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滿漢對音

在文檔中 《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研究 (頁 26-30)

解。二人提出一個重要觀點──傳統文化觀念崇尚某地語音,並不代表當地語 音就是實際標準。

例如許多韻書都推崇中原,而廣袤中原又首推河洛,但是可能只是一種傳 統的文化觀,並不是說河洛地區的語音究是絕對標準。

其次,從明末利瑪竇(1552-1610)《中國札記》到盛清時期的琉球官話課本

《白姓官話》,再到清末日本的官話教材,都重視南京音,這也不代表南京音最 為純正。引用這些外籍人士文獻,不應忽略歷史背景,當時朝廷其實限制外國 人士的活動地區,利瑪竇等天主教傳教士主要在澳門、廣東一帶活動,日本、

琉球主要與福建通商,這些省份都遠在南京之南,方言都與官話差異甚大,這 些外籍人士所接觸的漢人可能不大清楚整個中國的官話情況,只因南京是當時 南方半壁的政經中樞,因此認為南京音最為純正。

在麥耘、朱曉農看來,所謂「南京官話」與「南京方言」應該加以區分,

「南京官話」應是官話在南京的變體,「南京方言」才是當地原有的方言,兩者 同時共存,正如「臺灣國語」是國語在臺灣的變體,與其他閩、客方言共存一 樣。作者二人認為,官話與整個北方方言系統差異不大,是以北方方言為基礎 的讀書音,北方人容易學,而南方人則可能受方言影響而講不標準。其次,即 便韻書標榜河洛之音,但實際上的標準可能已從河洛轉移,往其他地方靠攏,

作者雖未明確表明官話是以北京為標準,但卻隱約暗示這樣的意思1

平田昌司〈清代鴻臚寺正音考〉一文,也有類似的觀點。清代鴻臚寺掌管 朝會儀節,設置「序班」負責唱贊,清初時選用直隸(今河北)、河南、山東、

山西四省的在京生員,但乾隆十七年(1752)卻改成限用直隸生員,且直接明 示那些外省生員:「聲音各別,土語難變,學習唱贊時,雖極力教演,究難合 式。」可見以朝廷標準,還是以北京與周遭河北一帶語音最為純正。可是,另 一方面,江南文薈,江南文人對自己文化有優越意識,認為北音失去許多古音 特徵,故排斥北音,認為南音才是標準官話2

綜上所述,可以了解到,官話標準其實是非常主觀的。一方面,朝廷以北 音為標準,且官話本就以北音為基礎。另一方面,官話在南方產生變體,江南 文士由於文化優越感,視南音為標準;而閩、粵兩省人,則因南京為南方政經 中樞,故而認定南京音為標準。

二、滿漢對音

學術界最早提到滿漢對音的研究,見於民國十一年(1922)鄧永齡的〈從 滿洲語對音上論中國音均問題〉3。該文旨在討論上古韻部,認為清代學者對於

1 麥耘、朱曉農:〈南京方言不是明代官話的基礎〉,《語言科學》,第 11 卷第 4 期(2012 年 7 月),頁337-358。

2 平田昌司:〈清代鴻臚寺正音考〉,《中國語文》,2000 年第 6 期,頁 537-576。

3 鄧永齡:〈從滿洲語對音上論中國音均問題〉,《國立中央大學半月刊》,第 1 卷第 16 期(1930 年),頁15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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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guwe[kuә]」、「虢 guwe[kuә]」、「獲 hūwe[xuә]」。而承前第三點,宕攝入聲 開口一等字、曾梗攝開口一二等字,今國語多讀[ɤ],但在滿漢對音兩攝是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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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御製增訂清文鑑》則為-iyai[-iai],接近於古音。在此同時,車遮韻也已讀 成-iyei[-ie],如「節 jiyei[tɕie]」、「接 jiyei[tɕie]」,與蟹攝開口二合流16

第七,舌尖前音、舌尖後音混淆,此在黃俊泰的文章已有發現,《千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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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ši[ʃɿ]與 si[ʃi]混雜。比較順治、康熙、乾隆三個版本的《大清太宗 文皇帝實錄》的漢文本音譯,以及比較《千字文》諸滿文譯本,滿語si[ʃi]理應 用漢語[ɕi]的字來對音,但常常可見用漢語[ʂʅ]的字來對音;然而,滿文 ši[ʃɿ],

也用漢語[ʂʅ]的字來對音,不知其因29

第十二,比較《千字文》諸滿文譯本的對音差異,在拼寫規則上,滿文-ao、-oo 對應相同漢字,-u 與-ū 對應相同漢字,-yūn、-iowan 對應相同漢字,i 與ii 對應相同漢字30

第十三,《新刻清書全集.滿漢切要雜言》(康熙三十八年)中,語助詞的

「沒」可讀me[mә]、mo[mo]、mu[mu],「麼」可讀 mo[mo]、ma[ma],「類」可 讀lui[lui]、lei[lәi],「內」可讀 nui[nui]、nei[nәi]31

上述研究,大多是依據某些材料,針對某些方面,作大略的分析,或以

《廣韻》作古音對照,或以《中原音韻》作古音對照。因此,可以說是相當零 碎,既缺少針對單一材料的全面分析,也缺少一致的古音對照基礎,整體研究 成果尚不成熟。

在文檔中 《御製增訂清文鑑》滿漢對音研究 (頁 2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