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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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旨為探討記者報導災難新聞如何使用社群媒體查證，從上一章可以看 出電視新聞記者查證自然災難，運用社群媒體查證之情境，以及在災難的發生、

救援至恢復重建，三個階段使用社群媒體獲取的證據類型，與其對社群媒體的人 際與科技信任信念。本章分為兩節，第一節將進一步統整結論第四章的研究發現，

了解電視記者報導自然災難，使用社群媒體查證的情境與獲取的證據類型，以及 其會運用社群媒體查證與採納社群媒體使用者之證據的原因。第二節為本研究之 貢獻與限制，以及對於後續研究的相關建議。

第一節 主要研究發現

一、 記者使用社群媒體解決災難訊息之不足

媒介依賴理論的巨觀層面，關注社會出現威脅及情況不明之際，包括災難，

DeFleur 與 Ball-Rokeach（1989）指出，當個人不能直接經歷或觀察所欲理解之 事，就會需要通過媒介訊息排疑解惑，了解情況的發展。由於災難具突發性且影 響範圍難以預料，電視記者大多是災難發生後接獲消息，因為不在現場，未能親 身經歷，亦無法親自勘查，而僅握有零散的訊息，不明瞭災難事發經過及災情，

此時，電視記者面臨即時壓力，需盡速了解災難所致之衝擊以完成報導，故會透 過社群媒體解決災難訊息缺乏之問題，確認災難情形。對此，Bruno（2011）指 出在災難發生當下，記者尚未抵達事發現場進行採訪的期間，此時社群媒體上受 災民眾、目擊者等人對災難情況的記錄或相關討論，可幫助記者快速查核災難現 場狀況及災情。因此，2007 年緬甸袈裟革命與 2009 年伊朗暴動， BBC 均在 Twitter、

Facebook 上進行新聞資訊的蒐集與確認，完成報導（Newman, 2009）。之後，

2011 年日本地震、2012 年美國颶風重災、2013 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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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菲律賓海燕颱風、2016 年比利時恐攻事件等災難事件，多位新聞記者也都是 使用社群媒體獲取證據，完成查證與報導（林照真，2014 ; Schifferes, Newman, Thurman, Corney, Göker, & Martin, 2014 ; Rauchfleisch, Artho, Metag, Post, &

Schäfer, 2017）。

媒介依賴理論的微觀層面，是指出媒介上有個人達到目標所需要的訊息，當 個人感知從媒介獲得的訊息有用，就會對媒介具有依賴，而依賴可被定義為個人 感知媒介訊息的有用性。災難期間，社群媒體上網友的記錄與討論具有用性，能 夠補足電視記者不在現場與未經歷事件而缺乏的訊息，了解災難發生的經過、救 援細節與恢復重建進度，及受災者與被指控方之間的爭議事件，達到社會理解目 標。社群媒體上網友的證據，亦是電視長官與記者展開查證行動之依據，為決定 前往現場採訪之地點與直接聯繫受訪者求證，達到行動定向目標。而電視記者使 用社群媒體取得證據，還能夠在查證災難新聞時，向長官回報災難的情況，協助 災區現場記者或駐地記者現場採訪，以及迫使事發單位出面回應，達到互動定向 目標。

此外，Ball-Rokeach 與 Defleur（1976）提出媒介依賴理論時，表示當媒介能 夠履行越來越多的功能，個人會增加對該媒介的依賴。談及社群媒體的功能，其 重要意涵為 Web 2.0 和使用者生成內容（Kaplan & Haenlein, 2010 ; Obar &

Wildman, 2015 ; Carr & Hayes, 2015），強調傳播內容的產製權力分散至個人，轉 向以使用者為中心，達到分享訊息、知識與意見交流的行為實踐。因而，在社群 媒體上，使用者不僅透過發文或直播以傳遞訊息，也可以留言或私訊，進一步互 動。當多位社群媒體使用者分享與交換訊息，進行交流之際，電視記者從中能搜 尋與追蹤災難相關訊息，亦能聯繫與訪問社群媒體使用者，獲取其對事災難件的 說明，及找到災難現場的影片及照片等記錄，確認災難事發經過與影響。

二、 記者在災難三階段均偏好獲取非供述證據

在災難的發生、救援與恢復重建等三階段，電視記者均會使用社群媒體，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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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照片、影片、數據或文字報告、文字訊息紀錄等非供述證據。電視記者認為相 較於描述說明、分析評論等供述證據，非供述證據更具有效力，其一是電視新聞 記者畫面需求獲得滿足。其二是電視記者可以從畫面找出線索，進一步比對網友 所言是否為真。其三是電視記者會根據畫面撰稿，直接以畫面為證，作為一種事 實呈現。

在災難發生階段，電視記者不在場而無法記錄事發過程，欠缺畫面，所以現 場目擊者、當事人上傳至社群媒體的第一手現場照片與影片，為電視記者的主要 消息來源，從中電視記者能確認災情。不過，因為電視記者尚未抵達災難現場，

故會僅描述畫面顯示的內容，傳達災難事發經過與現場情形。再者，基於電視的 畫面要求，電視記者偏好影像為證，因而目擊者、當事人在社群媒體發佈描述說 明，並附有現場的照片或影片，皆會成為電視記者優先採納之證據。此外，電視 記者會根據照片或影片錄製的現場狀況、錄製時間、錄製所用的軟體、影片中的 對話聲音，核對目擊者、當事人的描述說明，確認其提供的災難相關訊息是否屬 實。

在災難的救援階段，相較於供述證據，以物之存在為證的照片與影片等非供 述證據，更強而有力，能讓記者迫使災難事發的主管單位出面回應，亦能使記者 確認周邊災情嚴重程度，以決定是否進一步報導。此外，救援期間，電視記者報 導主題其一為人物故事，當聽聞當事人的事蹟，電視記者會進一步透過當事人的 社群媒體，取得與事蹟有關的照片與影片，佐證所聞之消息是否屬實，同時，照 片與影片亦是電視記者論述的支撐，向觀眾表明該報導有所依據。在災難的復原 重建階段，受訪電視記者認為，受災者與利害關係人，在社群媒體上指控需為災 情負責的對象，其描述說明等供述證據，容易受到主觀意念影響，可靠程度不如 數據或文字報告、訊息記錄等非供述證據。

三、 人際信任信念為親身經歷與專業均出於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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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記者查證災難時，會採納社群媒體使用者的貼文、照片、影片作為證據。

電視記者表示對於社群媒體使用者的信任，主要基於目擊者的親眼目睹、官方對 救災與復原進度的了解、專家學者的知識，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的親身經歷，且 輔以文書資料發表說明，彰顯非憑空捏造，以及平面記者可長期駐點、無鏡頭的 阻撓，易與當事人建立交情。因而，電視記者感知以上五種身分者均有能力描述 災難爆發經過、救援細節，以及討論恢復重建之咎責議題。故此，電視記者對於 目擊者、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官方、專家學者、平面記者報導的信任程度較高。

反之，社群媒體上的轉述聽聞者，未親眼目睹或未親身經歷災難，僅是轉傳他人 的訊息，電視記者會感知其未有說明災難細節的能力，故對轉述聽聞者的信任較 低。

從上亦顯示，電視記者對目擊者與當事人的信任，源於感知對方遵守自身在 意的原則，意旨是否親自目睹或切身經歷災難，而知曉事發經過。因此，當社群 媒體使用者願意回覆電視記者的訊息，不閃避電視記者的提問，能夠說明災難相 關的人事時地物，且該說明與照片、影片顯示的內容相符，電視記者會認為該社 群媒體使用者未說謊，確實在現場經歷災難或親自記錄現場情況，可信賴的程度 較高。

另方面，災難為公共利益議題，電視記者從中感知社群媒體使用者大多出於 善意，提醒其他使用者避免行經有災情之地點，或請求儘速救援。電視記者還指 出，社群媒體使用者都會一同檢核訊息，並指正錯誤訊息，因而不會有人上傳假 訊息。再者，電視記者查證災難時，未遭遇網友蓄意造假與欺騙的情形，故感知 網友具有可信賴性。此外，在恢復重建階段，討論災情咎責，受災的當事人或利 害關係人，會於社群媒體點名應為災情負責者，對此電視記者認為任何一個人都 不想無端受害，受災者僅是分享親身經歷，且因為災難衝擊範圍廣，故會視現身 說明的災民，在為受災的族群爭取權益。因此，電視記者亦會信任受災的當事人 或利害關係人於社群媒體發佈的描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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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科技信任信念為五大常用功能不易故障

針對電視記者查證災難新聞，會以社群媒體輔助之緣由。根據 We Are Social 和 Hootsuite 在 2018 東亞數位報告（Digital in 2018 in Eastern Asia）指出，台灣 2017 年臉書活躍社群使用者共有 1900 萬人，且全台 77％的人會使用臉書，為最 多人使用的社群媒體，其次為 YouTube，共有 75％的人會使用，Instagram 則有 35％的人會使用（We Are Social, 2018）。由上可知，社群媒體擁有千萬使用者，

又分布於全台個人，已遠遠勝過記者一人所有的人脈。論及電視記者對於社群媒 體的科技信任信念，為社群媒體具有「社團」、「直播」、「留言」、「私訊」

及「關於」欄等五大功能，以及關鍵字與篩選機制的輔助，且不易故障，均協助 電視記者快速獲取用於確認災難的證據，故電視記者表示對社群媒體具有信賴。

以本研究所談為社群媒體為社群網站之類型，包括 YouTube、Instagram、

Facebook 等三者為主。其中，電視記者認為 YouTube 雖然不易故障，且具有搜 尋欄的關鍵字查找，以及時間的篩選功能，協助電視記者快速取得用於確認災難 的證據。YouTube 雖然具有「社團」、「直播」等二項功能，但缺乏「私訊」功 能，電視記者無法直接向發佈訊息的使用者探問求證，故僅有四位受訪的電視記

Facebook 等三者為主。其中，電視記者認為 YouTube 雖然不易故障，且具有搜 尋欄的關鍵字查找，以及時間的篩選功能，協助電視記者快速取得用於確認災難 的證據。YouTube 雖然具有「社團」、「直播」等二項功能，但缺乏「私訊」功 能，電視記者無法直接向發佈訊息的使用者探問求證，故僅有四位受訪的電視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