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二人提出一個重要觀點──傳統文化觀念崇尚某地語音，並不代表當地語 音就是實際標準。
例如許多韻書都推崇中原，而廣袤中原又首推河洛，但是可能只是一種傳 統的文化觀，並不是說河洛地區的語音究是絕對標準。
其次，從明末利瑪竇（1552-1610）《中國札記》到盛清時期的琉球官話課本
《白姓官話》，再到清末日本的官話教材，都重視南京音，這也不代表南京音最 為純正。引用這些外籍人士文獻，不應忽略歷史背景，當時朝廷其實限制外國 人士的活動地區，利瑪竇等天主教傳教士主要在澳門、廣東一帶活動，日本、
琉球主要與福建通商，這些省份都遠在南京之南，方言都與官話差異甚大，這 些外籍人士所接觸的漢人可能不大清楚整個中國的官話情況，只因南京是當時 南方半壁的政經中樞，因此認為南京音最為純正。
在麥耘、朱曉農看來，所謂「南京官話」與「南京方言」應該加以區分，
「南京官話」應是官話在南京的變體，「南京方言」才是當地原有的方言，兩者 同時共存，正如「臺灣國語」是國語在臺灣的變體，與其他閩、客方言共存一 樣。作者二人認為，官話與整個北方方言系統差異不大，是以北方方言為基礎 的讀書音，北方人容易學，而南方人則可能受方言影響而講不標準。其次，即 便韻書標榜河洛之音，但實際上的標準可能已從河洛轉移，往其他地方靠攏，
作者雖未明確表明官話是以北京為標準，但卻隱約暗示這樣的意思1。
平田昌司〈清代鴻臚寺正音考〉一文，也有類似的觀點。清代鴻臚寺掌管 朝會儀節，設置「序班」負責唱贊，清初時選用直隸（今河北）、河南、山東、
山西四省的在京生員，但乾隆十七年（1752）卻改成限用直隸生員，且直接明 示那些外省生員：「聲音各別，土語難變，學習唱贊時，雖極力教演，究難合 式。」可見以朝廷標準，還是以北京與周遭河北一帶語音最為純正。可是，另 一方面，江南文薈，江南文人對自己文化有優越意識，認為北音失去許多古音 特徵，故排斥北音，認為南音才是標準官話2。
綜上所述，可以了解到，官話標準其實是非常主觀的。一方面，朝廷以北 音為標準，且官話本就以北音為基礎。另一方面，官話在南方產生變體，江南 文士由於文化優越感，視南音為標準；而閩、粵兩省人，則因南京為南方政經 中樞，故而認定南京音為標準。
二、滿漢對音
學術界最早提到滿漢對音的研究，見於民國十一年（1922）鄧永齡的〈從 滿洲語對音上論中國音均問題〉3。該文旨在討論上古韻部，認為清代學者對於
1 麥耘、朱曉農：〈南京方言不是明代官話的基礎〉，《語言科學》，第 11 卷第 4 期（2012 年 7 月），頁337-358。
2 平田昌司：〈清代鴻臚寺正音考〉，《中國語文》，2000 年第 6 期，頁 537-576。
3 鄧永齡：〈從滿洲語對音上論中國音均問題〉，《國立中央大學半月刊》，第 1 卷第 16 期（1930 年），頁155-158。
3
4
「國guwe[kuә]」、「虢 guwe[kuә]」、「獲 hūwe[xuә]」。而承前第三點，宕攝入聲 開口一等字、曾梗攝開口一二等字，今國語多讀[ɤ]，但在滿漢對音兩攝是有區
5
音；《御製增訂清文鑑》則為-iyai[-iai]，接近於古音。在此同時，車遮韻也已讀 成-iyei[-ie]，如「節 jiyei[tɕie]」、「接 jiyei[tɕie]」，與蟹攝開口二合流16。
第七，舌尖前音、舌尖後音混淆，此在黃俊泰的文章已有發現，《千字文》
6
第十一，ši[ʃɿ]與 si[ʃi]混雜。比較順治、康熙、乾隆三個版本的《大清太宗 文皇帝實錄》的漢文本音譯，以及比較《千字文》諸滿文譯本，滿語si[ʃi]理應 用漢語[ɕi]的字來對音，但常常可見用漢語[ʂʅ]的字來對音；然而，滿文 ši[ʃɿ]，
也用漢語[ʂʅ]的字來對音，不知其因29。
第十二，比較《千字文》諸滿文譯本的對音差異，在拼寫規則上，滿文-ao、-oo 對應相同漢字，-u 與-ū 對應相同漢字，-yūn、-iowan 對應相同漢字，i 與ii 對應相同漢字30。
第十三，《新刻清書全集．滿漢切要雜言》（康熙三十八年）中，語助詞的
「沒」可讀me[mә]、mo[mo]、mu[mu]，「麼」可讀 mo[mo]、ma[ma]，「類」可 讀lui[lui]、lei[lәi]，「內」可讀 nui[nui]、nei[nәi]31。
上述研究，大多是依據某些材料，針對某些方面，作大略的分析，或以
《廣韻》作古音對照，或以《中原音韻》作古音對照。因此，可以說是相當零 碎，既缺少針對單一材料的全面分析，也缺少一致的古音對照基礎，整體研究 成果尚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