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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目的為探索知識,而研究方法則為探索知識的方法。目前獲得知識的 方法,仍是依循科學革命後,自然科學研究或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傳統與精 神為主,主張以科學方法調查自然現象,並將其視為產生知識最強有力且有效的 工具。而科學主義的精神可上溯至前蘇格拉底之哲學思維,其假設世界存在著「理 性的迷思(rational myth)」,認為理性的迷思可透過自然觀察方法討論與理解,

相反地,對於指涉超自然現象之迷思,則無法被討論。此一觀念,影響後世對於 知識的假設,並且引發了 17 世紀的科學革命。Durkheim(1982)即認為存在人 類社會的法則是可以被發現的,但是必須透過實證的程序及資料,而不是哲學辯 證的過程(轉引自黃淑蕙,2001),所以研究過程中個人的意見必須被排除。科 學方法的基本原則與特徵,可歸納為:化約主義4、可重複性(repeatability)和可 辯駁性(refutation)(Checkland & Holwell, 1998),此即以客觀的態度,透過演 繹原則探詢知識,經由將自然現象中變動的因子分別獨立,同時限制在可控制的 條件下,利用實驗或假設檢定的過程驗證假設或命題,並強調其結果的可重複 性,進而產生知識、貢獻理論。

社會科學家受實證主義傳統的影響5,金兼斌(1999)便指出社會科學研究慣 於將自己視為自然科學的延伸。所以同樣地以自然科學的方法:實驗、假設檢定 或模擬等定量的方法探索知識,企圖發展符合科學標準之社會相關研究。然而在 執行研究的過程中,社會科學家發現社會場域(field)中包含許多複雜、互動且

4 本文係採用陳國明(1999)之譯詞,reductionism亦可稱為簡化主義,延續迪卡兒之精神,強調 將整體打散成為片段,獨立、個別地被了解與研究。

5 以科學方法研究社會現象之概念,最早由孔德(Comte)提出,他認為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可 以應用在了解社會問題,開啟社會科學研究一條重要途徑(黃淑蕙,2001)。

變動的因子,無法將各種現象分別抽離研究情境(situation)。Checkland和Holwell

(1998)便援引經濟學家凱因斯所提出之概念,認為不同於自然科學界所觀察的 現象─不隨時間而異質(homogenous through time),社會科學家所關注之焦點 常隨時間改變而變化,造成自然科學方法在探索人類社會知識之限制。由於社會 系統的權變(contingency)性較強,引發學者尋求另類研究方法(alternative research methods)探索社會情境知識之動機,造就日後詮釋學派(interpretive school)、

批判學派(critical school)等質性研究方法之興起,亦引起社會科學界對研究典 範6移轉之討論。

傳播學與管理學均屬於社會科學的一環,過去均以實證的量化方法作為主流 的研究方法(須文蔚、陳世敏,1996;蔡敦浩、陳可杰,2002),然而隨著社會 的轉變,社會情境與群際關係日趨複雜,不論傳播或管理學界均積極尋求量化以 外研究方法,協助研究者增進對社會的了解。就傳播學界而言,已出現許多關於 探討傳播研究現況、研究方法及典範的研究論述(金兼斌,1999;翁秀琪,1999;

陳國明,1999),認為在多元發展的社會中,傳播研究典範亦逐漸朝向多元論述 典範發展。另一方面,體認並非所有理論或原則都可於每個組織中之現實,管理 學界亦展開對其常用研究方法的深刻省思,蔡敦浩和陳可杰(2002)便認為在舊 典範崩解而新典範尚待建立的同時,質性探究事實的方法將有助理解新穎且複雜 的管理議題。

作業管理研究屬於管理學門一支,鑑於社會環境與作業問題日益複雜,出現 尋求適切研究的方法以輔助研究者了解作業現場之研究論述。在 1989 年時,便 有學者提出作業管理領域應尋求另類研究方法的呼籲來彌補以實證研究為主的

6 Kuhn 指出典範(paradigm)有兩種意義,一為代表系統成員所共有的信念(beliefs)、價值

(values)、技術(techniques),及科學團體所承認的標準(standards)等構成的整體;其二為 涉及該整體中的一種元素,即具體的問題解答或一種模型與範例(轉引自金兼斌,1999;黃淑 蕙,2001)。對於典範之定義眾多,包括理論的典範、技術的典範、研究方法的典範等,不同 的典範代表著不同看待世界與社會的觀點。社會科學研究者認為的三個典範為:實證主義、詮

作業研究之不足(Meredith et al., 1989)。經過多年的討論後,Westbrook 在 1995 時,提出AR 是為作業研究領域的新研究典範之看法,直到 2002 年,AR 正式被 納入成為四大作業管理研究方法之一(Coughlan & Coghlan, 2002)。下節將從作 業管理研究演進的歷史性觀點,以前述三篇研究論述為基礎,探討作業管理研究 之典範轉移,再進一步於第二節中導引出本研究採用AR 之適用性。

(一)作業管理研究典範之轉移7

作業管理的目的為:協助管理人在有限的時間、成本與資源的限制之下,生 產財貨或勞務,以達成組織營運之目標。Saladin(1984)認為作業管理的研究是 不斷演進的過程,從分工、標準化、工業革命、科學工作研究(scientific study of work)、人類關係運動(human relations movement)及數學模型輔助決策到電腦 的運用。代表著作業管理技術與思維的不斷創新,同時也代表管理哲學思維的演 進。因此,研究者必須觀察社會與時代的變化,修正研究過程中所採取的世界觀,

以符合現實環境的需求,達成貢獻知識的目的。

Meredith 等學者(1989)便提出以長期研究(longitudinal research)、田野實 驗(field experiments)、行動研究、及田野研究(field studies)等質性的研究方 法輔助以量化研究為主軸的作業管理研究。作業管理研究過去受實證主義精神與 傳統影響,主要採行模式(modeling)等定量的方法,其中「統計分析」更是主 流的研究方法。但 Meredith 等學者在 1989 年觀察過去研究的狀況,再考量當時 研究與實務之需求,便提出尋求作業管理研究之另類研究典範的呼籲。他們認為 必須重新考量作業管理與研究典範的原因,可從作業管理(Operations Management, OM)的實務需求、及作業管理研究之歷史性因素二方面分析與探討。

首先,就OM實務需求而言,OM的發展起源於第一線的作業管理者對於解決 作業問題的實際需求,但過去採用的研究方法將無法完全克服因為時代的進步所

7 本研究所指之作業管理研究之典範轉移為「研究方法」典範之轉移。

帶來許多新的作業管理挑戰,如員工行為日益複雜或外在競爭日益激烈等。其 次,就作業管理發展的歷史性因素而言,作業管理發展之初,完全是以解決實務 問題為導向,這樣的趨勢影響著教學與研究之發展。但以解決實務問題為主的作 業管理研究卻在 1950 年代,因遭受批評其研究方法缺乏嚴謹性、且不符合科學 精神,所以便逐漸朝向作業研究(Operations Research, OR)方向發展,強調採用 嚴謹、有系統,並且符合科學精神之方法進行研究。如此所獲得的結果雖然符合 學術與科學的嚴謹性,但卻逐漸背離解決管理實務問題之需要8。鑑於研究的目的

(探索知識)及實務的需求(解決問題)之考量,為彌補過去以量為主的作業管 理與研究之不足,尋求另類的研究方法遂成為當務之急。

另外,由作業研究所採用的方法進行統計計算,Meredith 等學者(1989)以 認識論中「理性主義或存在主義」、以及研究情境之「自然或人工的」作為二個 將作業研究方法分類的軸線,其中理性或存在主義軸線劃分為四個刻度,分別 是:公理的(axiomatic)、邏輯實證主義或經驗主義(logical positivist/empiricist)、

詮釋的、及批判的;而研究情境自然與否則劃分為:對客觀真實直接觀察、人類 對客觀真實的感知(perceptions)、及對客觀真實的重建(artificial reconstruction of object reality)三個刻度。他們將作業研究方法歸類至前述二個軸線之刻度所對 應之座標,如(圖 3.1)。他們發現過去作業研究集中於「人工的」及「理性的 與邏輯實證的」所對應之作座標區域,如圖3.2 陰影區所示,如實驗法、模擬法、

調查法等共佔所有作業研究數量之90%,反觀屬於自然的與詮釋的較少,如行動 研究、個案研究等僅佔所有作業研究中的5%,而 5%又以個案研究為主。但鑑於 作業管理情境日益複雜,他們呼籲加強採用自然的與詮釋的研究方法以彌補作業 管理研究之不足。

8 作業研究(OR)即後來所指之模式學派,將環境中變項單純化,控制變項與變項間之關係,並 利用大量的數學模型推導出作業情境之最佳解,因此忽略現實環境中複雜且變動的因素及其相互 影響之關係,遂OR之研究結果雖可獲得學術研究之肯定,但實務界卻普遍認為其結果無助於解

對客觀真實的直接觀察 ( introspective reflection)

邏輯論証法

圖3.1:作業研究方法分類架構(Meredith et al., 1989)

Westbrook於 1995 便倡議「行動研究」方法作為生產與作業管理(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POM)研究領域之新典範。強調研究者應從實務的觀 察與涉入(intervene)研究情境著眼,以解決問題、貢獻理論,甚至發展理論。 實質之研究限制(Westbrook, 1995)。為突破此困境,研究者必須向其他姐妹領

域技術轉移9、並尋求新的研究典範,以協助解決POM實務問題同時進一步建構 POM理論。在尋求新研究典範的過程中,Westbrook(1995)發現在社會心理研 究領域中所採用的AR,除可對實務情境有通盤且深入的了解外,更使研究者能夠 利用其具備之經驗與知識於研究情境中檢測研究概念,再透過與研究對象合作及 其回饋修正研究方向,如此除有助於解決實務問題,更可協助研究者建立場域理 論(field theory),因此將AR視為未來作業研究之新典範。

域技術轉移9、並尋求新的研究典範,以協助解決POM實務問題同時進一步建構 POM理論。在尋求新研究典範的過程中,Westbrook(1995)發現在社會心理研 究領域中所採用的AR,除可對實務情境有通盤且深入的了解外,更使研究者能夠 利用其具備之經驗與知識於研究情境中檢測研究概念,再透過與研究對象合作及 其回饋修正研究方向,如此除有助於解決實務問題,更可協助研究者建立場域理 論(field theory),因此將AR視為未來作業研究之新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