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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結構的類型 互動結構的類型 互動結構的類型

在這本論文中,我們把威脅的程度作為指標,將小國面對的互動結構大略區 分為高度威脅、中度威脅、低度威脅三種型態。影響威脅程度的因素主要包括:

大國是否具有控制小國或者對小國提出侵犯性的主權要求之傾向、大國透過強制 的方式達成目標之可能性高低以及大國與小國之間的經濟關係。假如大國在政

治、軍事或經濟方面對小國構成極大的壓力,小國所面對的就是高度威脅的互動 結構。倘若大國在政治上對小國有所企求,但只把採取強制性手段看做是可能的 選項之一,甚至願意在經濟上給予小國可觀的利益,環繞小國的就是中度威脅的 互動結構。當大國沒有意願介入小國的內政,同時樂意開放廣大的市場讓小國發 展或者提供小國直接的經濟援助,對小國來說,這便是一種低度威脅的互動結構。

如果在國家之間進行比較,古巴所面對的外部威脅程度高於台灣(除了蔣介 石時期以外),台灣又高於斯里蘭卡。在我們所分析的案例當中,古巴面對的是高 度威脅的互動結構。古美關係的惡化起源於古巴在 1959 年開始推動的國內改革。

這一個改革使美國在古巴的商業利益受到極大的影響,在要求古巴政府進行賠償 未果以後,美國開始對古巴實施經濟制裁,並配合軍事威脅及地下性的顛覆行動,

希望能夠改變或者推翻卡斯楚政權。在經濟制裁方面,美國起初的政策是,除了 藥品、食品、醫療器材以外,在美國生產的貨物不得輸入古巴,民間與古巴的商 業活動也一併禁止。在甘迺迪總統執政時期,參議院通過「共同撥款防禦法」之 修正案,財政部訂出《古巴進口法規》,國務院公布《古巴資產控制法規》,形成 了美國對古巴經濟制裁的總體架構。這套架構後來成為美國對古巴經濟制裁政策 的指導原則,接下來的美國政府都是在此基礎之上進行調整。在冷戰以前,只有 福特及卡特政府曾經部分放鬆對古巴的經濟制裁之強度,其他的總統不是維持原 有的框架就是擴增對古巴的經濟制裁之範圍。在冷戰結束以後的布希總統和柯林 頓總統任內,美國又分別通過《古巴民主法案》及《赫姆斯-伯頓法》,希望使對 古巴的經濟制裁「國際化」。一直到歐巴馬總統上台以後,美國才開始放寬對古巴 的禁運項目及匯款和旅行的限制。在軍事威脅及地下性的顛覆手段方面,包括艾 森豪政府的「冥王星計畫」、豬灣事件、甘迺迪政府的「貓鼬計畫」、雷根政府在 中南美洲的大規模駐軍及軍事演習等,都是為了服膺於上述的目的而推出的方 案。總而言之,美國在政治、軍事及經濟上的壓力對古巴的生存帶來很大的考驗。

相較於古巴在大部分的時間內都處於高度威脅的互動結構,台灣則是歷經從

高度威脅的互動結構轉換至中度威脅的互動結構之過程。1949 年至 1979 年,中共 高舉「解放台灣」之大旗,嘗試透過武力的途徑來解決台灣問題,諸如 1950 年 4 月對駐守於東南沿海島嶼的國軍之襲擊、1954 年的「第一次台海危機」以及 1958 年的「八二三砲戰」等事件都象徵著中共對台動武的決心。當時的台灣面臨生存 上極大的考驗,若非韓戰的爆發及美國的援助,台灣海峽的屏障是否能提供台灣 永久的保護實在不無疑問。由於中共所帶來的軍事威脅非常嚴峻,兩岸之間又基 本不存在任何民間或者經濟上的來往,因此台灣在這段期間面對的很明顯是高度 威脅的互動結構。1979 年起,葉劍英及鄧小平先後發表對於兩岸關係的重要談話,

中共改採「和平解放」的政策方針獲得確立,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成為備而不用的 選項。台灣所處的環境之外部威脅程度略為下降。在經過數年的時間以後,台灣 方面終於在兩岸接觸的議題上改採較為開放的立場,兩岸的民間交流隨即開展,

經濟關係也迅速深化。由於兩岸之間並沒有進一步的武裝衝突,同時中共持續對 台灣釋出經濟上的利益,推行各式的「惠台政策」,即使出現權力的遞嬗,也從未 改變如此的政策框架,因此台灣面對的外部環境已經轉化成兼具安全風險與經濟 利益之中度威脅的互動結構。

在我考察的三個案例中,斯里蘭卡所面對的互動結構之威脅程度是較低的。

由於斯里蘭卡在獨立之初並不清楚印度的意圖為何,因此它先假設印度有可能會 採取對外擴張的政策,是一個潛在的威脅。換言之,斯里蘭卡認為自己所面對的 可能是一個介於高度威脅與中度威脅之間的互動結構。不過在真正與印度開始進 行官方的來往以後,斯里蘭卡逐漸發現印度的態度與當初的想像並不相符,印度 只是追求的只是領導權,對斯里蘭卡並沒有領土野心。印度在斯里蘭卡內部存在 的族群問題方面採取小心翼翼的態度,非常關切斯里蘭卡的感受。除此之外,印 度與斯里蘭卡的經濟合作持續加強。換言之,在經過頻繁的互動以後,斯里蘭卡 從印度方面所感受到的威脅程度大幅降低,認知到的外部環境轉變為低度威脅的 互動結構。這樣的發展一直延續到 1983 年印度開始介入斯里蘭卡的族群問題為

止。自 1983 年起,印度對斯里蘭卡施展「雙軌政策」:一方面由印度政府積極推 動斯里蘭卡政府與塔米爾武裝解放組織的談判,一方面卻又給予塔米爾武裝解放 組織秘密的支持。印度的態度變化大大提高了斯里蘭卡所面對的互動結構之威脅 程度。1990 年,由於在斯里蘭卡的維和行動帶來了慘痛的損失,印度因而調整對 斯里蘭卡的政策,不再介入斯里蘭卡的內政,並透過經貿及文化的交流來為雙方 的關係增溫,斯里蘭卡的外部環境重回低度威脅的互動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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