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節項目二除了政府單位的非貨幣化效益外，就個人機構的非貨幣化效益來 說，如：減少依賴、提升生活品質、改善自尊、增進人際交往機會（王雲東、林 怡君，2007）等項目，其實反映的是身心障礙者因成功就業所衍生的生活滿意度 指標。那到底一位接受支持性就業服務的身心障礙者，他對他的生活有沒有感到 滿意呢？
陳孝璇（2010）以一名穩定就業的自閉症青年為研究對象，運用參與觀察、
深度訪談及文件蒐集的方式，從研究對象自己、雇主、就服員以及家人的觀點來 探討穩定擔任文創園區清潔員的自閉症工作者，其工作適應狀況及影響工作適應 的相關因素。研究結果發現，該名自閉症青年除了家長對於外出工作的支持，以 及個案自己的就業準備度足夠外。就服員專業的輔導，以及雇主高度的包容及持 續性的支持協助，以及相關人等彼此良好的協調配合，是其能在工作方面適應良 好的重要因素。另外不管是家長、雇主、同事或就服員對該名自閉症青年的工作 表現及人際關係都給予高度肯定。而該名青年在穩定的就業環境中工作，對薪資 及福利並不是很在意。並能於工作環境中情緒穩定且開心，根據研究者觀察判
斷，這名青年於該工作職場工作滿意度相當高。
蕭月華（2013）以六名智能障礙者及五名精神障礙者共11人為研究對象，以 深度訪談的方式探討其工作參與動機及支持性就業方案的執行歷程及成效。研究 結果發現，就工作參與動機而言，11人皆有基於生存需求，必須工作才能生活的 工作動機。另有六人表示，其想要外出工作是基於關係需求，如：家人要求其工 作、得到他人讚賞或在家無聊等原因。而有五人表示，自己想外出工作是基於如：
證明自己能力、參與社會及喜歡工作的成長需求。所以根據研究者訪談的結論，
受訪對象多數的工作動機，大多仍僅止於取得温飽。
而吳冠穎（2005）針對兩名智能障礙青年，以深度訪談及參與觀察的研究方 式，對他們的生活樣貌進行深入了解後發現，其中一位投入工作職場的青年因為 具工作機會，使得他增加了部份的經濟及生活獨立能力。但在人際關係上仍受到 刻板印象的局限而形成友誼的柵欄，未能讓他完全融入生活環境的社交圈。而另 一位待業青年則是連經濟及生活獨立都受到相當的限制，根本無法有機會融入社 會生活。亦即兩人因社會支持和參與機會的不同，產生出不同的依賴程度、自我 概念及人際關係。
再則簡明山（2002）相當特別的以10位智能障礙者為研究對象，進行關於這 些安置在支持性就業服務體系的個案，他們是如何建構出個人的主體性。且基於 其主體性，他們又會發起哪些反抗行為的行動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在工作權力 機制的壓迫下，智能障礙者會自然衍生出反抗的策略（例如：辭職、蹺班、背後 做鬼臉、欺負同事、尋找新場域、拒帶手機及蹺家）。而且他們會因為工作及現 實社會所產生的挫折，讓他們沈迷於虛擬的網路世界及發展出對異性的情愛主體 性。亦即這些智障者遭受工作權利壓迫的挫折，會產生自尊受損及人際疏離的狀 況。若以上述生活滿意度指標為基準，上述兩個研究顯示出，支持性就業安置可 能有辦法減少依賴，提升物質生活品質，但卻並不保證一定能獲得自尊及建立良 好人際關係，也就是生活滿意度不見得因為得到工作機會而全面提升。
Flores、Jenaro、Orgaz 及 Martin（2011）以 507 名於庇護工廠或支持性就 業職場的身心障礙工作者為研究對象，以問卷及半結構訪談的方式，探討工作要
求及工作資源對身心障礙者職場就業品質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職場同事對身 心障礙工作者低工作要求及高社會支持，會提升身心障礙者職場就業品質，也就 是對職場的工作滿意度會較高。
而 Wistow 和 Schneider（2003）以半結構化問卷調查 30 名於支持性就業職場 的學習障礙者，探究他們在職場可以得到的支持以及融入社會的狀況後發現，受 訪者對於在工作所得到支持滿意度有 92％，有超過四分之三的受訪者表示他們 對這份工作很珍惜，覺得自己是有價值的。而至於問到受訪者為什麼喜歡他們的 工作，大部份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喜歡被需要、被鼓勵的感覺（例如：因好表現被 加薪、及時完成工作、被上司稱讚），但仍有四成的人希望能增加工時，且約有 一半的人對於他們的未來並沒有一定的方向。而該研究也建議要有好的生活滿意 度需要有下列條件：1.有很多的工作機會。2.有很多選擇工作類型的機會。3.有 工作訓練及生涯發展的機會。4.社會生活要和工作結合。5.有必要的話在工作上 持續得到支持。6.增加對雇主及同事的了解。7.以不同的文化價值觀生活。
歸納上述二個國外研究可以發現，在友善的支持性就業職場工作環境，身心 障礙工作者一般來說，大多會對工作狀況感到滿意。而我的研究針對的是智能障 礙青年接受支持性就業安置，其目前的就業狀況及未來生涯的展望。換句話說，
其實我要研究的也就是目前研究對象所接受的個別安置支持性就業服務模式及 其服務品質，能不能讓研究對象或其家庭感到滿意？對研究對象本身或其家庭的 未來是否能有所展望？就如同上述 Wistow 和 Schneider 對於生活滿意度所規範的 條件，我的研究對象目前接受了支持性就業的安置服務，他有沒有得到很多工作 機會及工作類型選擇？他未來有沒有得到工作訓練及生涯發展的機會？他在工 作上遭遇到困難，有沒有持續得到支持？他有沒有機會去了解雇主及同事？有沒 有機會跟他們來往？他能不能擁有自己的生活價值觀？還有他或者他的家庭有 沒有因為個人接受支持性就業安置而受益？而下一節我將談到我要用什麼樣的 研究模式來取得這類問題的答案，亦即對我的研究方法進行深入探討。
第四節 質性研究與敍說研究的概念
現今社會科學的研究取向大致分為兩種：一為量化研究，另一為質性研究。
所謂量化研究一般來說是以研究假設為基礎，根據假設進行縝密的研究設計，再 依照研究設計的步驟收集資料，進行數量化的演繹分析，並使用數字資料或量表 來呈現研究結果及檢驗研究假設的研究方法。而相對於量化研究，質性研究則是 透過研究人員本身進入自然的現場環境，針對待研究的現象，利用現場實驗、開 放式訪談、參與觀察及相關資料收集等方式，進行長期且深入的分析及歸納，以 當事人對研究現象的視角為基礎，來建立假設和理論（董奇、申繼亮，2003）。 而依據上述的研究方法特質，量化研究與質性研究各有其適合的研究層面，以宏 觀的層面對事物進行大規模的調查及預測，比較適合運用量化研究取向。相對的 以微觀的層面針對個體或事物進行細緻、動態、深入的了解及描述分析，則較適 合使用質性研究取向（陳向明，2002）。我的研究對象是單一個案，屬於微觀層 面的研究範疇，故以研究取向來說宜採用質性的研究方式。故本節第一小段將針 對質性研究取向的定義及特質概略的進行探討，第二小段將會討論到本研究所運 用的敍說研究法，第三小段則會詳細說明我為何選用敍說研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