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動結構理論的預測 互動結構理論的預測 互動結構理論的預測 互動結構理論的預測
預測 1：外部威脅程度越高，小國越可能採取高動員成本的政策。外部威脅程 度越低，小國越不可能採取高動員成本的政策(H1)。
預測 2：長期來說，小國追求的是安全的極大化，權力的極大化只可能是短期 目標，不可能長久（H2.1）小國即使追求權力的極大化，也會受到外部威脅程度 高低的制約。外部威脅程度越高，小國推動擴張性政策時越不可能遭遇來自國內 結構的阻礙。反之，外部威脅程度越低，小國推動擴張性政策時越可能遭遇來自 國內結構的阻礙（H2.2）。
預測 3：小國在高度威脅的互動結構下傾向採取最強的抗衡手段（H3）。
預測 4：小國在中度威脅的互動結構傾向採取次強的抗衡或者悲觀型的避險策 略（H4）。
預測 5：外在的互動結構會對小國的國內政治結構（政治菁英的意向及社會凝 聚力）產生形塑的效果。在小國具有基本抵抗能力的前提下，外部威脅的程度越 高，越可能創造出能夠接受將資源大幅配置於安全項目（抗衡策略）的國內政治 結構。反之，外部威脅的程度越低，越不可能形成將資源大幅配置於安全項目（抗 衡策略）的國內政治結構（H6）。
預測 6：動員成本低的政策持續性最長，動員成本高的政策則必須檢視小國的 經濟情況及外援有無兩項條件而定。當條件不利於小國時，小國越可能降低抗衡 的強度。但假設威脅持續存在，對小國有利的條件又出現時，小國便可能重新採 取高動員成本的政策（H7）。
檢驗互動結構理論 檢驗互動結構理論 檢驗互動結構理論 檢驗互動結構理論
依據本章所進行的案例研究看來，儘管可能影響台灣的大陸政策之因素繁 多，但互動結構理論仍舊可以解釋關於台灣的大陸政策的許多面向。第一，在蔣 中正時期，台灣的大陸政策根源於國民黨「反攻大陸」的意識型態，試圖「反制」
中共，從國際關係理論的角度來看即是採取「擴張性」的政策。針對這一段歷史，
互動結構理論做出兩點預測。首先，由於客觀權力結構的制約，除非小國可以獲 得外援無限的支援，否則這種基於權力極大化的邏輯所推行的政策必然會受到很 大的限制（預測 2）。其次，在外部威脅程度高時，小國推動擴張性政策時越比較 不會遭遇來自國內結構的阻礙（預測 2）。這兩項預測都與歷史的發展相符。蔣中 正雖然積極厲兵秣馬，但由於美國不願意支持台灣反攻大陸的行動，所以國民政 府對於中共的軍事行動一方面規模侷限於中小型的格局，另一方面成效也不彰。
反攻大陸的目標逐漸變成精神象徵，並以政治性的手段為主。我們還發現，當兩 岸關係呈現劍拔弩張的態勢時，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非常穩固，社會對於戒嚴體 制的衝撞有限，政府在汲取資源及進行動員時並沒有遇到重大的阻礙。
第二，在蔣經國時代的前期，中共持續對金門地區的砲擊，兩岸之間的軍事 衝突程度降低，但危機仍然存在。1979 年，中共改採「和平統一」台灣的方針，
台灣所處的外部環境產生變化，外部威脅的程度略為下降。互動結構理論預測，
外部威脅的程度越高，小國越可能採取需要耗費高額成員成本的政策（預測 1）。
若面對的是高度威脅的互動結構時，小國傾向採取最高強度的抗衡政策（預測 3）。 但當外部威脅的程度稍微下降時，小國也將略為調低抗衡的強度（預測 1）。檢視
歷史我們發現，在蔣經國時期這個階段，台灣的確在前期配置最多的資源於安全 防衛之上，隨著兩岸對峙情勢的趨緩及中共對台政策的改變，台灣先是在軍事抗 衡強度上做出部分的調整，後來在歷經數年的觀察以後，台灣便把策略轉換至低 強度的抗衡。持平來說，互動結構理論的預測是正確的，不過外部環境的改變與 小國政策的變遷也確實存在時間上的落差。
第三，從李登輝時期開始，一直到陳水扁時期，迄至現在的馬英九時期，中 共對台的政策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遷，台灣所面對的外部環境之威脅程度與兩蔣 時期相比明顯下降，兩岸之間的經貿關係也逐漸開展。互動結構理論預測，當小 國面對的是兼具威脅與利益的中度威脅之互動結構時，小國傾向採取次強的抗衡 或者悲觀型的避險策略（預測 4），至於究竟是低強度的抗衡還是悲觀型的避險會 成為真正的政策，則必須檢視小國的國內政治脈絡、領導者的政策偏好及威脅與 利益何者較被凸顯等因素而定。這個預測實現了：李登輝及陳水扁抗拒與中國大 陸經貿關係的深化，並堅持台灣的主體性，於是選擇低強度的抗衡。馬英九樂於 與中國大陸實現經貿關係的正常化，中共則欲極力凸顯兩岸關係中帶有利益的一 面，雙方在這方面具有合作的共識。不過，由於馬英九的大陸政策還必須兼顧台 灣的防衛安全，因此總體而言他選擇的是結合抗衡與扈從特徵之悲觀型的避險策 略。
第四，從 1949 年至今，台灣面對的互動結構從高度的威脅逐漸轉換至中度的 威脅，互動結構理論預測，高度的外部威脅將產生能夠接受將資源大幅配置於安 全項目的國內政治結構，但隨著外部威脅程度的降低，國內將可能出現反對在安 全項目配置過多資源的群體（預測 5）。這種預測和台灣的社會發展是一致的。在 蔣中正時期及蔣經國時代的前期，由於外部情勢嚴峻，政府可以採取高壓的統治，
並擁有自由決定資源配置的主導權，即使政府的預算在絕大多數的時間裡有大約 三分之二的比例是用於國防支出，也沒有遇到重大的阻礙。但是隨著中共對台政 策的變遷，外部威脅程度降低，社會開始對政府配置資源的過程產生制約，政府
不再能夠直接決定資源如何配置，在很大程度上必須回應來自於社會的意見。我 們看到，從李登輝時代以來，外部的互動結構之威脅程度與兩蔣時期相比明顯下 降，政府越來越無法承受對中共採取過於強硬的策略所帶來的政治後果。
第五，台灣在面對中國大陸時曾經採取過的政策包括擴張/反制、最高強度的 抗衡、低強度的抗衡以及悲觀型的避險，這些政策背後都涉及相當程度的動員成 本。互動結構理論預測，小國若要堅持動員成本高的政策，必須檢視其經濟情況 及外援因素兩項條件而定，如果小國的經濟情況基本良好，又可以獲得來自外來 的援助，則即使所採取的策略必須付出高額的成本，小國依然能夠持續下去（預 測 6）。這一個預測和台灣的情況恰恰符合。首先，台灣在 1951 年至 1965 年，每 年都從美國方面獲得 1 億美元的貸款及 1.67 億的軍事援助，這使得台灣的通貨膨 脹及財政赤字都得到控制，不至於因為經濟的困難而改變對中共的政策。其次，
從 1965 年以來，台灣的經濟表現就非常亮眼，甚至曾經成為世界上外匯存底最多 的國家。同時，美國與台灣的共同防禦條約雖然已經失效，然而根據《台灣關係 法》，美國仍給予台灣一定的安全承諾。上述的兩個因素讓台灣能夠負擔抗衡及避 險政策所需支應的國防開銷，無需面對由經濟情況不佳及外援的缺乏所引發之促 使小國進行策略轉換的結構性壓力。
儘管互動結構理論大致可以解釋台灣的大陸政策，但我們也必須承認，互動 結構理論只能描繪台灣的大陸政策之輪廓及趨勢，無法交代細節。除此之外，它 也無法對小國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會堅持追求權力極大化，何時又會回到安全極大 化的邏輯等相關問題提出說明。它僅僅表示，權力的極大化只能作為短期的目標，
長期而言小國仍必須重返安全極大化的邏輯。這些侷限性源於一種事實，即非結 構因素有時在決定小國的強鄰政策時扮演著重要角色。國家通常不會僅僅由外部 的環境因素就作出抉擇，每一個抉擇背後也許還會受到國內政治的考量或者民族 主義的影響。但是，互動結構的威脅程度之變化確實對小國的國家行為產生巨大 的形塑效果，如果國家密切關注自己的所處環境，便難以逃脫這種影響。也就是
說，探究外部的互動結構將使我們獲得許多關於小國強鄰政策的重要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