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台灣與南韓民主轉型之動力比較
第三節 兩國轉型動力之比較
在同為亞洲四小龍的台灣與南韓，接連在 1980 年代中獲得了民主 轉型的契機，除了國際情勢的相似背景下，尚有民主意識的抬頭造成 威權體制的正當性遭受質疑等因素，都讓台灣與南韓在第三波民主化 的浪潮中，成為東亞地區的民主轉型範例，但究竟兩國在民主化的進 程中，有何相似與相異之處？以下將作出比較。
壹、相同之處
一、日本殖民經驗的影響
二次戰後，日本因位於戰敗國之列而結束了海外的殖民統治，其 影響範圍包含了台灣與南韓，儘管是以日本為主的發展導向，卻也在 殖民國內建立了基本的政府架構、提升了國民的教育水平，以及大力 地發展農業，為民主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在日本的高壓統治下，過於激進的統治策略卻也埋下了不少反彈 的聲浪，但卻都遭到日本政府的強力鎮壓與嚴密控管，僅管是痛苦的 高壓統治時期，卻也不可否認日本的殖民經驗為民主化帶來的三個貢 獻：日本官僚所建立的政府架構，讓戰後接管的政府得以繼續運用；
提升了國家意識的覺醒；改善了經濟、社會與教育層面的發展 (Jacobs,2007:232)。
二、威權政府長達四十年的統治
自 1949 年國民黨政府遷台後，台灣就在唯一合法的政黨─國民黨 下的統治長達四十年，由於國共內戰狀態的無限延長，政府遂頒布了 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以因應內戰的需要，這些臨時條款的修訂不僅大幅 擴張了總統的職權，也使憲法中的相關條文被凍結。同時當時的政府 也對台灣進行一連串的壓制措施，並宣布戒嚴，大抵完成了威權的鞏 固。
這樣的情勢直至蔣經國上台後才有所轉變，尤其在美麗島事件後，
民主的聲浪已無法再被忽視，1987 年正式解除戒嚴後，也重啟了台灣 民主發展的空間。
而南韓的威權體制發跡於 1948 年李承晚的政權開始，在其執政期 間，為確保任期能無限延長，強行修憲擴大了總統的職權，並廢除了 國務總理，成為了真正的「個人威權政體」，也開啟了軍人干政的契機，
但在 1960 年的總統選舉結果釀成了學生運動51，也迫使李承晚向國會 辭職，結束了第一共和時期。
其後建立的過渡政府遭到朴正熙所發起的政變，開啟了軍政府獨 裁的篇章，在朴正熙與全斗煥執政期間，大量具有軍事經歷的人士參
51 1960 年 3 月 15 日的大統領選舉，馬山的群眾以選舉不工為由舉行示威活動遭到鎮壓，造成七 人死亡，便激起全國各大都市學生爆發史無前例的示威，即著名的「四一九學生革命」，李承 晚在學生的強烈抗議下，加上軍人嚴守中立的立場，終於在 4 月 27 日向國會辭職(倪炎元，1995：
34)。
政，並於行政、國會、公營企也、政黨等部門擔任要職，確保軍政府 運作的順暢，直至光州事件爆發後，執政黨中以盧泰愚為首的改革派 勢力崛起，並與反對派達成協議後，發布了民主宣言，才結束了韓國 的軍政府威權統治。
三、反對勢力的崛起
綜觀兩國於 1980 年代皆出現了讓執政黨備受威脅的反對勢力，台 灣因美麗島事件的發生，造就了民進黨建立的雛形，進而成為了當時 能對抗國民黨的黨外勢力；而南韓同樣也因不斷發起的抗爭運動，造 成光州事件的發生，讓金大中為首的反對勢力得到了全國的關注，也 在其後的總統選舉壓力下，候選人盧泰愚發表六二九宣言，釋放當時 被判刑的金大中等人，而開啟了南韓政黨版圖的新局面。
四、基督教對政府作為的回應
強調人權至上的基督教義，自二次戰後便在兩國內不斷發酵，尤 其當面對中美斷交的危機時，台灣基督教會所發表的國是聲明打破了 長期威權統治下的禁忌，表現了對政治議題的關注，也是首次台灣本 土社團表達政治主張和思想的里程碑；相較之下，南韓許多反對運動 的領袖皆由基督教或是天主教所領導，甚至許多反對運動的領袖本身 就是基督教的信徒，更驗證了 Huntington 認為宗教變遷與民主化間的 關聯。
五、美國勢力的介入
戰後至冷戰時期，為維持以美國為首的民主陣線，以避免蘇聯為 首的共產陣線擴張，不論是在台灣或是南韓，美國皆大力介入國家的 發展，無論是政治或經濟層面上，都可見美國的干涉。
在國際面向上，美國霸權的介入維持了外部局勢的和平環境，有 助於民主化的萌芽，而在內部的發展，均以贊成和平的民主化運動為 導向，盡可能降低武裝暴力的發生，有益於民主的發展。
六、馬可仕政權垮台的鼓舞
1986 年馬可仕政權因選舉舞弊問題，在人民力量的反彈下，結束 了威權政府的統治，這對當時尚在與威權政府對抗的台灣與南韓掀起 了鼓舞的作用，並反映在隨後的抗爭活動上，積極的態度讓威權政府 的正當性備受質疑，而不得不走向轉型之路。
貳、相異之處
儘管在民主化發展的前提下，同處亞洲四小龍的台灣與南韓有許 多相似之處，但政經環境與國際的定位不同，也使得兩國在民主的道 路上，選擇不同的作法，造成兩國間民主轉型的相異之處如下：
一、均富政策與扶植財團的差異
二次戰後至 1980 年代前的台灣，為確保國家安全為前提，國家機 關對民間社會進行強力的操控，儘管受至於威權政府的高壓統治下，
卻也帶來了台灣經濟的快速成長。但在 1971 年中美斷交的危機後，在 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後，改以經濟代替政治的策略，推動十大建設等 大型經濟發展計劃來改善台灣的經濟環境，並鼓勵民間企業的發展，
同時也利用經濟手段來維持台灣在國際上的重要性，加強外資的引進，
盼藉此能讓台灣的問題引起國際關注，採均富的方式來發展台灣經 濟。
相較之下，南韓過去的經濟政策主要偏重大企業為優先考量，同 樣在威權政府的領導下，為能有效掌握市場經濟，只輔助選定的企業 促進發展成為財團52，而這些大企業或財團也才能向政府靠攏，因此並 不利於國內的中小企業發展。
二、美國外交政策的變遷
在外交政策的考量，最關鍵的因素即美國勢力的介入。在韓戰爆 發後，為避免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勢力持續擴張，美國強力扶植南韓政 府的建立，並高度干涉期內政的發展，以維持東北亞局勢的穩定，至 今仍維持了長期友好的關係。
但對台灣的態度上，卻是從認同走向斷交，美國與中華民國的同 盟關係隨著美國承認北京的存在而宣告終止，這是繼台灣宣布退出聯 合國的一大外交挫敗，也迫使台灣的國際地位至今仍無法維持穩定的
52 據統計，1984 年韓國的五十大財團中，在軍政府時期就已經存在 31 家，這些財團的發跡均直 接或間接地與當時政府的低價拍賣中獲利有關，在韓國十大財團中，除大宇外，其餘九家都是 利用當時的特殊環境成為大企業的(張振華，2008：20)。
重要關鍵。
三、政治認同引起的國家統一政策差異
在台灣的政治變遷中，省籍情結的問題始終是國民黨政府一個待 解的難題，以台籍人士為首的反對勢力主張「與中國分離」的台灣獨 立路線，與長期以「反攻大陸」為目標的國民黨政府大相逕庭，從二 二八到美麗島事件，都顯現了國民黨仰賴對反對勢力的低容忍，為避 免長期處於優勢的地位遭受威脅，因此反對運動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打 壓。但 1970 年代接連遭遇退出離合國、中美斷交等事件，更讓反對勢 力認為唯有讓台灣成為主權獨立的國家才能突破現有的外交困境(關 弘昌，2008：4)，因此民進黨的成立繼承了追求民主與台灣獨立的目 標。
但對於經歷戰爭導致國家分裂的南韓而言，因執政者的不同也反 映在對北韓政策的態度上，在朴正熙、全斗煥的威權政府時期，雖仍 主張統一，卻成堅守著反共的立場，因此在北韓關係的處理上，採取 較敵對的態度；然相較盧泰愚當選總統後，甚至一改過往的孤立政策，
反而大膽採取與共黨國家交往的「北方政策53」(Lind,2011: 415)，顯 現南韓在民主化前後對國家統一政策的轉變。
由此觀之，儘管台灣與南韓在地域或文化上表現了高度的相似，
53 盧泰愚總統所發起的「北方政策」(the Northern policy or Nordpolitik)(Sung,2013:666)，目的為了 建立與前共產主義陣營國家，包含蘇聯和中共的外交關係，事實上北方政策的施行，並不以北韓 作為最終的目標，而是盧泰愚為了鞏固自身政權的手段之一。
但在威權政府的運作，以及美國角色的轉換上，都給予了兩國不同程 度的影響，無論是在國際或內政問題的處理上，若非美國的介入，實 難有改變的契機，而經濟的表現，既是穩固國政的基本，更是引起國 際關注的一種手段，因此在面對兩國不同的外交困境上，台灣更積極 採取了出口導向的策略試圖以經濟表現代替國際聯盟的席位，而南韓 則是選擇與財團共生來穩固政府的支持度，儘管方式明顯不同，但都 帶來的快速的經濟成長，讓兩國並列亞洲四小龍之列，這是在政治發 展上，另一個令人矚目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