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遭禁情境下的落地生根：扎根（1951-1987）
第三節 在啟示與經典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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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信念對世俗生活具有相當強的滲透力，轉換為新穎的修辭則是「道即是生活」， 說明世俗生活中也是有道在運行，而道親舉手投足、起心動念都不應離開「道」。 然而我們可以發現，透過天命與道德的敘事（強調「倫理」），勞雇關係中的剝削 事實很容易被掩蓋，甚至會以天命、功德與因果關係作為掩蓋階級關係的意識形 態，如張榮發就認為他資本家的位置除了現世的努力之外，更是累世的功德所致；
而勞動者之所以處於該階級，也是因為因果業報（ibid.: 84-85）。「聖凡兼修」下 的道德敘事在經濟場域之中，很大程度地起了合理化階級關係與資本主義制度下 的剝削事實的作用。
第三節 在啟示與經典之間
一、「查扣邪書」
在查禁早期較常緝捕一貫道信眾時，警方除了看這些人家中有無開設一貫道 佛堂之外，最容易被用來當作「信奉一貫邪教」證據的即是經書、善書等印刷品，
不論在當時的新聞報導或是警務檔案中，都可以見到這些不屬於傳統經典的「邪 書」如何被用以作為罪證（雖然也有讀四書卻被抓去做筆錄的案例，不過被列出 者多為一貫道的本教書籍）。如 1960 年的一則報導，在高雄破獲一貫道的佛堂，
「並當場搜出筆記本四冊，書十六冊，包括天道禮儀一本，道學正論三本，講演 錄一本，大學白話解一本，理教合解一本，道義問答一本，修道要旨一本，太上 寶筏圖說下冊一本，皇申訓子十誠六本。」（聯合報，1960/12/30，3 版），使得 佛堂的主持人當場被警方扣訊。1963 年的嚴格取締潮中，也有許多案例，如板 橋查獲一個以工人為主要信徒的一貫道佛堂，「警方在該處起出傳道書籍有：五 十大魔考，指破魔關，簡易淺說問答，先天大道問答，談真錄及真經，養真集等 書。另有被教徒跪拜的『天道道統圖』一幅，及宣傳圖表一堆。」（聯合報，1963/5/11，
3 版），這些工人也在警方偵訊後交保；幾天後，警方在台北市也查獲一處佛堂，
「警一分局查獲的四千多本『一貫道』的書籍，計有『破迷語錄』，『道學新介紹』，
『南極聖帝大洞考魔格言』，『初學須知』等十八種。」（聯合報，1963/5/14，3 版），壇主則被捕。又如 1975 年的案例，桃園兩名女工的宿舍被搜捕，原來這兩 位女工將一些一貫道的修道修佛的冊子放在枕頭下被警方查獲，於是兩人「被控 參加『邪教』，『罪證確鑿』百口莫辯，慘被開除。」68，檢舉兩人「參與邪教」
者則得到國民黨黨部頒發 500 元獎金（當時基本工資為 2400 元）。
《台灣省警務檔案彙編. 民俗宗教篇》中所列出的相關檔案中，也多有將相 關書籍列為罪證的檔案，如「臺灣省警務處為據報發現鴨蛋教等邪教活動一案令 希查明依法取締由」一令中寫道台中一位一貫道信徒「經常以一貫道教堂印發書
68 林于昉（2015/2/26）。林于昉：抓邪教得獎金。蘋果日報。檢索日期：2016/12/3。URL=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0226/557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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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一貫道道親聚在一起「聽道理」時，除了一貫道的教義解說或是綱常倫理 之外，主要就是以四書為主，也較能規避警方的取締。後來警方也有所鎖定，知 道一貫道的聚會會以傳統經典作為講道的依據，如雲林縣警局曾報「查斗六鎮『崇 修堂』內之『一貫道』分子藉公開傳授孔孟學說作掩護，暗中從事『一貫道』活 動……一般認為該『一貫道』邪教活動，非僅限雲林一縣，其他各地亦有此項活 動，其信徒之多，吸引力之大，控制之嚴密，實不可忽視」（警行字第四五四六 三號；何鳳嬌 1996: 235），但是總的來說，提升傳統經典在一貫道宗教場域中的 份量與運用比例，降低可能被列為「邪書」而引來不必要的麻煩的書籍，也讓道 親藉由閱讀傳統經典得到自我正當化（四書是傳統經典，何邪之有？），是適應 查禁情境的生存策略。
二、自扶鸞顯化至經典研讀
依靠扶鸞或顯化等超驗方法建立宗教信念與神魅領導的宗教團體，在遇到
「不靈驗」、「沒顯化」時，這種超凡魅力的泉水倘若乾涸，則多使宗教團體趨於 潰散瓦解；此外，在現代性與社會分化進程下的台灣，由於科學逐漸主宰知識場 域，在理性化的除魅作用之下，人與超魅之間的交涉乃至於超驗存在與否皆受到 質疑。以一貫道的發展脈絡來看，這種由於神人溝通技術本身的形式或內容所引 發的問題被稱為「信心危機」，宋光宇（1983: 135）與林榮澤（1992）報導了 1980 年的一件重大信心危機，72但無太詳盡的描述。董坤耀的描述較為直接，他指出 這場信心危機是「台北學界的一位三才（鸞手乩手）出面指證仙佛藉竅是假的，
經學界道親用理性去思考『真』或『假』時；這場內部道親信心危機已開始對發 一崇德過去一向仰仗『以神設教』的方式產生懷疑，再經學界現場傳出擴散，造 成一次發一崇德前所未有的信心衝擊」（董坤耀 2010: 119），而根據宋光宇與林 榮澤的論述，宋文里指出「兩位談論信心危機事件的作者後來都樂觀地強調此一 危機成為後來道務轉往經典研讀方向發展的轉機」（宋文里 1999: 187），也就是 逐漸秉棄神道設教的色彩，改以義理的研討為重。這種內部危機所引發的轉變影 響許多組線的發展策略，以基礎組為例，許多點傳師都提到這個宗教實踐轉為經 典研讀的歷程，也明確說明以顯化傳道的雙面刃隱憂：
例一：有鑑於某個道場他們大專生、三才的那場考驗，（張培成）老前人決 定我們基礎不做開沙顯化的事。老前人常說天機道、顯化道不可修，這當中 真假難辨，以後會考道的都是這些顯化。他不讓我們用這種方式成全道親，
要我們認真理、用三教經典才是根本。所以當年在青年班上課，老前人都講
71 「書經白活解說」應為「書經白話解說」、「了丸四訓白話解釋」應為「了凡四訓白話解釋」。
72 宋光宇指出，「民國六十九年九月底，發生了一次信心上的危機，懷疑仙佛借竅的真實性。台 北的道場大受影響，半年後方才穩定下來。從此以後這支線的發展方針就不再完全仰賴仙佛的臨 壇批訓，轉而注重對三教經典的研習和闡釋。」（宋光宇 1983: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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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http://www.ikuantao.org.tw/modules/tadbook2/view.php?book_sn=1&bdsn=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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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http://www.with.org/classics_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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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知識份子已經退出儒家解釋權場域，因此在教育體制中更強調傳統中國文化 的教育，營造其「中華文化正宗」的形象（張中復 2016: 3-4）。
我們可以清楚辨別國民黨政府對於中華文化的需求所使用經典的策略，與一 貫道等民間宗教團體對於經典運用的策略，其背後的目的是大大不同的，然而就 形式上而言，對於中華文化或傳統倫理的提倡可以說是雙方的共識。前章中論及 的國學研習班即是因應此政治機會所發展出來的策略，據筆者訪問得知，國學研 習班主要是針對「學界」所設，內容以四書為主。宋光宇更指出，「一貫道從原 先的宣講三教經典轉變到以儒家為重，是跟大學生開始加入教團這個發展趨勢有 關，同時也是跟台灣整個社會的教育程度提升有關」（宋光宇 1996b: 332）。政策 面上來看，地方政府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與一貫道合作的國學研習班，
在尚未合法之時具有政策保護的效力，對一貫道而言，這等於取得一個半合法化 的地位。從整體來看，國學研習班的成形以及其對一貫道發展上的助益，恰好是 漢人社會文化、救度宗教邏輯、社會轉型與政治機會結構交織下的偶然產物，讓 經典研讀的路線更加穩健，也使整體路線形成以儒教為主的趨勢。
三、例常的班會
和許多宗教一樣，一貫道透過各種班會、說經講道進行宗教教育與凝聚共同 體，從時間比例上看，班會可以說是相當主要的宗教活動，也隨著道親增長逐漸 發展出針對不同受眾的班會。班會的型態若以基礎忠恕組為案例，「道場上的教 育最早是由點傳師或資深道親到新道親的家中，以聊天的方式傳達真理；等到道 親逐漸增加以後，就開設小型的研究班次：藉著故事、善書或訓文進行解說，或 由一位點傳師帶著幾個道親讀經典」（劉怡君主編 2004: 12），在傳道初期道親還 沒有很多的時候，點傳師會四處到道親家中講道研理，當時的交通環境甚不發達，
許多前人輩講完道後尚須摸黑走夜路才能回到家，或乾脆借住道親家中。但是當 道親人口逐漸成長後，也不得不改變方式，採取定點設班以持續講道說理，講授 時所用的即是前述經典之範圍，針對不同的講授對象所使用的教材與講授深度也 會有所差異。例常的班會對於經典在一貫道中的運用與地位而言，具有正式化與 制度化的效能，亦即，透過班會宣講經典內容的同時，也藉由時間的重複安排不 斷的強化（某些）經典對於修道的作用或助益，或者將某些經典列為取得講師資 格的必讀或必選項目，也增強經典在宗教運作中的象徵地位。宋光宇認為一貫道 發展初期道場「只維持宣講三教經典的基本形式而已，談不上進一步的闡揚發明」
（宋光宇 1996b: 332），這與前述「知識貧乏」問題相關，因此早年的講道多以 簡單的教義問答或是基本倫理道德為主，能夠深入傳統經典者則少有之。
班會的設置除了象徵道親的社群逐漸擴大（足夠的人可以撐起一個班）、道 務擴展（開設佛堂的佈點）、重視人才訓練（開越多班需要越可講道、協助道務 的人才）之外，硬體設施（有足夠提供講堂或活動之空間）也是十分重要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