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傳播與公眾理解科學 (PUS)

科學知識的生產與傳播不是理所當然的穩定且流暢的過程，並非科學家依 照科學內在邏輯生產出宣稱中立理性的知識論述，反映出大自然的真理後，社 會整體就完全信任並照單全收。在六輕的環境爭議中，就時常面臨到不同陣營 所產出的科學論述相互駁斥的狀況。因此關鍵便在於政府、六輕、環保人士、

科學家等各界如何生產與傳播想提供給居民得知的知識論述，而居民又是如何

進行理解、詮釋與接收。

現代意義的科學傳播，可追溯到二戰後始於美國的擴散論 (diffusionism)。

在當時科技蓬勃發展，帶領人類社會走向進步未來的樂觀氛圍下，擴散論認為 許多民眾對科學的敵意源自於無知與誤解。要解決民眾能力不足 (public’ s inability) 的困境，就必須將科學事實從學術脈絡轉變為普及大眾的形式。因此 需要藉由一種線性的、教誨式的 (pedagogical)、家父長制的 (paternalistic) 方式 進行教育，增進民眾的科學素養，以提升公民競爭力 (Bucchi 2008)。1985 年，

英國皇家學會承襲擴散論的觀點，發布「公眾理解科學報告」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被視為「科學傳播」領域研究的開端，希望藉由啟蒙 活動 (enlightenment activities) 的推廣，將科學知識從「懂的人」傳遞給「不懂 的人」。這是一種由上而下、單向的、真空的知識傳播過程，科學家運用科學理 性生產出絕對中立客觀的權威知識論述，而愚笨且無知的常民只能被動地接收 知識。這種觀點即為早期STS 領域中相當知名的「匱乏模型 (deficit model) 」 (Meyer 2016)。

擴散論與匱乏模型引發人文學界強烈批判。大眾傳播領域早在1950 年代即 強調「過濾者」(filter) 的重要性。過濾者包含媒體對資訊的篩選過程、觀眾本 身對該議題的態度、意見領袖的立場…..等等，均會對傳播過程造成不同效果；

藉以反駁擴散論所預設，知識可以從一個社群原封不動地傳遞至另一個社群的 論點 (Bucchi 2008)。換言之，傳播者與受眾也會受到社會脈絡的影響對於資訊 有不同的理解，這種「風險的社會強化」(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現象，強 調不同的傳遞方法會對既有的風險感知造成強化或淡化效果 (Kasperson et al.

1988; Renn and Benighaus 2013)。此外，媒體與網路等傳播媒介也並不只是單純 將資訊由生產端傳遞到接受端的中介者，其過程中的篩選與轉譯也會對科學知 識進行重新的形塑與再生產 (黃俊儒、簡妙如 2006)。

STS 學界則反對傳統科學溝通研究將科學跟社會區隔開來的觀點，認為這 樣忽視了科技知識產製的文化意義。且民眾所擁有的在地知識，往往比普世型 科學知識更能解決地方脈絡化的實際問題 (Irwin et al. 1996)。Wynne (1996) 在 研究英格蘭Cumbria 地區於車諾比核能事件後的處理過程便發現，外來學者的 科學知識屬於標準化程序所推論而得的普世通則，無法符合當地環境與生活的 特殊脈絡。例如科學家在土壤型態與牲畜飼養方面的知識錯誤百出，而這些卻 是在當地長久生活而累積的常民知識最熟悉的部分，因而造成了農民對於學院 知識的質疑與不信任。Yearley (2000) 也指出，公眾理解科學領域 (PUS) 的研 究重點已從過去科學溝通研究強調居民的無知，轉向公眾對科學的不滿意 (discontents)。亦即在學界眼中，常民已從無知的、需要被教育的客體，逐漸轉 變為具有自身邏輯與知識體系的主體。常民知識不只是科學知識的簡化或在地 版本，而是不同的思考邏輯，甚至可能與科學知識同等的複雜 (Bucchi 2008)。

大眾傳播和STS 領域的檢討證實了科學溝通並非線性的穩定過程；民眾也 不只是被動的接收者，而有其能動性，能對科學議題有產生巨大影響力；且每 個個體對資訊的感知都是不同的，不能等而視之。因此 1990 年代開始，不論是 政府或科學界，在科學溝通上皆強調增進公民參與，以及社會和科技之間的互 動，藉此重建公眾對科技的信任。科學溝通的研究架構已從只重單向溝通的匱 乏模型，經由雙向對話 (dialogue)，再到參與 (participation)。從公眾「理解」

科技轉向公眾「參與」科技 (public engage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ST) (Ishihara-Shineha 2017)。換言之，科學被民主化了，科學論述不再被視為唯一 的、正確的權威，越來越多學者開始關注「來自社會的觀點 (social

perspective)」，注重一般常民對科學的批判、補充，甚至於參與 (Meyer 2016)。

但在實踐層面上，科學溝通上的公民參與往往淪為抽象的宣示，而非實際的 政策執行，政府與企業思考模式仍不脫單向的匱乏模型。Maranta等人 (2003) 便強調，專家會自行建構常民的形象，其心目中「想像出來的常民」 (imagined

lay people) 內部是均值單一且愚笨無知的。Burningham (2007) 亦指出英國石化 業高階主管多半認為科學知識太過複雜而難以理解，因此沒有思辨能力的一般 民眾容易受到媒體的洗腦，對化工廠產生荒謬的偏見。如果民眾願意進到廠區 了解真相，就會知道化工廠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可怕。另一方面，科學知識也作 為一種規訓與治理居民的手段。Irwin等人 (1996) 針對英國曼徹斯特工業區旁 社區污染危害的研究發現，工廠傳達的資訊會避免突顯科學的不確定性，並著 重於安撫居民「一切都在控制之中」。對工廠來說，污染知識的傳遞不是重 點，去除居民恐懼、維持對工廠的信任才是主要目的。工廠只會釋放想讓民眾 知道的「正確」訊息，藉以保護企業的信用 (credibility) 與增強公司在爭議中 的論述基礎。

在台灣同樣具有類似的狀況。自1950 年代以來，台灣特殊的時空背景致使 政府政策、國家建設、科技發展關係密切。科學家、投術官僚等受過科學專業 訓練的「科技知識階層」(technical intelligentsia) 主導政策與產業走向，形成

「技術官僚治理」 (technocracy) (蔡偉銑 2009)。已有許多本土研究指出企業與 政府仍以技術與知識握有者身分的高姿態，對民眾採取匱乏模型的立場 (徐世 榮 1995；雷祥麟 2002；杜文苓、施麗雯、黃廷宜 2007；杜文苓、施佳良 2014)。政府認為工業區的興建是專業的科技問題，應該秉持科學理性，交由專 家處理。抗爭居民與環保團體則被塑造成受政治力量煽動的環保流氓形象。再 加上居民提供的污染資訊多為身體感知與地方脈絡下的特殊知識，與治理機制 所欲求的實證量化數據不符，民眾意見因而遭到忽視。

因此在上述科學傳播與公眾理解科學領域的成果爬梳當中，我將從兩個面向 分別切入，汲取與本研究密切相關的分析重點。首先，大眾傳播和STS 領域針 對匱乏模型的檢討證實了科學知識的生產與溝通並非穩定的線性過程，而普羅 大眾也絕非只是單純被動的接收者。在這個實則崎嶇且紛雜的知識流通過程當 中，各方行動者都會受到所處社會脈絡的影響而對於資訊有著不同的詮釋。但

另一方面，除了人文學界以外，迄今仍有許多研究指出政府與企業利用其握有 的資源優勢與話語權威，對民眾採取匱乏模型的立場，藉以鞏固其自身的論述 權力。因而我將結合這兩個研究洞見，探討各方陣營如何在資源分布不均的地 方脈絡之中進行科學知識的生產與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