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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在資訊科技蓬勃發展的二十一世紀，社群媒體迅速崛起，改變人與人之間的 互動方式，讓使用者能夠快速與他人聯繫、溝通、交換訊息等，因而掀起一陣席 捲全球的熱潮。根據 We Are Social 和 Hootsuite 在 2017 年 8 月公布的全球數位 統計（Global Digital Statshot）指出，全球社群媒體的活躍使用者較同年 4 月增 加 1.2 億人，總數突破 30 億大關，且未有成長趨緩的跡象（黃偉誌，2017 年 8 月 9 日）。由此顯示社群媒體已深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同時，隨著使用者不斷激 增，也奠定社群媒體成為當今不可或缺的資訊傳遞管道。
社群媒體作為共享資源與訊息的交流平台，不僅是提供資訊傳送、意見討論 的空間，且具有極強的即時傳播、人際關係串連等特性。新聞媒體因而意識到社 群媒體具有即時性、匯集人潮等優點，紛紛投入經營並擴大運用，將其用於傳遞 報導以及輔助新聞工作（林照真，2014）。其中，社群媒體賦予使用者參與訊息 產製的能力，使其從被動的訊息消費者，轉為主動的訊息生產者（施伯燁，2014），
因此，當社群媒體使用者持續以驚人的速度成長，其平台上的資訊也隨之快速增 加。鑑於大量的使用者與豐富的資訊，愈來愈多新聞記者轉向社群媒體，將使用 者的想法、意見以及提供的訊息，作為理解、分析、查核新聞事件的重要來源
（Hermida, 2012）。如此之下，社群媒體不只打破資訊傳送者與接收者的角色，
更改變新聞媒體的產製方式。
自 2010 年，學者相繼關注新聞記者於產製過程中，使用社群媒體的概況，
其中，包含透過社群媒體輔助之工作項目。Hermida（2010）初探美國新聞記者 運用 Twitter 的情況，指出社群媒體有助於即時傳播來自各種官方和非官方的來 源，並讓新聞記者可以立即與數百萬人交流、分享和討論，進而理解複雜之事，
因此 Twitter 已經迅速為新聞記者所採用，成為發佈突發新聞的重要機制，或做 為蒐集資訊、訊息來源與探查事實的工具。Willnat 與 Weaver（2014）調查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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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40%美國工作者認為社群媒體非常重要，且表示每天在社群媒體上花費大約 30 到 60 分鐘，此外，其常使用社群媒體進行的活動，依序是查閱突發新聞、查 閱其他新聞組織發佈的新聞、尋找新聞線索、與觀眾或讀者保持聯繫、尋找事件 的額外資訊。劉蕙苓與羅文輝（2017）以台灣地區報紙、電視、廣播、通訊社及 網路新媒體的新聞記者為研究對象，發現 97%的新聞記者每天都使用社群媒體輔 助新聞工作，平均每天使用的時間為 101 分鐘，至於台灣新聞記者使用社群媒體 完成的活動，主要以「查閱蒐集訊息」為最多，包含查看其他新聞媒體正在報導 的消息、查閱最新消息、查證與確認資訊、找到更多補充資訊等。
一、 社群媒體成為一種查證工具
事實是新聞報導的基礎與核心。對新聞記者來說，查證不僅是專業展現，也 是職業倫理。查證被視為新聞工作的根本，因而為了掌握事件真相、力求準確，
新聞記者不能忽略查證這一個求真實的程序，必須確實驗證資訊。其中，在全面 性地探討新聞記者使用社群媒體輔助工作的研究中，可以發現新聞記者會將社群 媒體用於查證新聞事件，像是蒐集訊息來源、確認資訊以及找到事件的補充資訊 等。針對新聞記者使用社群媒體進行查證的情形，Gulyas（2016）於 2013 年發 展大規模跨國調查，結果顯示在加拿大、芬蘭、德國、瑞典、荷蘭、英國和美國 等七國，分別都有高達 60%以上的新聞記者，會使用社群媒體進行新聞查證。依 此可見，社群媒體是眾多新聞記者查證不可缺少的工具。
談及新聞記者運用社群媒體完成查證的經典實例，莫過於美國國家公共廣播 電台（NPR）記者 Andy Carvin，在民主化運動「阿拉伯之春」期間，儘管當時 他在美國，但是通過善用社群媒體，得以蒐集與查核訊息，藉此確認現場狀況與 事件的發展，因而被《衛報》譽為「推特革命的人」（Kiss, 2011）。2011 年北 非與中東地區民主化浪潮之下，促成一連串大規模革命的爆發，Ingram（2014）
表示，Andy Carvin 透過與 Twitter 好友的連結，以及 Twitter 搜索功能，找到現 場的目擊者、參與者，並且按照「主題標籤」（Hashtag∕#）搜尋相關發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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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西亞、埃及、巴林、利比亞、葉門與敘利亞等國的目擊者及參與者接觸及聯 繫，有效地接收與查核一系列關於革命的資訊，同時，藉由詢問消息來源、相關 專業人士，以及動員社群中的追隨者，一同驗證資訊。在此過程，Andy Carvin 藉著使用社群媒體，聯繫在電腦螢幕後面、遠距離的事發當地目擊者，為事件提 供最新進展的說明，得以迅速發佈準確的新聞報導。
台灣也不乏有新聞記者憑藉社群媒體使用者發佈的訊息，釐清事發經過。
2016 年，發生名人與計程車司機爆發口角與肢體衝突一案，事後雙方互控傷害，
分別召開記者會，指責對方動手毆打，並為自己辯白，讓該起糾紛演變成羅生門。
但是，曾目擊現場經過的網友，後續在 Facebook 社團「爆料公社」貼出當天在 事發現場的側拍畫面，完整記錄雙方皆有出手打人的經過，顯示兩人在記者會上 都沒說實話（溫雅雯，2016 年 11 月 3 日）。
經由上述兩個案例，可以發現社群媒體的參與性、開放性、連結性，促成訊 息多元且快速地流動，幫助新聞記者填補不在事件現場而缺乏的資訊，此外，經 過社群媒體使用者對新聞記者的協助，一起對事件展開核查，得以實踐多元協作、
集體智慧的特性，完成新聞事件的查證（Hermida, 2012）。
二、 社群媒體輔助新聞記者查證災難
對新聞記者而言，當事件相關的事實資訊相當零散、渾沌不明，此時，為了 釐清事實，就會找尋更多可以佐證的訊息（徐志偉，2010，頁 75）。新聞記者 查證作為的起始，往往是新聞事件的原始資料不明、消息來源的不確定性、情境 脈絡斷裂等資訊不足之情境（蕭伊貽，2011，頁 30）。就新聞記者報導的事件 而論，其中，又以無法預料的災難危機，為高度情況不明的題材。由於新聞記者 難以預料災難，通常事發後才會接獲消息而前往事件現場，故握有的資訊較少，
也不清楚事件的全貌，在此之下，社群媒體的輔助對新聞記者尤其重要。Little
（2012）認為災難發生時，社群媒體上會出現相關討論，當中，有人是目擊者，
有人則是傳遞消息，並都有檢驗事件真實與否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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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BBC 從 2005 年倫敦爆炸事件開始，注重網友對於重大事件所提供的直 接經驗，與網友合作，經由蒐集目擊者的說明、照片與影片，了解事件發生經過，
並再透過各個網友的描述與相關紀錄，加以交叉比對，來核實已掌握訊息的準確 性。之後，在 2007 年緬甸袈裟革命，以及 2009 年伊朗暴動，BBC 也繼續依循 上述與網友合作的模式，在 Twitter、Facebook 上進行新聞資訊的蒐集與確認，
完成報導（Newman, 2009）。而後，在 2011 年日本地震、2012 年美國颶風重災、
2013 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2013 年菲律賓海燕颱風、2016 年比利時恐攻事件 等災難事件，新聞記者都通過使用社群媒體，獲取目擊者與當事人的描述，取得 災難現場的照片與影音，以及追蹤官方單位發佈的最新消息，依此檢核聽聞的消 息是否為事實，並且掌握事件的發展（林照真，2014 ; Schifferes, Newman, Thurman, Corney, Göker, & Martin, 2014 ; Rauchfleisch, Artho, Metag, Post, & Schäfer,
2017）。
從以上所述可發現，由於災難存有無法預知的特性，使新聞記者無法精確掌 握災難發生的時間與地點，導致在災難發生當下，新聞記者大多不在現場，僅是 接獲消息或取得片面訊息，再加上災難具有時間緊迫性，因而新聞記者不僅必須 依據現場目擊者與當事人的描述、照片或影片，以理解災難的發生與趨勢，同時，
亦面臨時效壓力。如此一來，社群媒體的立即性、互動性，讓使用者能夠提供即 時的災難資料，以及發表對於事件發表的看法（林照真，2014），均可彌補新聞 記者因不在場而缺乏的訊息，藉此擁有災難事件的相關資訊，才能夠進一步查核 災難的事發經過與最新情況。這過程也彰顯社群媒體在災難發生時，能幫助新聞 記者解決資訊不足的困窘、協助其迅速了解事發經過，及檢核事件是否屬實。
三、 社群媒體是新聞記者查證的雙面刃
儘管社群媒體可以幫助新聞記者解決資訊缺乏的困境，然而，當新聞記者愈 仰賴社群媒體的輔助，卻也因為網路的匿名特質，面臨新的查證壓力。如部分網 友自感真實身分難遭曝光，認為不用為自身在網路的言行負責任，而提供假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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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出假消息（黃芳銘、楊金寶，2004）。尤其，劉蕙苓（2014）指出，隨著網路 取材的常規化，記者在網路找新聞素材的時間多於經營路線，故藉由路線經營學 習相關知識的經驗變少，並缺乏人脈，以至於遇到有疑慮的資訊，無法充份確認，
有時短時間內也聯絡不上發佈訊息的網友，因而難以確實查證，這都使新聞內容 的品質與可信度愈來愈低落，遭致批評。對新聞記者而言，網友的素材雖然提供 更多元的報導角度、更豐富的資訊、更多的消息來源，但卻也因網路的隱密性，
網友未必使用真實身分、姓名，致使消息來源身分的核對，及訊息真偽的確認，
都挑戰新聞記者查證的能力。再者，如今處於即時性的壓迫，新聞記者先發佈再 查證的現象提高，甚至開始出現不查證的情況（Rauchfleisch et al., 2017）。
當新聞記者直接以網友提供的資訊為主軸製播新聞，未經查驗，將使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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