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科學知識與地理學

然而，上述的科學傳播與常民知識相關研究，仍舊著重於探究政府與企業 如何在單方向傳遞資訊時受阻，以及居民如何建構具有在地脈絡的俗民環境論 述以反駁科學菁英與技術官僚。我認為這種觀點只是不斷地塑造出科學知識與 常民知識的對立，暗示前者為技術官僚用以控制人民的論述工具，而後者則是 居民反抗的武器，兩者之間存在著水火不容的巨大鴻溝。但在六輕環境爭議當 中，科學知識和常民知識除了相互攻訐，更經常受到不同行動者的合併、轉譯 與挪用。換言之，在地知識絕非戒備森嚴的封閉體系。除了地方社會脈絡與居 民個人經驗以外，政府、媒體、企業、科學家等看似外在於社區的行動者，皆

會對居民的知識體系與污染感知造成程度不一的影響。因此前述的研究難以有 效捕捉到科學知識與地方脈絡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進而，如欲針對本文的核 心命題「為何麥寮居民拒絕相信詹長權與環團」提出解釋與分析，就必須更深 入地追問知識究竟具備哪些特質，才能讓人決定相信或者拒絕相信。為此，我 將人文社會學科中的信任 (trust) 概念帶入討論，指出不同的知識實作在各異的 社會脈絡下具有多元且複雜的流通 (circulation) 效果，因而科學知識有其地理 學與社會學。

文化地理學者David Matless (2009) 認為在知識信用 (credibility) 與權威 (authority) 的塑造和傳輸過程中，信任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他認為人文 地理學可以做為一個重要的分析取徑，其中尤以「科學知識地理學 (geograph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對於信任的研究最具可觀之處。1970 年代的 STS 學界 揚棄了科學具有超然客觀與獨立邏輯的實在論立場，體認到科學知識生產過程 必然存有社會與政治性質。到了1980 年代中期，地理學的視角逐漸獲得重視，

越來越多學者開始著重與科學知識產製過程中的地理區位 (locality) 與空間情 境 (spatial situation)。亦即，科學知識必定是科學家在「某個地點」中透過特定 的空間配置與物質條件中所生產出來，然則此種具備在地特性的論述形式如何 在特定的社會與物質脈絡中讓「其他地點」的人們相信，便成為所有STS 研究 不得不面對的重要課題。科學史家Steven Shapin (1998) 便將其稱之為科學研究 (Science Studies, SS) 的「在地或者地理學轉向 (localist or geographical turn)」。

Shapin 自身針對 17 世紀英國實驗科學的研究，便展示了信任在科學當中的 社會與空間面向。當時的自然哲學家都是紳士 (gentlemen)，而實驗也並不對所 有人公開，唯有同為紳士者方能入內見證。因為紳士的階級特性能夠確保他們 不受利益左右，得以領略常人無法獲知的自然真相。由此可知，每個人的可信 度 (trustworthiness) 與其所處脈絡中的文化基礎與社會權力有關，並非人人平 等。而紳士與科學家的能力就是把實驗當下所見證到的真相帶到外在的時間與

地點，讓無法親眼見證的外人能夠得知並且相信，因此Shapin 認為信任關係銘 刻 (inscribed) 在空間之中 (Shapin 1994, 1998)。

在19 世紀後成形的現代科學儘管強調制度上的超然自主與方法上的中立客 觀，但其蘊含的信任基礎仍然無法超脫社會脈絡之外。Sztompka (2007) 便指 出，二戰後強調產官學合作應用的技術科學 (techno-science) 高度依賴外來企業 的資金挹注，導致科學研究的自主性 (autonomy) 遭到破壞，也讓科學論戰從 過往的學說派別之辯，轉變為不同機構對於話語權與資源壟斷的鬥爭。因而信 任基礎的建立不只攸關知識真偽的判準，更涉及商業、政治、社會利益的爭 奪。近年來十分重視公民參與與決策的STS 學者 Stephen Yearley 也進而強調現 代社會的信任關係不再只是權威科學家與無知常民之間簡單的雙向傳輸過程。

他主張信任應當被視為一種透過各個個體、組織、社會連結在地方脈絡之下相 互協商而成的產物 (Yearley 2005)。

STS 學者 Charles Withers 則總結了 Yearley 與 Shapin 的論點，認為信任關 係必然座落在 (situated) 特定的地點與社會脈絡中，由個體與個體之間的人際 互動所產生而來。因此他建議研究者花費更多心力注重信任關係產生作用時的

「地方本質 (placed nature)」。在一篇統整 STS 與人文地理學歷年來關於信任研 究的論文中，Withers 認為既有研究大多仍停留於關注科學知識如何被塑造為可 信的 (credible) 過程；他呼籲研究者必須將目光放的更遠，跟隨 Livingstone (2003) 「信任技術 (technologies of trust)」的腳步，探究科學知識被確保 (secured) 為具有信任效力的基礎時，其背後所賴以運作的社會脈絡、物質條件 以及紀錄機制為何。亦即，不只探討信任關係本身，更應強調信任產生作用的 形式、地點，以及後果 (Withers 2018)。

我認為信任的地理學面向能夠補充科學傳播與常民知識研究的不足，打破 不同知識類型與不同行動者既有的分類範疇。但是，上述信任關係的文獻回顧

仍圍繞在學術菁英於科學知識生產端中扮演的角色。因此在本研究中，我將更 進一步將各種知識實作與相關行動者一同放回地方的社會網絡之中進行更為細 緻的考察。藉以探究在科學知識與常民生活感知所交織而成的六輕環境論戰 中，信任關係如何歷經地方脈絡內各方行動者合作、協商、競逐的過程而得以 建立或破裂；以及這種信任關係又如何牽引出居民在污染議題中所呈現的矛盾 與曖昧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