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身分與戰略能力的掛鉤

三種集體身分塑機制對戰略賽局的影響，不外是藉由集體身分的改變來影 響系統內部的權力分布、並唆使行為者改變使用權力的方式，簡言之即對「離 間」、「結盟」與「變盟」做出建構主義式解釋。結盟、變盟會直接改變對弈兩 造的權力平衡，這是現實主義傳統長久以來所肯認的，前述只是以社會建構理 論來對其重新詮釋，並無太大疑義。有待探討的問題在於「行為者」身上：何 以證明集體身分的心理層面剝離即足以同時使國家的權力剝離，甚至創造出可 以運用權力的新行為者？其所控有的權力含量，又能為整體對弈局勢帶來多大 影響？

筆者在此重提並借用布山的國家模型。決定國家存在與整合程度的三大要 項，包含國家概念、國家機構與物質基礎。布山明言，三項要素之中只要有其 中一項貧弱或欠缺，國家就不復存在；換言之，此三要素均明顯存在的群體，

實際上就具有國家的特質（Buzan, 1991:65, 70, 82）。

依據布山的思考框架，身分確實會影響國家整體力量的強弱。而集體身分

（布山所指的「國家概念」）與權力（布山所指的「物質基礎」，如人民、領土 與資源等）間的關聯性為何，筆者基於布山國家模型的思考產生以下推論：在 表示國家強弱的三角形當中，倘若代表集體身分的「國家概念」此一向量過於 貧弱甚至消失，據布山所言，國家便會弱化或消失，亦即令「國家機構」與「物 質基礎」層面雖有而無以發揮；換句話說，集體身分的減少或喪失，將連帶使 國家權力無效化。循此邏輯，集體身分與行為者權力的正關聯性便得以浮現。

在此可以任舉數個刻板印象中普遍被認為內部集體身分極弱的國家為例，

來驗證以上論述之正確性：南蘇丹、賽浦勒斯與南斯拉夫等三個國家，均於內 部缺乏可為全體國民所普遍接受之國族身分：南蘇丹深陷於種族衝突；賽浦勒

斯境內民眾只對希臘裔與土耳其裔此二身分具較強認同，欠缺對整體國家之身 分認同；南斯拉夫身分狀況更為繁複，內部各族裔基於語言、文化與經濟資源 分配等項目上的異質性，形成各自獨立的集體身分，最終導致接受「南斯拉夫」

此一身分的群體僅剩下塞爾維亞族。

從上述國家因民族問題而致使整合度低落的案例，可發現一事實：國家社 會集體身分的瓦解，意即邊陲層級不再與中心層級共享集體身分；此種身分分 裂的情況，將連帶使國家的中心層級喪失對邊陲層級的控制能力。首先會因集 體身分裂解而失去控制的，就是擁有身分且行為受身分所影響的「人類」，而人 類正是物質基之一，可見身分的裂解將連帶使國家既有的物質基礎發生裂解；

而機構又是以人類為管理對象，為人類所操控與創造，因此人群的失去自然將 導致機構的削弱與消失。至此，在布山三角形的國家模型當中，國家概念／集 體身分的裂解與喪失，將直接導致物質基礎的流失，而物質基礎的流失又將使 國家機構隨之流失，此一關聯性於邏輯上可證。

在瞭解國家所擁有之結構與物質會隨身分的分裂而分裂後，便可討論到結 構與物質在脫離國家而分裂、脫離後將何去何從。分裂自國家的身分在兼取若 干結構與物質以後，便成為兼具布山國家模型中作為「國家」的三種要素的一 個群體，即使該群體未必被看待為國家。由此來看，在南斯拉夫內戰就是複數 個兼具國家三要素的群體於系統內進行瓦解社會集體身分的抗爭。

欲構成此類非國家群體，群體持有武力此一條件並非必要，最明顯的案例 即甘地的不合作運動：甘地背後所象徵的印度身分，其所涵蓋人群並不具備顯 著的武裝特質，也沒有運用武力的充分意圖，但該集體身分兼有為甘地所指揮 的低程度機構，並掌握了經濟上的物質基礎。這群尚未脫離大英帝國的「大量 印度人」──不是作為國家的印度，甚至連作為整體地區的印度都稱不上，因為 印度身分並未遍及生活在各土邦、持有各種信仰的居民間──卻在三項國家要素

上都持有一定含量，其所持含量甚至不遜色於當時某些已經存在的個別國家。

至此，非但可清楚掌握操作集體身分對於改變國家權力的有效性，並能瞭 解到自原國家分裂出的身分將同時兼帶多寡不一的制度機構與物質基礎，並可 成為能動性或大或小的行為者，參與到國家間的政治互動中。

第三節、身分作為戰略的核心考量

溫特（1994:389）將國家間的衝突也視為一種互為集體性的現象，意旨雙方 在特定結構中共同獲得了互為敵人的身分。換句話說，若沒有取得此種身分，

行為者就不會把自身目標利益設定在敵人的既得利益上，也不會運用自身擁有 的權力去打擊對方、主動製造出衝突與戰爭行為。據此觀點，社會集體身分對 於戰略而言便產生意義。

克勞賽維茲認為：戰爭的目的是以軍事力量迫使敵方折服於我方意志，進 而使我方獲取利益。以前述觀點來看待這句話的語意，克勞賽維茲此句的主詞

「我方」與受詞「敵方」，就是無政府文化底下的兩個行為者；「軍事力量」是 一種行為者所擁有的權力；「迫使敵人折服」是行為者所採取的行為；「我方意 志」實際上就是行為者所設定的利益。於此語境中，如果所謂「我方」目標如 克勞賽維茲所述「迫使敵方折服於我方意志」，則「敵方」阻止「我方」達成目 標的辦法便易於理解：一是削減我方可用於採取行為（使敵方折服於我方意志）

的權力（軍事力量）；二是使我方改變自身「身分（是敵方為敵對者）」，進而連 帶改變「利益（獲取敵方既得利益）」與「行為（使敵方折服於我方意志）」。

筆者以為，如果國家是類似於「分子」的存在，那麼「敵方」所能採取阻 止「我方」達成目標的兩種管道，就有可能交織在一起。如果「敵方」可以成 功使「我方」底下的邊陲層級產生了與中心層級不同的集體身分，而此種集體 身分的利益設定與行為產出並不支持戰爭行為，便有可能連帶使我方喪失可用

於進行戰爭的權力，甚至因系統內權力分配狀況的改變而使我方身分發生改 變；或者，「敵方」爭取的對象是除彼我以外的第三行為者，「敵方」使第三行 為者產生了與敵方共享的社會集體身分，使得挾帶一定權力的第三行為者改變 了敵對系統中的權力分配，亦將致使我方身分因對戰爭代價的重新估量而發生 改變，導致戰爭停止。

惟既然集體身分在戰略上能扮演重要角色，那麼單以克里米亞戰爭與日俄 戰爭相比，為何集體身分於前者無足輕重、於後者卻能發揮不容輕忽作用？筆 者在此重提出淺見：在 1770 年代浪漫主義與工業革命並肩興起以前（Drabble, 2009:1），國家中心層級所享有的社會知識，並未與國家疆域內處於邊陲層級的 的大部分人類所共享。借用馬斯洛的需求滿足理論，人類在生理與安全需求未 獲保障的情形下，屬於愛與歸屬層級的國家身分並不重要，因此中低階層群眾 的國家身分暨模糊且微弱，即使被壓迫，多數人感受到的也是對個人生理的壓 迫，而非對集體身分的壓迫。於國家層次而言，筆者或可以「身分真空」一詞 形容該現象。

生理的壓迫對壟斷資源的中心層級而言易於解決，集體身分的壓迫則無以 根治。1770 年代以後，歐洲國家逐漸轉變為具有現代國族主義特徵的新型態國 家，但居住在亞、非等地舊形態國家的人類亦仍處於此種不受國家集體身分所 繫縻的狀態。故理論上，在浪漫主義興起以前，結構系絡機制得以發揮作用的 空間十分有限，身分對戰略造成的影響也不比今日程度。沙俄在 1890 年代前後 快速工業化，底層農民工感受到的只是個人生理遭受壓迫，如果沒有同一時期 逐漸從西歐滲入俄羅斯的各種社會理論充當「觸媒」、為結構系絡提供新的共享 知識，集體身分問題便不足以衍生為沙俄的巨大隱憂、甚至發生內憂勾結外患 的情形。

總結本文，筆者相信集體身分的變化足以改變賽局中的戰略能力，並且在

系統內的「身分真空」獲得充分填補的情形下，得以成為功效良好的戰略利器。

若以此種觀點看待國際戰略環境，筆者相信集體身分或能被視為探討各項戰略 問題的核心命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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