著《結算》的幽靈。
另方面，《結算》透過「轉型正義的結構」來完成它作為反歷史的歷史著作，
也讓它處於歷史的邊緣，細數各個轉型正義案例的不同樣貌，甚至讓龐大案例展 示出細緻的分類、分析與說明。這些轉型正義的案例，如之前所述，是一系列正 義再現的匯集，它並不直接說明正義是什麼，而是透過細緻的分類、分析與說明，
勾勒出轉型正義的先決條件，正義一方面被視為概念，是作為情緒動機所驅動的 行動，另方面則透過這個看似科學的操作，解釋正義如何被實踐與運作，從而懸 置、跟著取消「正義是什麼？」的討論。
艾斯特在《結算》裡頭，不斷強調他的作品是實證與解釋性，而非規範性；
即使在《情境正義》裡頭，他也表達類似的看法，強調他的作品是解釋性而非規 範性。（Elster，1992：14-16）可是，如同前段所說，《情境正義》與《結算》都 像是已帶著某種信念之後的知識展演，若說艾斯特的作品僅是解釋性的語言，那 僅能放在與規範性著作相對立的脈絡下才成立。若僅從作品的語言運用來看，不 論是《結算》裡，透過「轉型正義的結構」，是要強調和解釋不同轉型正義與正 義案例的運作過程；或在《情境正義》裡，強調不同制度分枝如何採用不同分配 原則的運作方式，都讓這些解釋不只是解釋，而具有強烈的展演性質，試圖展演 出他所要對立於規範性著作的意圖，展演出正義的問題是個「情境」問題；亦即，
展演不只具有引導出規範的效力，展演更是要將正義問題視為「彷若」(as if)是
「情境」的問題。可是，從我們之前不斷試圖展示的是，這個將正義視為彷若是 情境的嘗試，其實是「正義」的懸置和取消。因此，我們該如何看待這種取消正 義的操作？
德希達所認為的「正義即解構」，是透過司法體系歷史的探究、追溯與爬梳，
乃至於摧毀和拆解司法體系，如此一來，正義既不可能脫離法／權來討論，正義
卻也與法／權分離才有可能，如此產生的效應是：正義處在可說與不可說的邊 緣，處在經濟與非經濟的交界。相較之下，艾斯特的展演，則鋪陳出一系列的正 義再現，既懸置正義原則與正義本身，也藉著這層懸置展演，展演出正義原則與 正義本身在「情境」(the local)之中。可是，《結算》卻又強調正義運作需依賴制 度中介，強調作用在制度上的正義指導原則之多樣性，強調一系列建立在細緻分 類選項上的決斷與確認。如此一來，艾斯特一旦認為，「轉型正義」和「正義」
是脈絡依存時，他是基於制度中介的多樣性來陳述這個脈絡依存的結論。然而，
制度運作本身有賴特定原則的作用，原則本身便是法則的展現，正義無法脫離制 度的分配。由此可知，正義與制度、正義與原則、正義與法則仍連結在一起。因 此，當德希達試圖將正義推向經濟與非經濟、交換與無法交換的交界時，艾斯特 仍處在經濟交換與分配的邏輯之上，認為理想的制度性中介即是正義的展現，或 從他的實證研究企圖解釋，不同的制度性中介型態，便展現了不同脈絡和情境的 正義。如同《結算》的書名一般，它已告訴讀者，轉型正義是種「結算」，是要 在計算與交換中找到正義的可能；這使得它仍是部交換經濟的正義著作。同時，
基於「結算」的要求，艾斯特儘管在分析架構上拉出司法正義和政治正義的兩個 端點，但我們仍可隱約看出艾斯特認為，理想的司法正義是他傾向支持的轉型正 義處理方式，但我們仍可繼續質問的是：理想的司法正義，是否能讓他所設想的
「結算」算的清楚呢？或是說，理想設定的結算，難道就不會出現任何誤算、未 算到、算不準或無法計算的部份嗎？更進一步來說，循著之前由革命、戰爭和內 戰的提問出發，這些探問法則邊界的事件類型，是屬於能結算還是不能結算的部 分？這些事件類型有可能用結算的方式來理解嗎？
艾斯特對司法正義的偏好其實並不讓人意外，基督宗教所構連的「最後審 判」，正好是西方理解正義的原型，審判與司法正義的等同自然就不令人訝異；
然而，最後審判預設和訴諸的是上帝全知全能和至善的屬性，只有在這種無限的 眼光中，純粹的正義判決才有可能，不僅如此，最後審判的形象也是一種不對稱 的關係：基於上帝的無限性，受審者不需要辯駁，也沒有上訴的機會，上帝作出 的判決必定是正義的；如此一來，上帝的無限正義和世俗化的有限正義便產生落 差，為了銜接或面對這個落差，法治原則和合法訴訟程序便是這個落差的橋接原 則，透過法治和合法訴訟程序這兩個原則的設定，得以保證正義審判就算無法企 及無限正義的觀點，也至少逼近正義，或防止審判落入不義。艾斯特對司法正義 的理解，可說是世俗化的正義審判觀點；德希達的解構正義，則是立基於無限和 有限正義之間張力的操作，這個無限和有限的拉鋸，也正是非經濟(aneconomic) 和交換經濟的拉鋸。從德希達的解構正義出發，正義審判的問題進一步被推到極 致，他鋪陳的正義三重困局，不但使得轉型正義所要從事的起訴和正義審判變得 不可能，任何一種「情境／在地」(local)或「普遍」正義原則的使用，勢必面臨 不義的可能；可是，從另一方面，起訴和正義審判的不可能並不是要癱瘓正義審 判，相反的，正義困局的鋪陳要指出的是，正義審判雖然不可能，可是，一旦不 做出判決，正義更是「（不）可能」；正義既被視為「（不）可能」，卻又從這個「（不）
可能」之中召喚出不可能的可能性。正義因此被視為特定的「（不）可能」，這個
「（不）可能」是一切法則之所以可能的條件，從「（不）可能」出發，探問這個
「（不）可能」，法則和正義的關係才能逐漸釐清，我們也才能在這個正義和法／
權的差別、弔詭和張力之中，重新找到正義和法／權的可能性。
另方面，在艾斯特強調他的作品僅是實證和解釋的工作，卻又同時在「轉型 正義的結構」裡，拉出政治正義和司法正義的兩端，並隱然偏好純粹司法正義的 處理方式時，艾斯特也跟著隱藏了一個未說的預設。他所說的「純粹司法正義」，
另方面，在艾斯特強調他的作品僅是實證和解釋的工作，卻又同時在「轉型 正義的結構」裡，拉出政治正義和司法正義的兩端，並隱然偏好純粹司法正義的 處理方式時，艾斯特也跟著隱藏了一個未說的預設。他所說的「純粹司法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