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找到結果。

我們接著討論第二種類型的文獻。在實質論點上,隸屬於此一研究典範下的 研究者對於權力不對等下大國與小國之間如何互動並沒有絕對的共識,不過卻有

著一個共通點:大多對現實主義提出了嚴肅的挑戰,試圖證明無政府狀態中的自

126 吳玉山,「台灣的大陸政策:結構與理性」,載於包宗和與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

(台北:五南,1999 年)。

127 舉例來說,印度與尼泊爾、孟加拉、斯里蘭卡等國家的互動,或者是戰國時期秦國與其他國家

的戰略關係都是可以用來檢證該模式的好例。

128 零假設提出的問題是:「這個理論有解釋力嗎?」;替代性假設提出的問題則是:「這個理論跟與

之競爭的理論或者命題相比,其解釋力是更強還是更弱?」關於這兩個概念,請見 Van Evera, 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p. 38。

助及生存原則無法對權力不對等中大國與小國的行為模式提供完整的解釋。129例 如,蘇軍瑋就透過對清朝與明鄭之間互動歷程的爬梳,分析了中國的文化系絡如 何對處於權力不對等兩端的清、鄭雙方產生影響。130她首先回顧了以中國為中心 的秩序體系所衍生的制度以及思維模式,並利用簡單的歷史比對工作來確認,源 自歐洲國家歷史的現實主義以及嘗試詮釋大國與小國互動關係的大小政治實體模 式是否能夠說明清朝與明鄭的決策過程及實際上所採取的政策。比對的結果是,

這兩個理論都無法作為理解清朝與明鄭互動過程的理論工具。進而她主張,要對 清朝與明鄭之間的互動有完整的認知,就必須探入中國特殊的國際體系秩序。131在 細緻地討論東方國際秩序體系的運作規則並梳理了清、鄭的互動史以後,蘇軍瑋 提出了「政權作為中國正統王朝的地位越鞏固,對外動武的可能性越低」的說法,

並利用清鄭關係確證(confirm)了此一命題。132總而言之,此研究提出了以下幾點結 論。第一,對處於中國環境脈絡下的決策者來說,若要使該政權蛻變為正統王朝,

除了須以武力取得天下之外,也必須以懷柔的方式來安天下;第二,清朝對明鄭 採取的策略是軟硬兼施,但議和的條件在其統治的正當性逐步鞏固後便漸漸放 寬。明鄭雖知實力遠遠不及清朝,但卻是積極求戰的一方。其中的理路在於,清 朝實力雖強,但因為處於安天下的階段,故政策走的是趨緩化之道路。明鄭實力 雖弱,然而仍必須以武力復興中原,因而政策始終強硬;第三,由於清朝與明鄭 隔海對峙的情勢與現今的兩岸關係相仿,且兩組關係都從屬於中國的文化系統,

因此從清鄭關係中抽繹出來的互動邏輯是我們瞭解兩岸關係一個很好的參考。133

雖然該研究在史料的蒐集及詮釋方面堪稱嚴謹,推論上有所憑據,但也存在

129 這點與第一種類型的文獻有很大的不同。在第一種類型的文獻中,研究者或是直接接受現實主

義的基本假設,或者援引了現實主義文獻中的概念。在他們的核心概念中,權力的差距若搭配上地 緣的鄰近,通常就會帶來一定程度的主權衝突。也就是說,能力較強的國家非常可能對能力較弱的 構成威脅。

130 蘇軍瑋,「清朝與明鄭和戰互動策略兼論其對兩岸關係的啟示」,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8 年 4 月。

131 蘇軍瑋,「清朝與明鄭和戰互動策略兼論其對兩岸關係的啟示」,頁 19-21。

132 同前註,第 2 章-第 7 章。

133 同前註,第 8 章。

幾個不足之處。首先,該研究宣稱現實主義以及大小政治實體都無法解釋清鄭關 係的互動邏輯,這是一個有待商榷的說法,理由有二:第一,作者在討論現實主 義時,所引用的文獻及演繹出來的假設大多屬於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或 者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的範疇134,因此該研究所推翻的是現實主義當中 對於國際關係持較為悲觀態度的兩種理解,並非全部。這兩個現實主義理論家族

167-214; Sean M. Lynn-Jones, “Offense-Defense Theory and Its Critics,” Security Studies, vol. 4, no. 4 (1995), pp. 660-691。關於現實主義內部流派的不同請見包宗和,「現實主義之自我論辯及其與批判 理論間之解構與建構」,《國際關係學報》,第 18 期(2003 年),頁 1-18。

135 關於守勢現實主義請見 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Jack L. Snyder, Myths of Empire :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Sean M. Lynn-Jones, “Realism and America's Rise: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2 (1998), pp. 157-182。

136 蘇軍瑋,「清朝與明鄭和戰互動策略兼論其對兩岸關係的啟示」,頁 20。

137 大小政治實體模式宣稱,發展程度高於小國的大國傾向於選擇羈縻的策略。羈縻意指,「只要小

國不侵犯到大國的重要價值和國家目標,就任小國在一定範圍內享有自由」,是一種比較和緩的策 略。見吳玉山,《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從前蘇聯看臺灣與大陸間的關係》,頁 221-222。

138 以政治學的術語來說即是國家建構(nation-building)的任務。

係與現今的兩岸關係是否確實處於相同的文化脈絡,不無疑問。自清末以降,西 University Press, 2007).

141 David C.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

142 Kang 將權力與威脅兩個概念做出了釐清。他認為,權力不對等並不一定會帶來其他國家受威脅

的心理作用,更不代表其他國家會積極地制衡強者。國家透過互動逐漸形塑了對自我及他者的認 知,從而才決定了應採取的策略。這意味著,若實力較強者採取友善的態度,則能力較弱者沒有理 由不接受對方的善意。請參閱 Kang, China Rising :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ch. 2。

143 Kang 指出了其他國家選擇不制衡中國的三個理由。第一,中國太過強大且與中國來往可以得到

龐大的經濟好處,這是一個結合了權力及成本效益算計的解釋;第二,其他國家透過社會實踐,已 經習慣於中國的領導,文化及理念的因素產生了制約;第三,中國健全的中央政府及官僚體制成為 其他國家的模仿對象,此則是制度帶來的同化效果。請見 Ibid., ch. 3。

等的歷史之中也出現過類似的權力格局144,同時這個概念更可以被賦予現代性的 意義並作為理論建構的基礎。根據 Kang 給出的定義,層級體制係指,「在體系之 中存在著一個擁有至高無上地位的大國,且這個大國對其他的小國並沒有領土野 心或者是將它們納入帝國範圍的慾望,其他小國則缺乏挑戰大國的動機,因而不 會出現抗衡的作為」。145總體而言,Kang 將層級體制視為權力不對等關係中常見的 發展模式,強調權力的懸殊差距帶來的是一種穩定的狀態。

Kang 的觀點使我們得以反思 Aaron L. Friedberg 等學者對東亞秩序所抱持的悲

觀論調,其貢獻無庸置疑。然而,在實際的論點上,他的論證還是有不少處缺陷。

146第一,Kang 如果要證明中國目前的崛起將使得東亞逐步回到歷史上以中國為中 心的階層體制,那麼他就必須具體地指出,過去讓東亞的階層體制得以催生的幾 個條件是否已經滿足,或者何種新的因素之出現使東亞階層體制的再現成為可 能。唯有如此,他才可以宣稱,目前在東亞之所以並未出現制衡中國的反中聯盟 與過去的歷史有關。否則,歷史因素就無法解釋目前東亞各國的策略選擇。將以 上的判準套用至 Kang 的論述中我們發現,Kang 的確提出了東亞的其他國家並未 積極制衡中國的證據,但卻缺乏對於以上命題的深刻討論。再來,在 Kang 的解釋 框架中,最有效力的實際上是中國在對外政策上的善意表態以及中國在經濟上所 能帶來的龐大商機。前者涉及的是其他國家對中國的意圖是否友善之認知,後者 則屬於經濟誘因。上述的兩項因素在過去東亞的歷史發展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 色,但它們不能和歷史因素混為一談。因此,Kang 所陳述的觀點,較之於近來學 術界針對單極世界之下為什麼沒有出現制衡美國的同盟體系所做出的討論,並沒 有重大的差異。或許差別只存在於,Kang 討論的是次級系統的權力均衡而已。第

144 Stuart J. Kaufman, Richard Little,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eds.,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World History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145 David C. Kang, “The Theoretical Roots of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8, no. 3 (2004), 337-352.

146 Amitav Acharya 針對 Kang 的論點提出了相當有建設性的批評,請見 Amitav Acharya, “Will Asia's Past Be Its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3 (2004), pp. 149-164。

二,在將階層體制建構成理論性概念的嘗試上,Kang 顯然是失敗的。147

Kang 一方

面想要與現實主義劃清界線,但另一方面卻又無法說明,階層體制到底與現實主 義語彙中的「單極」或者其他理論也會觸及的「霸權」概念究竟有何不同。他只 是表示,「單極」蘊含了過重的現實主義色彩,而「霸權」又通常指涉的是關於經 濟、貿易上的討論。148如此的說法實在無法讓人信服。

從比較宏觀的角度來看,蘇軍瑋和 Kang 實際上是指出了現實主義並未注意到 之權力不對等運作的兩種次類型。前者強調小國對大國也可能採取強硬的立場,

甚至懷有顛覆大國的野心,追求正統的理念因素不僅鑲嵌於中國的歷史當中,也 對國家決策產生了催化的作用。後者則證明了權力不對等的權力結構帶來的未必 是衝突與不安,至少在東亞過去的經驗中我們看到,大國未必不能採取懷柔的策 略,小國也可以不畏懼大國。總之,他們都同意,權力不對等的權力結構必須由 歷史脈絡賦予意義,否則便無法解釋大國與小國之間的互動。

Brantly Womack 提出了一個完全不同於上述理解的觀點。他認為,不需要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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