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威權政治下的燎原星火：遭禁始末（1951-1987）
第三節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與「尋根熱潮」：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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汙名的續存。41這是威權體制下壓制性權力與基礎行政權力運作的結果，使得社 會氛圍是避免這些「罪」的，因此一貫道的宗教活動轉為地下化，並自認不是「匪 諜」、是辦神聖的事。但是白色恐怖時期確實很多非匪諜者被入獄，亦可見當時 的治理目的，表明「國家安全」，其實是為了塑造國民黨政權的正當性與威權性。
第三節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與「尋根熱潮」：轉機？
一、在台灣尋找「中國」
蕭阿勤認為 1970 年代是台灣歷史的軸心時代，由於 60、70 年代經濟轉型後 農村凋蔽、貧富不均的問題，以及 70 年代的外交挫敗，促使國民黨形成「革新 保台」政策，知識分子與青年逐漸揚棄、批判以往流亡漂泊的心態，整個世代可 說是一個「回歸現實」的世代，從而促成 80 年代後文化本土化與台灣意識的發 展（蕭阿勤 2010: 1-2）。其中，70 年代初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對一貫道而 言具有相當的影響，Jordan and Overmyer 更表示「一貫道的發展，甚至可以解釋 為文化復興運動在民間的展現」（1986: 258）。
雙戰結構之下，中國國民黨政府主要以反共政策作為對抗中共，同時維繫其
「中國」政權合理性的策略。1966 年 5 月，彼岸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五一 六通知》，在毛澤東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帶領下開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此岸的國民黨政府試圖在意識形態上予以分庭抗禮，1966 年 11 月，孫科、王雲 五、陳立夫、陳啓天、孔德成、張知本等 1500 人聯名上書行政院，建議發起「中 華文化復興運動」，要求定每年 11 月 12 日孫中山誕辰日為「中華文化復興節」。
1967 年 7 月 28 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後改名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 會）成立，並由蔣介石任會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據張中復所論，是「將國民黨 的反共道統論、中國文化祖國論轉化為具體的文化復振措施，企圖突顯其為中華 正統文化捍衛者的地位，以強化對抗中共的政治資本」（張中復 2016: 1），因此 其用意是以對立於文化大革命批鬥中國傳統文化的手段，確保／營造中華民國是 中華文化的正統傳承者與捍衛者，是儒家道統的繼承者，進而是「中國」政權合 理性（儒家道統─中華文化正統－「中國」代理人）代表。「道統」象徵中華文 化五千年悠久歷史的傳承，因此儒教文化勢必成為「中華文化復興」、建構反共 道統論的核心（水口拓壽 2010: 139）。
41 台灣最大的網路論壇批踢踢實業坊（Ptt.cc）八卦板（Gossiping）上，至今仍時有關於「一貫 道」之討論，有些論者仍認為一貫道是白蓮教而來，相關回覆時常出現鴨蛋教、邪教、附佛外道，
或者近代名詞如狂熱洗腦型邪教、一本道（日本成人片商）、老鼠會……等標籤，可見當時期的 影響仍深。王鼎鈞對於白色恐怖時期的污名化曾說：「槍斃不可怕，刑求可怕；刑求不可怕，社 會的歧視可怕。」，可見得在當時的氛圍下，被汙名化確實是一個艱困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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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實施要點》（1970），推廣國劇、國畫等中國文化藝術，舉辦各種國學、詩詞、
文藝研究活動，整理出版中國古籍，發行刊物舉辦徵文比賽等等（ibid.: 45-54）。
綜觀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內涵，最重要的其實就是高舉「中華文化」正統的大纛，
以與中共「破壞中華傳統」分庭抗禮。
宋光宇認為 70 年代的思潮為一貫道的處境帶來轉機，其中一點是學校教育 雖然體制化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內容，但仍無法滿足青年對於傳統文化思索的 好奇心，遂轉向傳統宗教中求索，以三教經典為主的一貫道因而成為青年探究中 華文化奧秘的途徑；第二點則是經濟轉型中農村人口轉移至都市（大學或加工出 口區），離鄉背井的疏離感靠著一貫道佛堂獲得精神安慰，下一章中會再討論（宋 光宇 1998: 232-233）。國民黨政府初來台灣時為了消滅日本文化，便在 1950 年 代開始由地方黨部舉行國學研習班，不過效果不彰、很快就停辦，而一貫道早期 傳道成功的策略之一是講授四書、教國語（宋光宇 2003: 518）。在中華文化復興 運動時期，許多一貫道佛堂因應時局而設國學研習班，在講授四書五經、三教經 典同時透過具有宗教性的詮釋，引導參班者也能感受「道」的好處。如發一崇德 組重要佛堂斗六崇修堂，亦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雲林縣支會」同時 舉辦「國學研習會」，是一貫道響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見證之一，這個參與被 該堂視為重要的經驗，至今仍懸掛於崇修堂外，見圖 2-6。
圖 2-6：發一崇德斗六崇修堂所掛之「崇修堂國學研習會」牌。筆者攝於雲林斗 六，2016/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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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禁後至今日的一貫道，仍有推行國學班，特別是 2000 年以來盛行的親子 讀經班、社區讀經班等「傳習中華文化」的活動來推廣道務，可以說是此架構下 的延續。此轉向在當時而言確實是重要的轉機，不過這樣的走向同時成為其桎梏，
以後見之明來看，在台灣主體意識盛行的當代，這個走向限縮了其在台灣發展上 的可能性，但卻是今日一貫道往中國本土發展的主要資源。
二、本土與黨外勢力的崛起
70 年代初期亦發生多起重要的、有廣泛影響的政治案件，如飛虹盟案、荊 棘案、花旗銀行爆炸案、成大共產黨案、溫連章案、台大哲學系事件、原住民獨 立案……，證明當時國民黨的統治狀態應付不了全面政治改革的呼聲，民主運動 的進程中黨外勢力也因此逐漸增強。隨著回歸現實世代的逐漸活躍，這個時期也 提出更多政治改革的議程。其中一個即是要求「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即 1947 年在中國選舉的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以來的「萬年國代」等，然而在國民黨的眼 中，此訴求對於其威權統治核心「法統」的制度基礎而言是一個威脅（蕭阿勤 2010:
132）。在國際上失足、國內又無法回應人民的訴求，眼見民心大失，只好試圖放 寬政治參與的途徑，開放 1969 年與 1972 年的立委增補選，並同時拉攏政治菁英，
以政治利益換取統治正當性。可以發現在此之後，國大代表皆以增補選、增額選 舉的方式處理，對國民黨而言，這是不破壞其法統的方法。直到解嚴後，1991 年舉行第二屆國大代表選舉；立法委員亦是在 1992 年才選第二屆，而選出第一 屆立法委員已是 44 年前的事了。
我們可以發現，70 年代開始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逐漸受到挑戰，中華民國 自認為「自由中國」，選舉作為人民自由參與政治的象徵，在本土意識與黨外勢 力逐漸崛起時，其統治也遭遇危機。除此之外，國民黨內部的權力結構也處於轉 型階段，蔣經國的政治勢力漸起，已有接班之姿；雖然威權體制已經遭受批判，
但是蔣經國對於威權體制的繼受，仍未將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制度化，而是將威 權體制納為己用，只是因應時局進行微調，因此對於民間反抗的鎮壓不下 60 年 代（周琇環、陳世宏 2000: 119-123；胡慧玲 2013: 22）。不過民主化確實進入到 社會的認知之中了。尤其是《大學雜誌》呼籲社會政治改革，呼應台灣省議會「全 面改選中央民代」的決議（胡慧玲 2013: 54）。在選舉逐漸受到民眾重視的開展 之下，國民黨為了勝選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比方說 1975 年，宜蘭立委選舉開 票時，黨外候選人郭雨新多出數萬張廢票，事後更是在挖馬路時發現一袋投給郭 雨新的選票。又如 1977 年的中壢事件，11 月 19 日舉行縣長選舉，在中壢國小 的投票所中，中壢國小校長范姜新林，把兩位老人家投給黨外候選人許信良的選 票弄成了廢票，引起莫大的爭議更導致群眾暴動。
這段時期的國民黨可以說是面臨統治危機，也開始認識到對「現代國家」而 言，道統在治統並非即在，其統治正當性正逐漸喪失，對於選舉的掌握也逐漸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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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了十一年的精神壓力，但願「道親」們幡然悔悟，同慶重生！〉（1977/2/10）、《聯合報》〈邪教設陷無所不用其極 利用親情脅迫家人入彀〉（1977/3/5）、《聯 Overmyer 特別討論了王壽的案件，認為非法時期的一貫道和其他歷史上遭禁的 救度宗教一樣，具有幾個特點：一、若看起來對政治沒有太大危害，宗教的地下 活動是可以順利進行的；二、對地下教派的無端指控，容易被缺乏理解的民眾相 信；三、地下教派的的領導者冒著容易被迫害的危險，因此容易被勒索（1986:
246）。
王壽一案在 The Flying Phoenix 的譯本中，譯者周育民提及這可能是王壽與 建築包商有財務糾紛，包商向情治單位密告王壽意圖稱帝叛亂，以趁機解決金錢
（Khun 1990: 22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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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寶光玉山王壽前人在 1977 年被警備總部裁定入獄三年（聯合報，1977/2/9，
3 版）。
我們無法還原歷史現場去探究這些取締真是一貫道道親、或者以一貫道之名 清算宿怨，43然而在白色恐怖時期，誣告匪諜的案件比比皆是，自然也不能排除 組線之間因爭資源而密告的狀況，只是筆者目前並無取得更多的資料理解此事。
再者，國民黨社工會對於宗教團體進行政治動員，為了籠絡宗教團體以獲取其廣 大信眾對國民黨政府的支持，這點在 1980 年代後更為頻繁，至今日亦仍可以看 到許多例證。如依〈中國國民黨黨務幹部管理辦法〉頒發「華夏獎章」、「實踐獎 章」，甚至國家級的「內政獎章」、「景星勳章」、「卿雲勳章」等給一貫道的前人、
點傳師，表彰其「發揚中華文化、熱心社會公益、啟迪民智」等等「成就」，以
「榮譽」換取一貫道人士的支持。
或者也可見到許多黨政高層，在選舉接近時時常出現在各宗教場合、參與宗 教活動，以換取支持甚至宗教動員。在宋光宇《天道鈎沉》第十七章中就記錄了
或者也可見到許多黨政高層，在選舉接近時時常出現在各宗教場合、參與宗 教活動，以換取支持甚至宗教動員。在宋光宇《天道鈎沉》第十七章中就記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