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三種外因機制與 20 世紀初沙俄所處戰略賽局
第三節、 策略實務機制
在實務策略的分析框架中，行為者的作為會創造或重塑結構以及結構中的 中介成分，產生近似於賽局的算計變化。惟此處將身分與利益等因素放入策略 進行的過程中。重複進行合作的行為，將為行為者的身分與利益帶來兩種影響：
其一，是行為者在互動的過程中，基於對互動過程所進行的學習，導致新 身分的產生。
其二，在互動的過程中，行為者也將維持並投射其自我身分的「圖像」，教 導其他行為者進行類似的互動，並且使其彼此間共享一種「我群（we）」的想像，
使彼此被涵蓋在相同的規範之中（Wendt, 1994:388-391）。
如果行為者間對合作關係的考量，不出於對前次合作利害的算計，那麼便 無法證明溫特所說的策略實務機制確實超越傳統賽局理論的範疇。基此，筆者 希望舉出確切的事例，證明行為者在多次的策略實踐中，確有忽視前次合作經 驗而繼續選擇合作的情形。在此藉 19 世紀以來俄國與巴爾幹半島斯拉夫民族國 家的策略互動，來瞭解基於策略實務影響戰略賽局的過程。
壹、集體身分並非首次促成合作的主要成因
歷史上，在俄羅斯崛起以前，巴爾幹半島斯拉夫人與俄羅斯民族所屬的東 斯拉夫人，實際上並沒有太緊密的聯繫。早在匈人入侵歐洲導致歐洲民族大遷 徙時，許多斯拉夫部落就遷移到了羅馬帝國東部的邊境，並在接下來幾個世紀 與拜占庭帝國相互爭戰與交流；而此時，整個東斯拉夫民族散布在廣袤的歐俄 平原上，先後受到瓦良格人（斯堪地那維亞維京人的一支）以及金帳汗國的統 治與影響。雙方的歷史發展，空間上被居住在多瑙河流域的羅馬尼亞諸國所阻 隔，除血統與拜占庭帝國傳播的東正教信仰外，彼此實際上並無太多關聯（Mango,
1980; Mallory & Adams, 1997）。
然而，因共同面臨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威脅，雙方開始出現了基於策略性 的合作關係。南斯拉夫民族遭到土耳其人的征服與壓榨，而東斯拉夫民族則面 臨到鄂圖曼屬國克里米亞汗國的游牧侵擾與擄掠。俄羅斯沙皇國統一後，用數 百年的時間將克里米亞汗國的勢力壓縮到了黑海附近，巴爾幹半島的局勢遂開 始與俄國利益產生關聯。
由此可見，既存的集體身分並非促成俄國與南方東正教民族合作的主要成 因。就民族意識上，泛斯拉夫主義遲至 1848 年才漸趨成熟（Magocsi, 2002:373）； 就宗教信仰上，對於正教的信仰雖有助於促成彼此合作，但並非合作得以產生 的必要因素。拜占庭帝國滅亡後，希臘人主要是向作為天主教徒的拉丁世界求 助（Bisaha, 2004:114）；反抗波蘭立陶宛聯邦的扎波羅熱哥薩克人，雖然信仰東 正教，一開始求助的外援卻不是同樣信仰東正教的近鄰俄羅斯，而是信仰伊斯 蘭教的克里米亞汗國（Magocsi, 2007:200）。在與俄羅斯間的集體身分明確化以 前，行為者仍然是以合作效益作為選擇合作對象的依據。
貳、賽局中的背叛是否阻礙下一次合作
俄國與巴爾幹半島民族的合作，同樣存在著利益與代價兼具的賽局關係。
如果俄羅斯幫助巴爾幹半島民族（包括希臘在內）反抗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有 助於削弱作為宿敵的土耳其，但同時也會造成俄、土關係的惡化，使俄國南方 領土遭受戰火摧殘，並且分散掉可對中歐投射的國力。俄羅斯於 1812 年倉促結 束與鄂圖曼土耳其的戰爭，以將主力調回北方防範拿破崙入侵，即為此種考量 的表現（Vucinich, 1982:72）。
另一方面，巴爾幹半島民族也必須在臣服鄂圖曼與勾結俄羅斯當中做出選 擇。選擇與俄羅斯結盟，或許能為民族獨立爭取一絲曙光，但倘若失敗或遭到
俄羅斯出賣，必將遭到穆斯林軍隊的報復性屠戮、擄掠，希臘獨立戰爭中即有 大量希臘人被埃及軍隊抓到埃及作為奴隸販售（McGregor, 2006:102）；而若選擇 與穆斯林統治者合作，風險雖然較低，卻須持續受到穆斯林統治者的壓榨以及 剝削。
弔詭的是，雖然許多巴爾幹半島民族感念俄國在其民族解放過程中提供的 幫助，但歷史上比較常出現的情形卻如下：俄國為顧全本國利益，對巴爾幹半 島民族獨立運動或許不為所動，或許支持卻虎頭蛇尾。
在俄羅斯軍隊出現在黑海海岸與多瑙河畔以前，巴爾幹半島的基督徒民族 並沒有想到可以與俄羅斯合作。巴爾幹半島最先接觸到俄羅斯勢力的地區，與 最早開展與俄羅斯合作關係的地區也不相同：作為與俄南草原接壤的多瑙河羅 馬尼亞人諸國之一，摩達維亞大公國（今日摩爾多瓦前身）並沒有太多與俄羅 斯勾結的意願。摩達維亞與瓦拉幾亞這兩個被迫臣屬於土耳其的羅馬尼亞人國 家，民族上不是斯拉夫人，且在土耳其帝國轄下享有比較高的自治權；滲透到 多瑙河諸國統治階層的外來民族，也不是穆斯林，而是同樣作為正教徒的希臘 人──法納爾人（Phanariote）（Drace–Francis, 2005:26）。第一個起義的民族，是 與俄羅斯未接壤也缺少接觸的塞爾維亞人，意即俄國並非首次起義的誘發者。
塞爾維亞人在 1804 年發動歷史上第一次大起義，在卡拉喬治（Karađorđe Petrović）所領導的攻勢下，未倚賴俄國力量的塞爾維亞人成功於 1806 年迫使鄂 圖曼帝國與其談和；然而，由於第七次俄土戰爭在 1806 年底爆發，塞爾維亞人 毀棄已經與土耳其人達成的談和條件，轉而與俄軍合作攻擊鄂圖曼軍隊，企圖 進一步擴大戰果（Morison, 1942:xviii）。塞爾維亞人並非主動尋求俄國協助，而 是在俄國自己忽然成為塞爾維亞「敵人的敵人」以後，才把俄國視為潛在合作 對象。
然而，俄國在 1807 年 8 月被迫與拿破崙法國簽署《提爾西特條約》，匆匆 與鄂圖曼帝國停戰，形成塞爾維亞獨力面對土軍的局勢；1810 年，俄軍重新投 入對土作戰，甚至派兵進入塞爾維亞境內，卻又在 1812 年為應付拿破崙入侵而 與鄂圖曼帝國談和，並停止對塞爾維亞的支持。1813 年，土軍攻克首府貝爾格 勒，對市民展開報復性的屠殺於擄掠，塞爾維亞的第一次起義遭到徹底鎮壓
（Jelavich, 1977:35）。
塞爾維亞兩次與俄國的合作，都是以俄國自行退場做結。俄國第一次的背 離，使塞爾維亞平白喪失了與鄂圖曼帝國和談的機會；俄國第二次的背離，使 得塞爾維亞起義遭到撲滅，並遭致鄂圖曼帝國的殘酷報復。在兩次賽局中，塞 爾維亞均未因與俄國合作而獲利。
第五次俄土戰爭期間，希臘人曾在 1770 年俄國海軍將領阿列克謝‧奧洛夫
（Alexey Orlov）的煽動與援助下，於波羅奔尼薩（Peloponnese）發起奧洛夫起 義（Orlov Revolt），卻遭致失敗與嚴酷鎮壓，希臘全境被效忠鄂圖曼帝國的阿爾 巴尼亞穆斯林報復性蹂躪（Jelavich, 1977:35; Roessel, 2011:79）。當 1821 年希臘 人在多瑙河流域起義時，塞爾維亞人不久前才被盟友俄國兩度捨棄。觀此背景 下，倚仗俄國來反抗鄂圖曼帝國對於希臘人而言，顯是缺乏保障且代價慘痛的。
然而，身為多瑙河法納爾希臘人、擔任俄軍將領與沙皇副官的亞歷山大‧
伊普斯蘭提斯（Alexander Ypsilantis）作為 1821 年多瑙河流域起事的領導者，卻 仍對俄國援軍寄予厚望。該次起事地點屬於俄、土勢力範圍重疊處，非俄國同 意則鄂圖曼軍隊無法進駐鎮壓。但俄國基於外交形勢考量，沙皇亞歷山大一世 非但沒有派兵支援，甚至與伊普斯蘭提斯撇清關係，多瑙河的起事最終遭到土 軍徹底鎮壓（Brewer, 2011: 50–59）。
之後，希臘人孤軍奮戰了 6 年，俄國仍然無動於衷，直到 1827 年 10 月才
決定與英、法共同派出海軍干預希臘革命。其後，俄國於 1828 年發動第八次俄 土戰爭，並在 1829 年迫使鄂圖曼土耳其簽署《亞得里亞堡和約》，俄國方於獲 取北高加索等地領土的同時連帶要求土耳其保障希臘的自治權（Marx & Engels, 1855–1856:725）。希臘獨立的第一槍因對俄國的冀盼而打響，但從 1821 年到 1829 年間的絕大多數時間裡，俄國並沒有回應希臘人的期望。
前一場賽局的誤判，理應足以讓下一場賽局中的參與者瞭解到：把俄國的 支持作為起義的理由並不理智，因為俄國只有在合乎自身利益時才會出手支持 巴爾幹半島的民族起義，否則俄國很可能維持冷漠或中途脫身。但前一場賽局 的教訓，卻不會阻礙巴爾幹半島民族在下一場賽局中發動以俄國支持作為成功 前提的起義。或可如此描述：前次合作行為本身，便能為行為者提供除利益算 計以外的誘因，使行為者對與相同對象的合作抱持了基於慣性的期盼，進而對 當前賽局中的合作所能帶來損益有欠詳孰思慮，可見引導行為者繼續合作的並 非利益、而是觀念與身分。
表 3-1 塞爾維亞起義與希臘起義與俄國歷次合作結果
（Bohemia，今日捷克）地區與上匈牙利（Upper Hungary，今日斯洛伐克）地區
（Marx & Engels, 1855–1856）。由此可見，雖然雙方合作的收效不如預期，但身 分與利益仍然在合作的過程中被形成，而且隨著時間增長而愈加深厚（Shelley, 2013: x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