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台灣與南韓民主轉型特徵之比較
第一節 台灣民主轉型的特徵
自 1940 年代國民黨政府遷台以來，為穩固其政權及完成國土統 一的目標，接連頒布了戒嚴令及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對台灣的人民進 行了長達 40 年的威權統治，期間雖有零星的抗爭活動或是知識份子 所發起的思潮，對政府的正當性提出質疑，但始終未能動搖國民黨政 府在台灣的地位及其權威，直至 1972 年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後，才 陸續有了開放改革的空間，美麗島大審對政府形象的重創、民進黨的 成立未經政府的許可…等事件，都能視為是讓台灣邁向民主的重要關 鍵 ，從台灣的民主轉型經驗來看，大致可歸納出以下七項民主化特 徵：
壹、台灣民主轉型的政權轉移是首次從無到有的過程
觀察台灣民主轉型的過程，並根據學者 Schedler 對政治體制變 遷型態的研究68(Schedler,2001:152)來看，透過「選舉式民主」與「自 由的民主」檢視台灣的政治變遷過程，學者們普遍認為台灣過去並未 有民主的經驗69(Chang et al., 2011: 600)，此民主化的發生，是台 灣首次實踐了民主制度的目標，而未發生民主崩潰或民主腐蝕的過程，
完成了台灣史上第一次民主化的變革。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興起前，因戰爭的結果曾出現了民主浪潮回 流的跡象，於此同時，台灣仍處在國民黨政府的高壓統治下，面對國 際局勢的動盪，以及內戰導致國家分裂的問題，均讓台灣的社會壟罩 在政府的高壓統治下，國內的民意機關代表長期未進行改選，加上國 民黨對所有反對勢力的打壓，讓人民對政府的正當性感到質疑，因此 陸續出現反對的聲浪，直至逐漸興起的社會運動，才讓政府開始正視 民主是不得不的趨勢，這是過去自滿清統治、日據時代至國民黨接收 台灣以來都未曾有過的經驗，因此視為是台灣首次的民主轉型。
68 Schedler 根據 Dahl 提出的多元政體的兩個要件，將政治體制分為「威權體制」、「選舉的民主 政體」、「自由的民主政體」、「先進的民主政體」，並依據不同體制間的移動，區分出五種不同 的變遷型態(Schedler,2001:152)，包括民主崩潰、民主腐蝕、民主完型、民主建制與民主深化。
69 台灣自 1985 年至 1945 年是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之下，而 1945 年至 1986 年間，曾是經歷了國 民黨政府的獨裁統治，直至 1987 年解除戒嚴後，才真正踏上了民主化的道路(Chang et al., 2011:600)。
貳、台灣的民主轉型始於國民黨一黨專政
在 Huntington 對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中曾提出三種威權政體的 類型，包含一黨制、軍事政權及個人獨裁政權(劉軍寧譯，2008：148)。 制70」的政體（洪金珠、許佩賢譯，1994：32-33）。與真正的列寧主 義相異的是，國民黨本身仍奉行了「軍政、訓政、憲政」的政治發展 間的國民黨政府，符合了下列五種特色(洪金珠、許佩賢譯，1994：32-33)：
一、成立與國家官僚體系並行，且予以控制的黨機構。
二、由黨透過獨特的特工系統，與軍中黨部來控制軍隊。
三、予以外圍化、無力化的友黨。
四、透過黨分會來控制社會團體。
五、黨政策決定上的民主集中制。
優勢，也透過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的頒布，支持了一黨獨大的合法性， 助了經濟上的成長，從土地改革71(Lauridsen, 2014: 434)、農業政 策的推廣，到管制匯率、關稅等政策，讓 1960 年代的台灣邁向了經 濟起飛的階段 ，也為民主化的發展奠定良好經濟基礎。
誠如 Lucian W. Pye 所提出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正向關聯論點
72(Pye, 1985﹕233)，要達成民主秩序，首先必須有經濟和社會的條 件，台灣在邁向轉型的過程中，由於政府大力干預經濟政策，致使台 灣累積了大量外匯存底，進入了經濟快速發展的工業化時期，先後歷
71 台灣在 1952 年至 1962 年間國民黨的治理下，致力土地改革除了帶動經濟的成長，更包含了 三個對國民黨有利的影響(Lauridsen, 2014: 434)：
1.消滅了當地的地主勢力。
2.透過土地所有權的流通，給予當地小農合法性獲得土地的機會，藉此拉攏成為國民黨的基層 擁護者。
3.提高了資源的產出以供國家與軍隊發展所需。
72 Lucian W. Pye 曾指出﹕「經濟發展將導致民主導向與促成多元主義的興起﹐並因而削弱發展 中國家普遍存在之威權統治基礎理論的最佳例證。」(Pye, 1985﹕233)
經了進口替代發展73、出口擴張政策74的施行(吳榮義，1992；404-406)，
404-405)。
74 台灣在戰前已有相當的工業基礎，特別是農產加工業，儘管二次戰時有受到嚴重的破壞，但 畢竟重建比較容易，因此在政府採取適當的政策後，民間部門很快就有了反映，變走向國際市 場而達到增加出口的目的，當時政府所採取的主要措施有外匯改革和台幣貶值、出口退稅、外 銷低利貸款、設立加工出口區(吳榮義，1992：405-406)。
本殖民時期由於限制台灣人民的發展，受過大學教育者寥寥可數，且 多受限於醫科或農科，因此國民政府遷台時，難以物色本土人才，除 了少數在大陸受教育的本土人士，黨政要職均由大陸籍人士出任；來 台後，政府一方面發展教育，另一方面刻意拔擢本省人士，因此佔人 口多數的本土人才才開始嶄露頭角(林蔭庭，1998：111-112)。
由於本省籍與外省籍人口比例的懸殊差異(85：15)，使得居於人 口少數的外省菁英擔心在全面民主化的發展下，認為自己將處於不利 位置，因此婉拒了以台灣及其他地區代表中國的民意代表改革方案；
另一方面，本省籍的政治菁英也因這樣的制度安排，造成人數居多的 本省人在中央層級的政府中處於弱勢地位，而要求更公平的政治參與，
甚至提倡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王甫昌：2008：95)。
本土化是台灣人口結構自然消長的結果，就廣義而言，本土化意 謂著認同台灣本體，將台灣視為發展的中心；狹義的本土化則指提高 本土人才在黨政機關的比例，蔣經國之所以力行本土化的政策，外因 國際局勢的變動，內因經濟結構的變化。在黨外勢力不斷興起的同時，
要鞏固國民黨繼續執政的地位，自然須尋求本土人民的支持與認同，
於是開啟了蔣經國的新政(林蔭庭，1998：113)，也替下一任總統李 登輝開啟了一扇改革之門75(吳乃德，2000：74)。
75 在台灣，民主化的突破性門檻和關鍵發在蔣經國時期，隨後的配套措施則發生在李登輝時期。
李登輝讓在體制的改革上，加速了其發展，或更為順利，但民主化最重要的關鍵，仍隸屬於蔣
在戒嚴體制下的黨外運動，透過不斷訴求其應有的政治權力，國 內政壇也在蔣經國的領導下，當權者為了政權的民意基礎或合法性做 出讓步，民進黨就是在此背景下誕生的，也促使了未來發生政黨輪替 的可能(李炳南，2008：100)。
伍、不僅對政府的合法性提出異議，更對國家正當性有所質疑 多年來國民黨政府已透過多項政治改革來將其政權合法化，並在 國家主權、統治範圍的議題上，致力正當化；另一方面，外省菁英對 民意機關代表選舉的操控，都使政府的合法性在法律面上不容置疑。
但 1970 年代起一連串的外交挫敗，以及 1978 年美國與中國大陸在「一 中原則」的前提下建交，都對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形象大受打擊，在國 際局勢中的失勢，以及國內政局的震盪不安，均危及了長久以來國民 黨奠定的合法性基礎，政權的正當性也必然遭到質疑。
面對隨後反對勢力的興起，與其發起的動員運動和民主訴求，國 民黨的回應已明顯無力，尤其 1980 年及 1981 年的選舉結果上，儘管 國民黨的席次仍維持了多數，但這群反對運動的支持者已然形成了一 股不可忽視的競爭勢力，更是對執政黨長期壟斷的威脅，顯示台灣的 民主開放成了無法抵擋的趨勢。
經國統治的時期(吳乃德，2000：74)。
陸、由執政黨改革派與反對黨溫和派相互磋商，邁向民主的變革模式 在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中，執政的國民黨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逐 步由威權而排他性的政黨，轉變為務實、包容的政黨，且能反映選民 不斷變化的需求，朝向民主、競爭的政黨體系邁進。在此過渡時期，
國民黨已逐漸退去威權性格，同時亦由外造政黨轉變為內造政黨(江 炳倫、吳文程，1992：21)。
根據 Huntington 對民主轉型的過程研究，在「變革」的過程中，
那些威權政權的掌權者們在結束威權政權，並將之轉變成民主體制的 過程中發揮了帶頭作用，且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劉軍寧，2008：162)。
端看 1980 年代蔣經國執政時期，儘管面對內外局勢的變化，以及反 對運動的興起，但仍未動搖國民黨在選舉中的勝選，然而鑒於菲律賓 政權的垮台，蔣經國也本著民主憲政改革必須完成的決心，遂著手推 動各項相關措施，讓國民黨不再故步自封。
讓蔣經國發動民主憲政改革，主要是基於兩個主觀因素，一是他 與時俱進，從 1953 年至 1970 年間，他先後五次訪美，都對民主政治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至蔣經國登上總統的寶座，他的地位無人可挑 戰，這時他才有充分的權威來適應時代的需要，推動民主改革；另一 主要因素為他的健康狀況，1982 年因糖尿病所動的手術，讓他意識 到健康問題，也開始對改革轉為迫切(茅家琦，2003：415-416)。
為了達成民主化的目標，國民黨高層與民進黨也進行兩次的協商
76(盛杏湲，1986：165-168)，由蔣經國為首的改革派增勢後，逐漸降 低了國民黨內保守派的勢力，進而有利於民主轉型的達成。台灣的民 主化經驗乃是由國民黨改革派操控國家未來的走向，且在 1996 年成 功轉型為自由民主的體制後，國民黨仍維持其執政的地位，民主化的 結果完全在李登輝總統執政時期完成(張孝評，1994：71-72)。
柒、政府與反對派皆展現理性，過程中未發生重大暴力事故
在 Huntington 觀察第三波民主化的特徵中，曾提到在政治菁英
在 Huntington 觀察第三波民主化的特徵中，曾提到在政治菁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