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清高宗的語文事功

在文檔中 《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研究 (頁 47-51)

三、清高宗的語文事功

(一)推行滿語

先前清聖祖早已憂慮滿語消亡,因而敕纂《御製清文鑑》,其孫清高宗也有 相同的心情,乾隆六年(1741)三月己巳諭:

滿洲素習,原以演習弓馬騎射為要,而清語猶為本務,斷不可廢。從 前皇祖聖祖仁皇帝,嘗閱宗室、章京、侍衛等射箭,遇有技藝生疎,不諳 清語者,即行斥革,原欲示以懲創,教育有成也。近見滿洲子弟,漸耽安 逸,廢棄本務,不以騎射為事,亦不學習清語,公所俱說漢話。……著交 宗人府、領侍衛內大臣等,飭令宗室、章京、侍衛等,各加奮勉,及時學 習。朕於本年冬間或明年春間,查閱其優等者,格外施恩,倘仍不學習,

以致射箭平常、不諳清語者,定從重治罪。24 乾隆七年(1742)八月戊申再度重申:

滿洲人等,凡遇行走齊集處,俱宜清語,行在處清語,尤屬緊要。前 經降旨訓諭,近日在南苑,侍衛官員兵丁,俱說漢話,殊屬非是。侍衛官 員,乃兵丁標準,而伊等轉說漢話,兵丁何以效法?嗣後凡遇行走齊集 處,大臣、侍衛官員以及兵丁,俱著清語,將此通行曉諭知之25

滿洲子弟不獨應講滿語,還要講純正的滿語,高宗對於滿語夾雜漢語相當 反感,乾隆十二年正月初七諭令:

清語為我朝根本要務,近見清語中襍以漢語,語熟成風,遂將可以繙

23 [清]清高宗:《御製詩五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 年,景印武英殿本),卷 86,頁 17b-18a。

24 [清]慶桂等:《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8,頁 7b-8b。

25 [清]慶桂等:《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73,頁 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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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者亦用漢語,而書於奏章者,徃徃有之,朕隨所見即為改正,復派大臣 查詳更正。26

在此動機下,高宗進行大規模的滿語改造運動,盡可能剔除來自漢語的音 譯詞,將音譯改意譯,或依據既有的滿文詞詞彙改造成為新詞;如仍避免不了 音譯,則加上適當音節,使之脫離原先漢文面目,更似滿文詞彙27。且事事物 物最好都要有標準的滿文名稱,以避免官員隨意音譯漢文。

這些新規範的滿文詞彙,最終編成《欽定新語》。此書版本多,內容不一,

可見當時是陸續增補新詞,陸續刊刻新版28

此外,清高宗又敕令以「欽定新語」,重譯《四書》、《五經》,作為官方定 本。

(二)審音正字

清高宗即位之初,閱讀《金史》。見《金史》中許多譯名,譯音不準,用字 不雅,大不認同,乾隆十二年(1747)七月丙午諭:

金源即滿洲也,其官制、其人名,用本朝語譯之,厯厯可見。但大金 全盛時,索倫蒙古亦皆所服屬,幅(巾+員)遼廣,語音本各不同,而當時 惟以國語為重,於漢文音義未嘗校正畫一。至元臣纂修,又不過沿襲紀載 舊文,無暇一一校正,訛以傳訛,有自來矣!……至於姓氏,惟當對音,

而竟有譯為漢姓者,今既灼見其謬,豈可置之不論?爰命大學士訥親、張 廷玉、尚書阿克敦、侍郎舒赫德,用國朝校定切音,詳為辨正,令讀史者 咸知金時本音、本義,訛謬為之一洗,並註清文,以便考證29

由此可見,清高宗有很強烈的審音意識、正字意識,史書音譯當選用合適 漢字,以契合滿語本音,且對照滿文,追溯本義,於是編成《金史語解》。該書 將《金史》所有譯名一一析出,注寫滿文及新譯,並附上舊譯及出處。

高宗自言:

朕非於此等音譯字面有所偏袒,蓋各國語音不同,本難意存牽合。即 如滿洲、蒙古文,譯為漢文,此音彼字,兩不相涉。乃見小無識之徒,欲 以音義之優劣,强為分别軒輊,實不值一噱!朕每見法司爰書,有以犯名 書作惡劣字者,輒令改寫。而前此書回部者,每加犬作(犭+回),亦令將

26 遼寧省檔案館編:《黑圖檔‧乾隆朝‧乾隆三十三年京來檔》(北京:綫裝書局,2015 年),

第3 冊,編號 251,頁 395。

27 張虹:〈簡述乾隆帝對完善滿語文的貢獻〉,《滿語研究》,2002 年第 1 期,頁 47-52。

28 春花:《清代滿蒙文詞典研究》,頁 152-158。

29 [清]慶桂等:《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295,頁 5b-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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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旁刪去,誠以此等無關褒貶,而適形鄙陋,實無足取。况當海㝢同文之 世,又豈可不務為公溥乎?將此通諭知之。30

不獨《金史》,高宗也以相同的態度處理《遼史》及《元史》。且譯詞有時 不單是源自女真語、契丹語、蒙古語,也來自藏語,高宗命儒臣探訪在京的蒙 古31、西藏人士,詢問音義,猶似現代所謂「田野調查」,方法嚴謹,絕非向壁 虛造32。清高宗自己也帶頭做起,自稱:「凡索倫蒙古之隸臣僕、供宿衛者,朕 皆得親為諮訪,於其言語音聲,俱能一一稽考,無纖微之誤。33

如有語源不明者,也當據實以告,僅改動漢譯用字,使之雅馴。最終編出

《遼史語解》、《元史語解》,與《金史語解》合為《遼金元三史語解》。 既要改定譯名,講求譯音正確,無可迴避滿漢文正音的工作。就在編修

《遼金元三史語解》的同時,乾隆十五年(1750)五月諭:

漢人初學清字者,辯字審音,每借漢字音註,以便記誦,而漢字不能 悉叶,不得已各從俗音,以意牽合,未經校正畫一,恐久而益差。……爰 命儒臣傅恒率同儒臣,重定十二字頭音訓34

該書即是《欽定清漢對音字式》。不過,出版時已是二十三年後的乾隆三十 八年(1773)二月,晚《御製增訂清文鑑》一年。

(三)翻譯事功

為統治大清帝國底下諸民族,正確翻譯人名、地名,不致誤會,可謂是基 本中的基本,但在當時的環境下,要能做到如此,似乎並不容易,清高宗顯然 深感煩惱。

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六月庚子:

昨閲開泰查審巴塘為匪喇嘛等供詞……再喇嘛番民等名字,由唐古忒 字譯漢,自有一定音釋,乃開泰一任綠營漢員,混行編造入奏,適足貽笑 中外!……嗣後著於理藩院熟諳繙譯人員内,揀選一員,前往補授,一應 陳奏事件,如有喇嘛番民等名字,俱著斟酌對音,毋再草率舛誤,將此傳

30 [清]慶桂等:《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83,頁 7a-7b。

31 此處「蒙古」,包含一般概念上的「蒙古」,及「蒙古」底下的「索倫部」。契丹後裔為誰?

清高宗初琢磨不定,而後判定契丹後裔當是被吸納進蒙古,成為蒙古底下的索倫部。

32 金鑫:〈乾隆改定遼金元三史譯名探析〉,《滿語研究》,2009 年第 1 期,頁 58-62。

33 [清]慶桂等:《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898,頁 25a。

34 此諭不見於《起居註》、《實錄》等史料,但見摘抄於[清]方濬師:《蕉軒隨錄‧國書十二字 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卷1,頁 2b-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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諭知之。35

又同一事件,乾隆二十八年(1763)七月辛巳,再諭軍機大臣等:

前開泰將巴塘滋事之喇嘛番人名字混行譯漢,業已改正交發。昨於審 擬摺内,見有熱敖名色,按番字對音,應作沙爾鄂,此等譯漢,設使稍肯 留心,即可不至舛訛。……嗣後遇有關涉喇嘛番人名字,務須留心斟酌音 漢,勿踵開泰故習。36

乾隆二十九年(1764)三月戊寅,諭軍機大臣等:

和其衷奏酌移營汛一摺,已有旨交部議奏矣。摺内畢齊克齊等地方,

俱譯寫訛錯,該省所轄蒙古地方,相距不遠,對音譯漢字樣,不應傳訛舛 錯若此,已令軍機大臣改正。嗣後遇有譯漢事件,務須斟酌妥協,毋致草 率訛謬,著將此傳諭和其衷知之。37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丙子又諭:

又據阿桂奏,從金川脱出之喇嘛,齊楚木永仲師徒三人,已諭令解京 候訊。今用番字覈對,則齊楚木永仲乃簇爾齊木擁隆,扎什車爾眞乃扎什 策零洋,伊什隆眞乃伊什隴藏,原譯之名實為舛謬,且各路軍營奏摺似此 隨意譯寫者,不可枚舉。温福等即未習西番字,豈清字亦不能辨别乎?著 將更定之名兼寫清字發去,照式改正,嗣後遇有對音之字,宜詳加斟酌毋 致蹖誤可笑。38

高宗博通滿、漢、蒙、回、藏諸語,不致遭下屬蒙蔽,然而尚未揪出的譯 寫訛誤,又有多少呢?從人犯之名、戰犯之名,到軍營駐地之名,都譯寫訛 誤,中央朝廷如何能有效統治各方呢?高宗應是對此極為擔憂。

為有效統治,編纂各民族語言的辭典,似乎成為必要。乾隆十三年九月十 一日壬戌,高宗便雄心勃勃提出一個想法:

朕閱四譯館所存外裔番字諸書,雖分類音譯名物,朕所識者西番一 種,已不無訛缺。……我朝聲教四訖,文軌大同,既有成編,宜廣為搜 輯,加之較正,悉凖重考西番書例,分門別類,彚為舍書。所有西天及西 洋各書於咸安宮,就近查辦。其暹羅、百夷、緬甸、八百囬囬、高昌等書

35 [清]慶桂等:《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688,頁 21a-22a。

36 [清]慶桂等:《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691,頁 25b-26a。

37 [清]慶桂等:《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707,頁 17b-18a。

38 [清]慶桂等:《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927,頁 7b-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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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交與該國附近省分之督撫,令其採集補正。此外如海外諸夷並苖疆等 豦,有各成書體者,一并訪錄,亦照西番體例,將字音與字義,用漢文註 於本字之下繕寫,進呈交館勘校,以昭同文盛治。著傅恒、陳大受、那延 泰,總理其事。39

在此背景下,和碩莊親王允祿(1695-1767)奉旨編纂《欽定同文韻統》,

允祿〈進表〉題於乾隆十四年(1749)十二月二十八日40,清高宗〈御製序〉

題於乾隆十五年(1750)庚午十二月既望41。該書側重梵、藏二語的語音,不 解釋詞例,只說明發音,並將梵、藏音節一一以漢字單字、漢字反切等注音。

又乾隆二十五年,清軍征服新疆,面對廣袤的外族土地,下情如何上達中 央?中央如何有效統治、不被蒙蔽?此棘手問題,誠待清高宗設法解決。於 是,敕諭傅恒等人修纂《西域同文志》,該書針對新疆及周邊地區的地名、人 名,一一以漢字對音、漢字切音、維吾爾文、蒙古文、托忒蒙古文42、藏文等 形式譯出,並說明出自何種語言、本義為何,高宗〈御製序〉題於乾隆二十八 年癸未(1763)仲春月43,傅恒〈進表〉題於乾隆三十年(1765)十一月十八 日44

從這兩部書,大概可以想像,高宗應切實體悟到,要臣工像自己一樣通曉 外族語言,恐難辦到;但至少應有一本簡要的參考手冊,明確規範標準譯音,

從這兩部書,大概可以想像,高宗應切實體悟到,要臣工像自己一樣通曉 外族語言,恐難辦到;但至少應有一本簡要的參考手冊,明確規範標準譯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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