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陲與邊陲間的學習與教導

溫特認為，在策略實務機制下，行為者在互動的過程中將維持並投射其自 我身分的「圖像」，教導其他行為者進行類似的互動，並且使其彼此間共享一種

「我群（we）」的想像，令彼此被涵蓋在相同的規範之中。

據此推論，當第一個邊陲層級反叛時，同一個國內秩序底下的其他邊陲層 級有可能接收到第一個反叛的身分圖像，並產生模仿其與中心層級互動行為（即 反抗行為）的傾向，進而與第一個反叛者產生出我群想像。

當波坦金號起事時，俄羅斯已經發生多起叛亂事件。表 5-4 列出自「血腥星 期日」至波坦金號叛變之間，俄國境內各項重大暴亂的發生時間：

表 5-4 沙俄 1905 年上半葉國內騷亂事件發生時間

騷亂事件 時間

波蘭工人與學生革命 1905 年 1 月 芬蘭與波羅的海諸省工人罷工 1905 年 1 月 烏拉爾工人罷工 1905 年 2 月 高加索工人罷工 1905 年 3 月 俄羅斯農民起義 1905 年 6 月

資料來源：Blobaum Robert, and Feliks Dzierzynski, the SDKPiL, 1984.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Polish Communism, New York: 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123. &

Voline, 2004. “Chapter 2: The Birth of the ‘Soviets’” Unknown Revolution, Portland:

Black Rose Books.

以血腥星期日為時間劃界，1904 年比較有規模的暴動，僅只有 12 月份聖彼 得堡普奇洛夫工廠（Putilov plant）的罷工事件；與 1905 年上半年相比，發生頻 率與密度相差甚遠。此外，1905 年的歷次暴亂與起義，在成員與地域上缺乏時 序上的連續性，性質上偏屬各自獨立的事件。在波坦金號叛變以前，並未出現 軍人發起叛亂的先例，鄰近的克里米亞與赫爾松地區也沒有發生暴亂，更顯現 此次事件之於前列事件的獨立性。由此可見，1905 年上半年歷次暴亂的發生，

都仰賴各自獨立的邊陲層級做出獨立的判斷。

為應對各地革命情勢，尚處於日俄戰爭中的俄羅斯政府雖然反應迅速、進 行一系列的調查，並在政治權力、宗教、語言、土地等問題上做出些許讓步與 改革，但同時也採取血腥鎮壓，在 1905 年 1 月底時曾在波蘭與里加造成嚴重死

傷。惟整體來看，截至 1905 年 6 月以前，邊陲層級一連串的反抗行為帶來的損 益差距並不是非常顯著。而從波坦金號的叛變成果來看，黑海艦隊各艦對參與 叛變的意願相當低，以致最終只有波坦金號獨自叛逃，當下亦未達到任何政治 成果，單對波坦金號而言顯然是一場失敗的賽局。但是繼波坦金號創下先例後，

當年俄羅斯海軍卻接連發生了塞瓦斯托波爾起義、海參崴起義與克隆斯塔起義。

從以上觀察可發現，前一行為者所率先採取的叛亂行為，似乎可以讓後一 行為者對在賽局中採取叛亂的結果變的樂觀。在此試以賽局解釋此種心理。

在作為中心層級的沙皇政權與作為邊陲層級俄羅斯各群體之間，由於權力 上的絕對差距，構成的是對邊陲層級極端不利的賽局模式，筆者以表 5-2 為原形 作成表 5-5。

表 5-5 沙皇政權與國內各群體間的賽局 B 沙皇政權

A 俄國邊陲層級

平和 壓迫

隱忍 （A:2, B:3） （A:0, B:4）

反抗 （A:3, B:1） （A:1, B:2）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內容自製。

如先前所述，當 A 選擇隱忍時，為防止 A 於下一輪賽局選擇反抗，B 理應 傾向選擇採取平和態度，以教導 A 保持隱忍。而當 A 選擇反抗時，無論 B 基於 相對利得或絕對利得考量，亦或為嚇阻 A 再次反抗，B 在能力許可的情況下，

勢將選擇壓迫。預期到 B 的反應，A 隱忍的利得是 2，反抗的利得是 1，故 A 沒 有選擇反抗的理由。

血腥星期日作為官僚於執行層面導致的突發意外，使得作為 A 的請願工人 認為自身在維持隱忍時，仍遭受到 B 的壓迫，進而使 A 形成「B 必然採取壓迫」

的認知。在隱忍與反抗間的比較下，A 於是選擇了反抗。此即所謂「官逼民反」。

然而，當同一秩序底下的另一邊陲層級行為者 C 率先發起反抗，為合理解 釋 C 的行為，A 會對 B 的能力重新衡量：

表 5-6 俄國 1905 年革命爆發後囚徒賽局 B 沙皇政權

A 俄國邊陲層級

平和 壓迫

隱忍 （A:2, B:3） （A:0, B:4）

反抗 （A:3+x, B:1） （A:1+x, B:2）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文內容自製。

x 為 B 因權力下降而導致 A 從事反抗時的損失減少，進而導致的利得增加。

只要 A 認為 x 在 1 之上，無論基於相對利得或絕對利得，A 進而判定 C 的行為 合乎理性，並對 C 學習。但 A 很有可能對 x 產生誤判。當 x 等於 1 時，C 並沒 有因為反抗行為獲得比隱忍更多的利得，但已足以向其它邊陲行為者昭示反抗 的可行性。如果 C 有與外國 D 達成合作，A 也可能會學習 C 在賽局中與 D 合作 的抉擇。

1905 年上半年的革命，即處此種情形下所發生的學習行為。筆者以為，波 坦金號雖然在政治目標上失敗，叛變者卻沒遭到其它船艦的強力鎮壓，並且平 安逃入羅馬尼亞，此舉便揭示了叛變的可行性。因此，波坦金號事件本身也對 俄羅斯海軍的其它行為者起了示範效應，使得同年下半年又再發生塞瓦斯托波 爾起義、海參崴起義與克隆斯塔起義。同樣地，在 1917 年為德國所間接促成的 俄 國 十 月 革 命 ， 竟 諷 刺 地 反 過 頭 對 德 國 的 十 一 月 革 命 產 生 啟 發 性 效 果

（Volkogonov, 1994），亦可循此機制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