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系絡機制

溫特所謂結構系絡機制，意即令嵌有共享認知、期望與社會知識的國際機 制（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與威脅複合體（threat complexes）組成互為主體性 之系統性結構。互為主體性的結構有助於幫助我們瞭解特定動態系統中所存在 的結構鬆弛至何種程度，並反映出集體身分的成形階段與形成難度（Wendt, 1994:388-391）。

其中，溫特認為「衝突（conflicts）」也可被視為一種互為主體性的現象。

系統中的衝突狀況愈嚴重，國家就愈傾向維持較具自我主義（egoism）傾向之身 分，並且偏好抱持著重相對利得的社會知識。反之，衝突狀況的減少則可能促 使國家走向利他主義（altruism），並更加看重絕對利得（Wendt, 1994:388-391）。

互為主體性的結構系絡，其具體呈方式現即溫特所提出的三種無政府文化。

在此機制中，第一變項為共享知識。在戰略賽局上的運用，行為者必須從

國際機制中改變嵌入其中的共享知識。在以拉攏、結盟為目的的影響作為上，

行為者必須透過共享之事的改變，降低機構內部整體的衝突情形，使結構內涵 出現調整，進而改變結構內其它行為者的身分認知。簡言之，互為主體性的結 構系絡可以為國際政治中所存在的物質賦予意義；若缺少此種結構，則物質亦 無意義。

引用溫特所舉的例子，冷戰時期，蘇聯與英國均擁有大量核武，但美國而 言，蘇聯所擁有的核武與英國所擁有的核武義，所代表的意顯然不同（1994:

388-391）。由此可見，導致此種結構性差異產生的第一變項，並非核武本身的存 在，亦非核武增加的行為，因為後二者同時在美、蘇與美、英的結構中存在，

僅只是威脅複合體的構成部分。真正使此二威脅複合體在意義上發生變化的，

實際上是共享知識的不同。

美、英先天意識形態的相近，以及自一戰、二戰延續至冷戰期間的互動實 踐，使彼此共享了「友好」的社會知識；美、蘇間則不然，彼此意識型太差距 過大，且在戰後的互動實踐中從合作轉為猜忌與對立，因此彼此共享的是「敵 意」的社會知識。這種共享知識的不同，導致此二結構在類似的實力對比下，

並未導引出大相逕庭的集體身分──亦即所為無政府文化。

戰略賽局的存在，意即我方與敵方已然處於霍布斯文化或洛克文化之中，

因為在此二類文化底下，彼我行為者互為主體性的對立關係才有可能存在。此 結構中可能存在四類典型的行為者：我方、敵方、我方潛在盟友、敵方潛在盟 友。藉由結構系絡來改變戰略賽局底下的力量對比，其須將共享知識嵌入的結 構有三種：

其一，為我方與敵方所共組的結構；

其二，為我方與次要敵人／潛在盟友所共組的結構；

其三，為敵方與敵方盟友所共組的結構。

在此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協約國 （Allied Powers）、同盟國（Central Powers）、羅馬尼亞、義大利等四方為講述範例。

假定我方為協約國，敵方為同盟國，我方潛在盟友為羅馬尼亞，敵方潛在 盟友為義大利，則法國須試圖影響的結構假定有三，列舉如以下各節。

壹、第一種賽局：我方與敵方

第一種，是由協約國與同盟國所共組的結構，在此以俄國與德國為例。在 此結構中，俄國可能為優勢的一方，也可能為劣勢的一方。史實中，俄國自 1915 年以後始終處於劣勢，國內對戰爭的忍耐瀕近極限（Fitzpatrick, 2008），戰爭的 推展不利於俄國維護自身既得利益，需要緩解結構中的衝突程度以維護既得利 益，則俄國必須創造出「俄國與德國得以和睦共存、承認彼此生存權利的共享 知識」，進而使雙方不再將結構內的各項要素視為隊彼此的威脅，以利塑造行為 者出非敵對性的集體身分，使雙方著眼於絕對利益，而非相對利益。為倘若俄 國已然是具備優勢的一方，便毋須試圖改變此種衝突結構，因為衝突的持續能 為法國帶來利益。

由上可解釋俄國在戰爭後期與德國達成停戰的心理因素：俄國於無力再戰 的情況下，改變了德、俄間的共享知識。筆者認為，俄國在《布列斯特－立陶 夫斯克條約》對同盟國的巨幅讓步，足以顯示俄國在退出戰爭之際業已無力堅 守泛斯拉夫主義（Pan–Slavism）身分所指涉的理想，於是 1914 年的塞爾維亞問 題遠不復為雙方利益矛盾所在，遭占領的西部領土（如已經成立傀儡政府的白 俄羅斯與西烏克蘭）也成為俄國可以暫時放棄的利益──遑論南斯拉夫民族，連 東斯拉夫民族居住區域亦已無力保全。雙方暫時不再互視為嚴重威脅，由是得 以達成停戰，俄國進而停止了自身利益的持續喪失。

早在一戰發生以前逾 150 年，另一更彰顯身分問題重要性的案例同樣發生 於德、俄之間。當七年戰爭進行到 1763 年時，普魯士的國力已經因持續的戰事 而逼進耗竭；然此時繼位的俄國沙皇彼得三世，其身為德意志人、母語為德語，

且極度崇尚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的軍事成就。由於德、俄雙方忽然共享了對 德意志文化與英雄主義的知識，俄國竟在已然取得對普軍事優勢的情形下與普 魯士停戰，甚至與普魯士結成軍事同盟，將已經攻占普魯士首都柏林的軍隊投 入對昔日盟友奧地利的作戰，令普魯士起死回生，史稱「第二次勃蘭登堡王室 的奇蹟（Second Miracle of the House of Brandenburg）」（Fitzpatrick, 2000:38）。此 種違反理性決策邏輯的行為，卻可能從結構系絡的角度來理解。

貳、第二種賽局：我方與我方潛在盟友

第二種，是由我方陣營協約國與協約國潛在盟友羅馬尼亞所組成的結構，

在此以法國作為協約國代表。羅馬尼亞早在 1883 年就與德、奧簽署祕密同盟協 定，但大戰爆發卻未加入同盟國一方，而是採取觀望政策，因而成為俄、法可 能結盟的對象（Hentea, 2007:102）。當時，未納入羅馬尼亞國土的羅馬尼亞人居 住地，包含奧匈帝國的外西凡尼亞（Transylvania）與沙俄占有的比薩拉比亞

（Bessarabia），但這層因素卻沒有阻礙羅馬尼亞與三國同盟簽訂密約。

法國為塑造與羅馬尼亞之間的共享知識，合理的努力方向是促使彼此共享

「同盟國是為彼此共同威脅」的知識，強化法國與羅馬尼亞互為朋友的身分，

使羅馬尼亞發現到德國陣營所占領土屬於羅馬尼亞利益所在，進而使雙方的自 利主義彼此聯結，產生共同參戰的集體行為。1916 年 8 月 17 日，羅馬尼亞與英、

法簽訂祕密協定，協約國承諾給予大量資源挹注（事後證明為空頭支票），並同 意戰爭結束後將外西凡尼亞等地區劃歸羅馬尼亞（Keegan, 1998:306），成功拉攏 羅馬尼亞稍後對德、奧宣戰。實際上，比起國土未接壤的英、法，德、奧陣營

更可能提供羅馬尼亞更多資源；而領有羅馬尼亞民族居住地區的國家也不只同 盟國方的奧地利，協約國方的沙俄占有的比薩拉比亞亦屬之，且與可以拓寬羅 馬尼亞海岸線的比薩拉比亞相較，外西凡尼亞與羅馬尼亞王國間有喀爾巴阡山 阻隔，外西凡尼亞未必較比薩拉比亞更有價值。由此可見，影響羅馬尼亞參戰 的因素中，資源挹注與領土利益等物質誘因均非顯著關鍵。1883 年與 1916 年羅 馬尼亞外交政策的扭轉，足見觀念因素為羅馬尼亞的利益排序帶來的影響。

參、第三種賽局：敵方與敵方潛在盟友

其三，是由敵方陣營同盟國與同盟國潛在盟友義大利所組成的結構，在此 以奧匈帝國作為同盟國代表。一戰初期，義大利與奧匈帝國結盟，站在協約國 的立場，必須鬆動義大利與奧匈帝國所共組的互為主體性結構，因此需運用義 大利與奧匈帝國間的歷史嫌隙與領土糾紛，令義、奧雙方產生不利於合作的共 享知識，進而破壞雙方集體身分。在戰爭後期，同樣處於不利處境的義大利與 德國二者，義大利選擇背棄奧匈帝國，但德國卻並未如此。義、奧間的歷史仇 恨構築了新的共享知識，德、奧間卻仍維持牢固的共享知識：泛日耳曼主義

（Pan-Germanism）。

對此三種結構，或可用斯德哥爾摩學派的安全化理論來輔以詮釋。簡單來 說，一與二在手段尚表現出了去安全化的特性，使彼我之間不再將結構內的系 絡視為關乎安全的問題；三則是反其道而為，使結構內的問題朝著攸關安全的 方向去解釋，並使結構內行為者深化對此種安全問題的堅信。

上述二、三的情形，同樣也頻繁地發生在非國家行為者身上。遭俄國統治 的波蘭在被同盟國占領後，建立起了與德國的合作關係，甚至投身同盟國軍隊

（Lukowski & Zawadzki, 2001:218）；遭奧匈帝國統治的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則 選擇為協約國作戰，並基於斯拉夫人身分投身俄國軍隊，成立捷克斯洛伐克軍

團（Czechoslovak Legion），由捷克人所組成的部隊甚至在俄國紅白內戰期間仍 繼續然為白軍效命，最終於西伯利亞覆滅（Bradley, 1990:14-16）。以互為主體性 結構與共享知識作為觀察視角，有助於解釋此類現象，甚至說明行為者超出自 利範疇的行為。

進入晚近，行為者為拉攏潛在盟友，提供了更多不同於民族主義的共享知 識，以使自身戰略能力的獲取來源跨越疆域以外。西班牙內戰時期，左翼的西 班牙共和軍（Republican faction）基於社會主義的共享知識，獲得了來自蘇聯組 織的志願軍「國際縱隊（International Brigades）」以及龐大物資支持，包含 806 架 飛機 、362 輛戰 車 和 1555 門大 砲（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1974:329-330）。越戰中的北越以反帝國主義為號召，獲取語言、風俗實際上略 有別於北越的南越民眾對北越產生集體身分意識（許如亨，1999:325）。遭受蘇 聯侵略的阿富汗，以對抗蘇聯無神論者的宗教聖戰為號召，使得外國穆斯林產

進入晚近，行為者為拉攏潛在盟友，提供了更多不同於民族主義的共享知 識，以使自身戰略能力的獲取來源跨越疆域以外。西班牙內戰時期，左翼的西 班牙共和軍（Republican faction）基於社會主義的共享知識，獲得了來自蘇聯組 織的志願軍「國際縱隊（International Brigades）」以及龐大物資支持，包含 806 架 飛機 、362 輛戰 車 和 1555 門大 砲（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1974:329-330）。越戰中的北越以反帝國主義為號召，獲取語言、風俗實際上略 有別於北越的南越民眾對北越產生集體身分意識（許如亨，1999:325）。遭受蘇 聯侵略的阿富汗，以對抗蘇聯無神論者的宗教聖戰為號召，使得外國穆斯林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