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研究資料分析
第二節 社群媒體證據類型
二、 災難的救援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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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平面記者現在也在社群媒體進行直播。對此，十位受訪者中，電視記 者 A、B 與 J 等三人都曾將平面媒體的直播錄影作為證據。電視記者 A 與 J 報導 花蓮地震時，都將平面媒體的現場直播作為證據，進行連線報導。電視記者 B 指出平面記者平時在外工作，無需回公司作業，故直接前往災難現場速度較快，
能直接開手機在臉書進行現場直播：
平面記者就全部都撒在外面，之前新北市下暴雨，我看到臉書通知顯示 的蘋果現場直播，就是蘋果的記者已經在泰山直播，講說淹水淹到半個 輪胎高，那我就先趕快把這個災情訊息，出一條乾稿。（電視記者 B）
綜上所述，受訪的電視記者在災難發生階段，報導災難消息與災情，使用社 群媒體取得的證據，以非供述證據而論，有平面記者的報導與直播，以及現場目 擊者及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的照片、影片與直播。供述證據則有現場目擊者，以 及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的描述說明。
另外，電視記者運用不同證據時，會有不同的論述策略。當電視記者將平面 媒體在社群媒體發佈的報導與直播，直接作為災難報內容，並不會說明出處。而 現場目擊者、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的照片、影片及直播，電視記者直接引用時，
會在畫面中加上網友的社群媒體帳號名稱，說明出處來源，並會表明為「網友拍 攝」，完成播報。至於現場目擊者，以及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發佈的文字描述說 明，電視記者會強調該言論為「網友說」，並翻拍網友在社群媒體該篇文章或留 言，放於報導中強調訊息來源為網友。
二、 災難的救援階段
災難造成衝擊，進而引發災情。此時，救難單位一接獲通報，即會派員前往 現場查看，並成立救災指揮站，統合災情與評估災害現場環境，決定救助的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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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及調度分工，讓執行救災救護的作業組正式展開行動（內政部消防署，2012，
頁 1209），故在災難救援的階段，記者會關注救災的進度。此外，本研究從訪 談資料發現，電視記者在救難期間，除了需更新救援行動，還會再確認第一時間 未注意的周邊災情，以及著重人情故事。為了求證上述災難新聞內容，受訪的電 視記者會使用社群媒體獲取官方、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的描述說明、照片與影片，
及平面媒體的報導等，作為證據，完成報導。
（一） 官方的描述說明、照片與影片
救難隊進駐災難現場執行救援期間，記者需確認救援的進度，除了電視記者 C 會直接致電聯繫詢問熟識的官方單位，並經由人脈取得現場救難隊員聯絡方式。
另外九名受訪的電視記者，均會會關注官方在社群媒體的 PO 文，藉著官方的描 述說明，確認救災的情形。如電視記者 E 曾在報導颱風時，發現有些救難單位 會將救災細節，記錄在臉書，包括發佈傳出災情的時間、地點、前往災區救援的 分隊，以及救災經過的照片與影片，因而電視記者 E 只要聽聞當地出現災情時，
就會到救難單位在社群媒體的官方粉絲專頁，確認救援狀況：
「即時消防-新北市」、「新北消防發爾麵」都是官方粉絲專頁，都會 PO 出幾月幾號幾點幾分，災情在哪裡，出動分隊是誰跟救援情形，然 後還有 PO 在現場救援的照片或影片，就會用在報導，所以只要有颱風 來了，或是傳出新北市哪邊淹水，我就會到這兩個官方的粉專看。（電 視記者 E）
電視記者 J 指出如今救難隊員執勤時，均配戴 GoPro 跟密錄器，能夠完整拍 攝搜救的過程，因而電視記者 J 會主動搜尋救難隊的臉書粉絲專頁，經由官方上 傳的描述與影片，確認救援的細節，直接作為報導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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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難隊現在都會戴 GoPro 跟密錄器，出來後就會把救難過程的影片，
上傳到臉書粉專。花蓮那時候我人在現場，就是去看有哪些救難隊有來，
然後上臉書搜，像是「新竹消防局」就有 PO 影片，畫面就是救難隊在 倒得亂七八糟的房子裡面，嘗試各種角度進入去救人，然後描述說最後 怎麽救援成功。那就是照寫，影片直接用。（電視記者 J）
此外，因為災區支援救援的救難隊數量多，現場往往十分混亂。受訪的電視 記者還會從網友轉傳官方的訊息，獲知官方在社群媒體發佈救援貼文與影片，從 中掌握救災的細節並直接取用，完成報導。如電視記者 O 說：
現場大家進進出出，非常亂，我滑「爆料公社」，看到網友轉發某特搜 隊的貼文跟影片，是用密錄器記錄，說有找到陸客，但擔心破壞樑柱，
會造成大樓有瞬間倒塌的危險，只好先做標記，把大樓一層層拆除，之 後再進場徒手將大體挖出，因為轉發上面都會保留原 PO 是誰，我就直 接點進去那個特搜隊的粉專，按照上面的資訊寫，直接用影片。（電視 記者 O）
（二） 目擊者與當事人的描述說明、照片與錄影
在上一章的互動定向，本研究發現十位受訪者會將社群媒體的訊息，傳給 事發單位，迫使該單位出面回應救災進度。針對社群媒體的訊息，十位受訪記者 均表示，相較於目擊者與當事人對事件的描述，其上傳的照片與影片，更能讓事 發單位難以推託，勢必會回應與說明。如電視記者 B 說：
對某單位不利的事情，對方絕對不會認，我會先說臉書上網友都在說，
那他如果跟我說沒有啊，我接下來就是把影片或照片截圖，跟對方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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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會沒有聽說，我傳給你看，這樣對方就不得不回應了。
電視記者 D 以暴雨導致桃園機場淹水為例，說明透過社群媒體上目擊者與 當事人的照片與影片，迫使起初不願正面回應的官方，必須出面說明救災的進 度：
桃機公司怎麼可能會跟記者說不好意思喔，我們因為下午瞬間暴雨所以 大淹水。既然桃機公司不告訴記者，那記者也就不會知道，都是在現場 的旅客把各種誇張淹水的照片、影片，上傳到社群媒體，一開始問桃機，
一定都是講了解調查中，我就說不用查，旅客就是拍到哪裡淹水了，我 可以給你看，那你們現在到底處理進度到哪裡，對方才回說現在出動了 多少大型抽水機。
從電視記者 B 與電視記者 D 的言論，可發現照片與影片等非供述證據，更 容易迫使對方回應救災行動。事實上，在刑法中，非供述證據是以物及文書之存 在或狀態為證，具有客觀性、某程度之不可代替性、長時間不會變易，以及無預 見日後可能會被提供作為證據之偽造動機，評價之裁量較供術證據強（溫陽、關 偉，頁 101)。對此，新聞記者追查所使用的證據，亦為照片與影片等非供述證據 的強度，勝過描述說明等供述證據。
在救援階段，有時災難的影響仍持續發酵，故受訪的十位電視記者會使用社 群媒體取得當事人的訊息，追查周邊災情。除了會以當事人的描述說明為證之外，
更需要經由照片與影片，確認災情嚴重程度，此亦彰顯相較於供述證據，非供述 證據更強而有力，如以下電視記者 C 與 J 表示：
在貼文上，把時間、地點、事情發生經過，受災的細節講得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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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是會說服他，可不可拍一張照片或影片，就是我得要確定一下有多 慘。（電視記者 C）
到底多誇張、裂的有多嚴重，不會覺得災民會誇大，但容易有認知上的 不同，可能記者看過很多災難，有時候會覺得還好，但對災民來說，那 未必，所以需要看照片跟影片。（電視記者 J）
電視記者 J 進一步舉出曾以當事人在社群媒體描述受災情形，並上傳的照片 與影片佐證，報導周邊災情：
花蓮地震的時候，很多當地居民會在臉書 PO 出家裡受損的樣子，當時 七星潭社區的災民，講說家園都毀了，要爬窗才能進去房子裡，看災民 拍的照片跟影片，真的就是門窗整個變形，牆壁龜裂，地面隆起，非常 誇張，所以直接去現場報導。
對受訪的十位電視記者而言，當事人的照片與影片，也是在報導人物故事需 使用社群媒體獲取的證據。電視記者 C 直言：「故事終究都還是需要有照片或 影片去佐證。」電視記者 B 亦強調：「對我來說，照片影片就是一個印證，至 少要有一張相關照片。」因而，十位電視記者，均表示救援階段，會根據官方提 供的傷亡與失蹤名單，或在避難收容所跟災民聊天，抑或是聽聞家屬的描述，發 掘人物故事，進一步從社群媒體找尋當事人的照片與影片佐證。對此下列依序為 電視記者 A、C、E 與 B 報導災難報導人物故事時，都會再找出當事人社群媒體 的照片與影片，以證實相關描述屬實，完成人物故事報導：
中南部通常都會給失蹤者、傷者、死者的全名，這時候搜臉書就非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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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一定會有家屬在現場等救援結果，就跟家屬確認找到的臉書是不是 當事人再問一下受困者的是怎麼樣的人，喜好是什麼，像是說很開朗，
很愛去旅遊，那就會去看受困者的臉書上有沒有旅遊的照片、影片，有 就可以做故事。（電視記者 A）
災民中，有人說同棟住戶某某某是好人好事代表，因為是鄰居用講的嘛，
我會把某某某的名字拿去臉書上面搜尋，然後拿臉書給跟鄰居看，這個 人是不是就是他講的那個人。像好人好事獲獎這種光榮開心的事情，一 般人都會發文，或者是會有朋友主動在留言牆祝賀，所以我就開始直接 點留言版跟相片，從裡面去找，我曾經有找到某個人拍下去領好人好事
我會把某某某的名字拿去臉書上面搜尋，然後拿臉書給跟鄰居看，這個 人是不是就是他講的那個人。像好人好事獲獎這種光榮開心的事情，一 般人都會發文，或者是會有朋友主動在留言牆祝賀，所以我就開始直接 點留言版跟相片，從裡面去找，我曾經有找到某個人拍下去領好人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