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的路線受到青睞，自獨立以來已經持續執政長達十二年的統一國民黨(United
National Party)只能黯然交出政權。由於自由黨在意識型態方面的立場較為偏左，
這使得他們與意識型態相近的印度政府能夠發展更好的關係。23從 1956 年起，兩 國的高層密集互訪，斯里蘭卡和印度互為不結盟運動的堅實盟友。1957 年，斯里 蘭卡政府收回英國在亭可馬里和卡圖納亞克的海空軍基地，並且將主要是由英國 資本所主導的外國銀行、保險公司和橡膠及茶葉種植園收歸國有。此舉直接影響 了斯里蘭卡與英國的雙邊關係。24倘若印度對斯里蘭卡構成的安全威脅非常巨大，
在沒有獲得其他外援的情況下，斯里蘭卡不可能輕言放棄英國所提供的安全保護 傘。然而，斯里蘭卡雖然與許多國家都保持相當不錯的關係，但並沒有與英國以 外的任何國家締結安全方面的協議。故比較合理的解釋是，斯里蘭卡自印度方面 所感受到的威脅並不嚴重，因而能夠較不顧忌英國的態度。針對是否存在所謂的
20 後來是因為國內族群問題的加劇，斯里蘭卡才逐漸增加軍費的開支。
21 具體的象徵即是前述所提及的《英斯雙邊防衛協定》。
22 考量到斯里蘭卡雖然與英國締結同盟，但這個同盟關係的義務水平並不高，所以並不適合把斯
里蘭卡在獨立之初的政策考量詮釋為進入第二個路徑（最高強度的抗衡）的嘗試。
23 對社會主義的同情是兩國政府共同的語言。
24 要注意的是，斯里蘭卡並沒有廢除與英國的共同防禦條約。A. Jeyaratnam Wilson, Politics in Sri Lanka, 1947-73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4), p. 276.
「印度威脅」，自由黨的黨魁，同時也身兼斯里蘭卡總理的班達拉奈克(S.W.R.D.
Bhandarnaike)之談話，
「斯里蘭卡根本不需要害怕印度」25，已經清楚反應斯里蘭卡對這個議題的見解。在接下來的二十幾年當中，雖然兩國的政治情況隨著領導 人的遞嬗或者國內政治版圖的變遷而偶有變化，但兩國對待彼此的基本態度並沒 有改變。舉例來說，尼赫魯的女兒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在其父過世後兩年，
接替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所遺留下來的位置26，於 1966 年成為印度總理。
27這位素有「印度國母」之稱的鐵娘子在執政的前期大致延續尼赫魯所建立的外交 的感激之意；第三，斯里蘭卡內部的激進組織人民解放陣線(Janatha Vimukthi
Peramuna; JVP)
29在 1971 年發動旨在推翻政府的暴動，在斯里蘭卡政府的請求下，27 1977 年至 1979 年則是由德塞(Morarji Ranchhodji Desai)擔任印度總理一職，1979 年英迪拉‧甘 地再次取得總理大位。
見 Tissa Fernando,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ri Lanka,” Current History vol. 81, no. 475 (1982), p. 214.
29 人民解放陣線由僧伽羅人所組成的極左派激進團體，對塔米爾人及印度懷有深深的敵意，在 1971
年的暴動之後被強制解散，轉入地下發展，直到 1977 年才重新獲得公開活動的許可。
間，印度向斯里蘭卡提供高達 3 億盧比的經濟援助，兩國並簽署加強雙邊經濟合 作的聯合公報。30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儘管與印度的關係和緩，斯里蘭卡仍持續 爭取與其他國家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一方面在安全方面增添保險，一方面則是 著眼於經濟上的好處。例如，在南亞地區，斯里蘭卡與巴基斯坦一直維持相當不 錯的互動。在南亞之外的範圍，斯里蘭卡也以「面向亞洲」作為目標，嘗試與東 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的成員國及日本、南韓等亞洲地 區的國家發展關係。31換言之，斯里蘭卡在與印度保持和緩的關係之餘，由於印度 的巨大實力還是多少造成斯里蘭卡的心理壓力，故斯里蘭卡仍不免藉由尋求外部 的聯繫來化解心中的焦慮，然而這些聯繫是鬆散的，且以經濟的來往為主。32從互 動結構理論來看，斯里蘭卡的舉動正是避險，一種樂觀的避險。對斯里蘭卡來說，
目前外部的環境已經被證明是低度威脅的互動結構，動用大量的資源來對抗強鄰 的必要性並不存在。於是斯里蘭卡在這段期間走上了第六個路徑。
綜觀自獨立以來，迄至 1980 年代以前斯里蘭卡的印度政策我們可以發現，斯 里蘭卡實際上並沒有配置龐大的資源來增進自己的國防實力，也從未真正建立起 反制印度的聯盟。首先，斯里蘭卡在國內出現了大規模的種族騷亂後才開始逐步 提升軍費的支出及部隊的規模，在此之前，斯里蘭卡的軍隊在員額上不足一萬人，
從未接受過嚴格的訓練，當時執政的政府也沒有試圖改善上述的狀況。其次，斯 里蘭卡與其他國家建立的聯盟關係實際上並不緊密。33換言之，斯里蘭卡明顯缺乏 動用鉅額成本來對抗印度的作為。當然，斯里蘭卡偶爾也對印度經常以南亞霸主 自居的姿態頗感不滿，這一點在印度對南亞其他國家施展強硬手段時特別明顯。
但總體來說，斯里蘭卡自獨立以來所感受到的印度威脅基本上仍是呈現下降的趨 勢。回顧斯里蘭卡在決定其面對印度之策略之脈絡，我們可以大致發現兩股力量
30 Swarna Rajagopalan,“South Asia's Small States in World Politics,” in South Asia in World Politics, ed.
Devin T. Hagert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5), p. 106.
31 王蘭，《斯里蘭卡》，頁 312-316。
32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印度在近代史中更經常扮演斯里蘭卡王國外患的角色，這使得斯里蘭卡對
印度的強大實力始終保持相當程度的戒心。
33 Prasad,“Indo-Sri Lanka Relations: Mutual Problems and Common Approaches,” p. 298.
的拉扯。一方面，印度的軍事實力在南亞所向披靡，基於權力平衡的邏輯與國家 安全的考量，斯里蘭卡必須透過與外來力量結盟的方式以確保生存。一方面，印 度的市場廣大，資源豐富，又不吝給予斯里蘭卡經濟上的好處，斯里蘭卡若能與 印度保持良好關係將可以持續受惠。由於印度始終並沒有出現斯里蘭卡領導人所 擔心的「暴君」或者「錯誤的領導」，印度的軍事實力對斯里蘭卡實際上並不構成 嚴峻的威脅，因此兩股力量的互動逐漸呈現第二股力量壓倒第一股力量的態勢，
於是斯里蘭卡在第四條路徑（低強度的抗衡）徘徊以後進入路徑五（悲觀的避險）， 最後又換軌至路徑六（樂觀的避險）。
總而言之，在印度開始介入斯里蘭卡內部的種族問題以前，印度與斯里蘭卡 的關係大體來說是良好的，雖稱不上毫無波瀾，但都能以平和的方式結束爭議。
但是當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將印度的重心從積極介入國際事務轉向南亞地區，
並受國內政治的影響而調整在塔米爾問題上的態度後，兩國未來的互動已經出現 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