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國轉型型態之比較

1980 年代掀起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無論是在台灣或是南韓，當 民主意識開始覺醒，政府的正當性必然遭到質疑，尤其當知識份子開 始投入反對運動的行列後，政府的立場也隨之慢慢有所變動，無論是 透過人民發起的武裝抗爭或是領導者本身就懷抱著改革的決心，結果 都讓台灣與南韓步上了民化化的道路，而兩國在民主轉型的型態上究 竟有何相異之處，以下將做出比較。

壹、政府對反對運動的態度

自二次戰後脫離殖民母國日本的的統治後，台灣與南韓皆在美國的 扶持下，為防止共產勢力的擴張，陷入了國家分裂的局面。同時，也 為了維持社會穩定的發展，實現再次統一的目標，紛紛進入了戒嚴狀 態。儘管政府祭出了高壓的統治手段，但人民對威權的反感，終致反 對運動的興起，人民走上街頭為自由發聲，無論是美麗島事件或是光 州事件，都可看出當時政府的正當性逐漸式微，為穩固國內情勢的發 展，開始採取激烈的壓制手段，不消反漲的的民怨便開始在政治面上 嶄露其影響力。

台灣長期在國民黨的領導下，不僅反映在政府的組成，更反映在國 民大會代表的結構上，形成了以黨治國的局面， 自 1977 年國民黨在 選舉上的失利後，黨外人士的戰略目標是打破「黨禁」、組織政黨，於

是開啟了黨外勢力在政治版圖上的活躍表現，第一階段是 1978 年的中 央民意代表增額補選中，黨外人士首次組成共同的後援組織投入競選 活動，掀起了空前的街頭文宣戰，但在選舉期間因美國與北京政府的 建交，蔣經國便根據「臨時條款」賦予總統的緊急處分權宣布選舉終 止。第二階段是發行了美麗島雜誌，甚至在全島設立了十一個推廣雜 誌及服務讀者為名目的服務處，並舉行了多是群眾大會，目的都是為 了要形成沒有名的政黨，主張施行國會全面改選、地方首長全面改選 等訴求，最後在世界人權日的遊行活動爆發警民衝突，事件過後雖然 許多相關人士遭到審判入獄，卻也激起了執政當局對於拔擢本土菁英、

促進政治整合的決心。

隨著民進黨的成立，以及 1987 年的戒嚴，都促進了台灣民主的發 展，觀察此一時期國民黨的蛻變，不難看出台灣日後邁向民主的可能，

其主要反映在五個變數上(江炳倫、吳文程，1989：129)：

一、包容性：在大陸時期國民黨吸收的黨員不多，成員均為社會 菁英，遷移至台灣後，黨員數目的增加，不僅更年輕化，也提高了教 育程度，在省籍上更趨於平等。

二、技術官僚：在 1950、1960 年代，國民黨中常會和其他決策單 位成員以政黨菁英和將軍居多，擅長意識形態宣傳和動員，以維持國 家安全和社會的穩定。但隨著快速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台灣政治

菁英的結構也有了相當大的改變，技術官僚紛紛在政府體系中嶄露頭 角，並於 1970 年代中期居於主導位置。

三、參與：1950 年代起，政府開始實踐地方自治而舉行選舉，隨 著各項選舉的舉辦，政治參與的機會也隨之擴大，提高了人民對政治 參與的關注。

四、黨政關係：國民黨在大陸執政時代，其黨政關係的最高原則 為「以黨治國」，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則是「以黨領政」，政黨退 居幕後決策的角色，但支配地位仍如往昔。自 1969 年第十屆全代會後，

國民黨黨政關係調整為「黨政分離」，此後黨逐漸成為決策的協調者而 非制定者。

五、利益表達：過去特殊利益團體皆由國民黨和政府所成立、核 可和資助，由於經濟發展導致進一步變遷，新的利益團體如雨後春筍 般冒出，也在遊說活動中變得更為活躍，因此國民黨和政府必須為這 些利益團體提供更多的管道，即黨的主要功能在代表和匯聚不同社會 利益。

但南韓方面，經歷了朴正熙、全斗煥所發起的雙十二政變後，國 家長期壟罩在軍政府的高壓統治下，對反對運動的態度亦較為強硬，

均採鎮壓手段，完全不同於蔣經國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光州事件的 爆發顯現了人民對政府的不滿，強力鎮壓的結果反而激起了更多的抗

爭行動，錯誤的決策導致以軍人體系為主的執政黨內強硬派失勢，改

49-50；金啟恩、李在光，2005：83-84；朱立熙，2011：8。

貳、威權政府垮台的關鍵

細看台灣與南韓政府的組成，已是截然不同的類型，儘管均帶有 軍人色彩，但在政策的干預上，卻有著很大的不同，在威權政府垮台 的關鍵上，也佔了相當大的影響。

從大陸遷移至台的國民黨政府，儘管有著濃厚的軍人色彩，卻仍 以國民黨為第一優先，從蔣介石至蔣經國時代皆是如此，尤其蔣介石 執政晚期，替蔣經國的政治生涯鋪路，大力漂白其軍人出身的背景，

加上國內外局勢的變化，讓身為改革派的蔣經國更確認改革決心，並 化口號為實踐，執政晚期甚至解除了長達四十年的戒嚴，讓台灣的民 主有更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在 Huntington 對民主轉型的型態分類中，

屬變革。

但相對台灣是由領導者自身所發起的改革，南韓軍權政府的垮台，

卻是因 1980 年所發生的光州事件及其後發展，讓政府的正當性不再，

民眾也對軍人干政的情形反感，為獲得更多民意的支持，作為全斗煥 繼位的下一任總統候選人盧泰愚，在未獲得執政黨的同意下，逕自發 表了六二九民主宣言，宣告改革的決心，才在接下來的選舉中獲得勝 利，順利成為南韓史上第一任全民直選的總統，完成了民主的轉型。

因轉型的關鍵主要是由人民所發起的抗爭行動為動力，政府中的強硬

派在光州事件後失勢，才由改革派的盧泰愚重回政府核心，開啟了與 在野勢力對談的機會，進而推動民主化的改革，從 Huntington 對轉型 型態的分類來看，南韓的經驗較符合移轉。

參、執政黨體系的變化

台灣自國民黨政府接管以來，一直在國民黨的治理下直到 2000 年總統大選後才開始了民進黨執政的轉變，期間藉由戒嚴與動員戡亂 臨時條款的束縛下，讓黨外勢力沒有發展的空間，因此維持了國民黨 在國會席次的優勢地位，也讓台灣成為了黨國體制的代表。隨後民進 黨的成立，雖對國民黨帶來了不小的衝擊，但成立初期仍無法動搖國 民黨一黨獨大的勢力，直至李登輝執政後，才逐漸有較明顯的競爭實 力，兩黨得票率的變化請參考表 4-4：

表 4-4 台灣政黨得票率的變化(1991-2000)

年分 選舉種類 國民黨 民進黨

1991 國代 69% 23%

1992 立委 53% 31%

1993 縣市長 48% 41%

1994 省市議員 49% 32%

1995 立委 46% 33%

1996 國代 50% 30%

1997 縣市長 42% 43%

1998 立委 46% 30%

資料來源：林佳龍，2000；7。

顯現國民黨在選舉上的優勢變化，隨著解嚴和動員戡亂的停止，

43.1%→73.6%

1992 民主自由黨 民主自由黨分裂，李鐘贊退黨

57.1%→57.1%

1996 民主自由黨→新韓國

由此表可知，韓國的政黨生態仍以執政者為中心運轉，因選舉的 考量而出現多次分合的情形，並沒有穩固的執政黨優勢，相反的，政 黨因魅力領袖而生，也可能因領導者的失勢而走向滅亡，相較台灣以 黨作為國家發展的後盾，南韓的政黨運作似乎較不健全，因此在多元 化的民主發展中，政黨的作用並無法發揮其效力。

綜上所述，儘管台灣與南韓在威權政府的治理下，維持了長時間 的高壓統治，但在民主意識的抬頭下，政府的合法性面臨著重新檢視 的威脅，反對勢力或知識份子所領導的抗爭行動，都讓政府當局陷入 了繼續執政的危機，為求穩固其選票或是執政者自發性的改革，都讓 台灣和南韓有了轉型的契機。從過程來看，台灣的改革係在蔣經國循 序漸進的推動下完成，儘管期間也曾爆發美麗島事件的衝突，但相較 南韓的光州事件抗爭，台灣的變革模式平和許多，而南韓政府也因抗 爭運動的興起持續給予執政當局壓力，才在總統大選的考量下，由盧 泰愚發表民主化宣言後，將政體過渡至民主，此移轉的過程讓南韓也 邁向了民主國家之列，其後亦未出現民主倒退的跡象，顯現兩國歷經 著不同的轉型過程，卻都擁有著成功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