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強鄰的策略 面對強鄰的策略 面對強鄰的策略
小國的強鄰政策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是外部的互動結構和小國的國內政治結構 所構成的結果。具體來說，外部的互動結構會先對小國的國內政治結構產生形塑 的效果，接著透過國內政治的運作進而催生出小國面對大國時採取的策略。總體 而言，外部威脅的程度越高，越可能創造出能夠接受將資源大幅配置於安全項目 的國內政治結構。反之，外部威脅的程度越低，越可能形成抗拒將資源大幅配置 於安全項目的國內政治結構。我們進一步發現，在小國具有基本抵抗能力的前提 下，小國在高度威脅的互動結構下傾向採取最強的抗衡手段，在中度威脅的互動 結構下選擇次強的抗衡或者悲觀型的避險策略，在低度威脅的互動結構下選擇樂 觀型的避險或者追求利益型的扈從。除此之外，強鄰政策的持續性則受到小國的 經濟情況以及外援的支持兩個因素的影響。
在我研究的三個案例中，古巴屬於長時間處於高度威脅的互動結構的事例，
高度的外部威脅使得古巴出現可以接受將資源大幅配置於安全項目的國內政治結 構，對美國採取最高強度的抗衡，一直到冷戰結束後才由於經濟的困頓與外援的 失去而降低抗衡的強度。台灣在蔣介石時期及蔣經國時代的初期面對的也是類似 的環境，不過台灣在一開始採取的策略並非最高強度的抗衡，而是擴張/反制，這 是由於國民黨追求收復失土的目標所導致的結果。然而正如我們在第二章當中曾 經提到的，權力不對等的格局對小國不利，由權力極大化的邏輯所指引的擴張性 政策只能作為短期的目標，長期而言小國仍舊必須回到安全極大化的軌道。我們 看到，在沒有美國支持的情況下，台灣在蔣介石時期採取的反攻大陸政策並不成 功，後來還是把目標轉為鞏固台灣的安全，並依循外部互動結構來決定要採取何 種強鄰政策。在中共於 1979 年改採「和平統一」的政策方針以前，台灣面對的是 高度威脅的互動結構，和古巴的情形一樣，台灣出現了可以接受將資源大幅配置 於安全項目的國內政治結構，並對強鄰採取最高強度的抗衡。1979 年以後，台灣 面對的外部環境逐漸轉變為中度威脅的互動結構，不過台灣的大陸政策並沒有馬
上做出調整，而是在經過數年的觀察，發現中共的確不再以武力作為解決台灣問 題的主要方針，接著才把政策轉換至低強度的抗衡。總體而言，當中共對台的政 策趨緩以後，台灣的國內政治結構開始發生變化，對於將資源大幅配置於安全項 目的接受程度下降。在李登輝及陳水扁時期，台灣對中共採取低強度的抗衡，到 了馬英九時期才換軌至悲觀型的避險政策。雖然台灣在李登輝及陳水扁時期以及 古巴在冷戰結束後都選擇低強度的抗衡策略，不過兩者的理由並不相同。台灣的 策略選擇是基於互動結構理論的類型，古巴的政策則是經濟情況不佳及缺乏外援 兩項因素所致。斯里蘭卡在大部分的時間當中面對的都是低度威脅的互動結構，
所創造出來的國內政治結構認為將資源大幅配置於安全項目並無必要，因此面對 印度時主要採取的是樂觀型的避險策略。在印度介入斯里蘭卡族群問題的期間，
斯里蘭卡感受到的受威脅程度明顯升高，準備與其他國家達成戰略上的結盟，抗 衡印度。然而由於內戰所導致的經濟困局及外援的不可得等客觀因素的限制，斯 里蘭卡還是步上了姑息型的扈從之道路。不過一當印度的維和行動失敗，印度國 內要求退兵的聲浪四起之有利於斯里蘭卡的情勢出現時，斯里蘭卡立即對印度擺 出了強度的姿態。這樣看來，斯里蘭卡最終還是回應了中度威脅的互動結構所傳 遞的訊息。1990 年以後，斯里蘭卡面對的互動結構回到低度威脅的類型，樂觀型 的避險策略再次成為其強鄰政策的主軸。
第二節 第二節 第二節
第二節 對互動結構理論的評估 對互動結構理論的評估 對互動結構理論的評估 對互動結構理論的評估
從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觀點來看，由於互動結構理論嘗試勾勒小國強鄰政策的 選擇及高動員成本政策的持續性兩條相關的因果路徑，因此在本研究中存在著兩 組自變項，分別解釋前者與後者。它們是外部的互動結構以及經濟情況與外援的 有無。古巴、斯里蘭卡和台灣這三個經驗事例提供了我們測試互動結構理論絕佳 的實驗環境。箇中的原因是，在小國面對的外部環境方面，各個案例之間及案例
內部的自變項都曾經發生變化。同時，在經濟情況及是否能夠獲得外來援助這兩 個因素上，古巴及斯里蘭卡有較大的案例內變化，對於台灣這個事例的研究則可 以檢驗兩項因素俱足的情況。總而言之，我所選擇的案例在自變項上呈現出幾種 截然不同的的形式，從而使我們可以在案例內部及案例間針對自變項的不同取值 進行多重的相符性程序分析。
接下來的問題是，互動結構理論在案例研究的表現中如何？具體來說，互動 結構理論可以解釋多少的歷史？在仔細檢視了關於古巴、斯里蘭卡及台灣與其強 鄰之間互動的經驗證據後，我們發現小國的強鄰政策的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互動 結構理論所提出之條件因素的左右。第一，古巴、斯里蘭卡和台灣對於鄰近大國 的意向的確表現出相當程度的關切，它們的強鄰政策亦隨著強鄰態度的轉化而做 出相應的調整。這就是互動結構理論所說的，由於權力不對等的結構使然，小國 將持續觀察大國的作為，並使自己的決策具有戰略的性質，根據對於強鄰意圖的 判斷來預測其行動，從而決定應當採取的回應方式。
第二，互動結構理論認為，受限於權力不對等的格局，小國只能把基於權力 極大化邏輯的擴張性政策作為短期的政策目標，長期而言仍必須以追求安全的政 策為主。古巴的美國政策與斯里蘭卡的印度政策印證了上述的觀點，它們從來沒 有出現侵略強鄰的舉動，所有的政策目標都是指向鞏固本國的安全。台灣的情形 對互動結構理論提出了較嚴肅的挑戰，因為在蔣介石主政時期推行的正是富有侵 略性的反攻大陸政策，這個時期大約維持了十餘年。乍看之下，蔣介石時期的台 灣似乎可以作為推翻互動結構理論的例證。事實上，這一個事例根本不能對互動 結構理論造成致命的傷害。最根本的問題在於，兩岸關係至少在蔣介石時期結束 以前並不是真正的「國際關係」，或者「大小國關係」。它是一個內戰架構的延續，
經長期僵固後才被意識為政治實體與政治實體之間的互動。再者，檢視歷史會發 現，台灣雖然相信「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並曾經對中國大陸採取實際的軍事行 動，然而我們更不能忽視以下的事實：首先，台灣的軍事行動規模及成效非常有
限；其次，在美國不支持台灣反攻的態度逐漸明晰後，反攻大陸的口號在更大意 義上是一種宣傳，並沒有落實為具體的政策。換言之，當小國試圖延伸自己權力 的範圍時，若沒有強大外力的協助，將很難突破權力不對等的結構限制。不過我 們也必須承認，互動結構理論無法準確預測在初始階段根據權力極大化的邏輯行 事之小國將在何時改採安全極大化的邏輯，我們唯一肯定的是，小國會持續受到 要求其進行邏輯轉換的結構性壓力，因此勢必不可能長期採取擴張性的政策。
第三，小國面對強鄰時所採取的策略與環繞它的互動結構類型有高度的相 關。一般而言，外部的互動結構之威脅程度越高，在小國內部越可能產生能夠接 受將龐大資源配置於安全防衛項目的國內政治結構，從而增加小國採取抗衡性政 策的機會。除此之外，經濟情況及外援的存在與否還會影響高成本動員政策持續 時間的長短。若經濟情況不佳，又無法取得外援，小國將無法承擔高動員成本政 策所帶來在物質及人力資源上的耗費，因而必須調整原先採取的策略。總的看來，
面對的是威脅程度較高的互動結構，同時經濟表現不惡，外來的援助又源源不絕 的小國最可能對強鄰採取長期性的抗衡政策。古巴、斯里蘭卡及台灣這三個經驗 事例的強鄰政策相當符合我們上述的觀察。從案例內比較的層次來說，古巴面對 的互動結構之威脅程度一直是很高的，在冷戰結束以前蘇聯又持續提供古巴經濟 及軍事上的支援，因此古巴在蘇聯瓦解前堅持對美國採取最高強度的抗衡。然而 在冷戰結束後，蘇聯的奧援不再，古巴的經濟情勢險峻，所以即使美國對古巴的 經濟制裁架構並未改變，古巴還是降低了抗衡的強度。斯里蘭卡所處的外部環境 並不像古巴如此具有威脅性，因此它在大部分的時間裡都沒有對印度採取抗衡的 政策，僅僅是與其他國家保持彈性的關係來達到避險的效果。只有在印度表達介 入斯里蘭卡的族群問題之立場時，斯里蘭卡才開始積極引進外來的力量。不過我 們發現，由於內戰導致國內的經濟情況不佳，加上遲遲無法外援，斯里蘭卡終於
面對的是威脅程度較高的互動結構，同時經濟表現不惡，外來的援助又源源不絕 的小國最可能對強鄰採取長期性的抗衡政策。古巴、斯里蘭卡及台灣這三個經驗 事例的強鄰政策相當符合我們上述的觀察。從案例內比較的層次來說，古巴面對 的互動結構之威脅程度一直是很高的，在冷戰結束以前蘇聯又持續提供古巴經濟 及軍事上的支援，因此古巴在蘇聯瓦解前堅持對美國採取最高強度的抗衡。然而 在冷戰結束後，蘇聯的奧援不再，古巴的經濟情勢險峻，所以即使美國對古巴的 經濟制裁架構並未改變，古巴還是降低了抗衡的強度。斯里蘭卡所處的外部環境 並不像古巴如此具有威脅性，因此它在大部分的時間裡都沒有對印度採取抗衡的 政策，僅僅是與其他國家保持彈性的關係來達到避險的效果。只有在印度表達介 入斯里蘭卡的族群問題之立場時，斯里蘭卡才開始積極引進外來的力量。不過我 們發現，由於內戰導致國內的經濟情況不佳，加上遲遲無法外援，斯里蘭卡終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