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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灣與南韓民主轉型之型態比較

第一節 台灣的民主轉型型態

從戒嚴到解嚴,台灣也曾籠罩在威權統治下長達四十年,期間儘 管仍有抗爭活動的出現,卻無從動搖政府的權威,尤其面對當時一連 串的外交挫敗,國際局勢的紛擾讓長期仰賴美國的運作模式亦難以延 續,不論是政府內部改革派的覺醒,或是反對勢力的抬頭,都讓台灣 的民主化需求不再被漠視,於是這場轉型不再只是流於形式,而是真 正地實踐了民主的本質。

然而台灣的政治變遷並非一蹴可幾,在中美斷交後的外交困境下,

國際局勢的失利已然成了國民黨政府的危機,在對外發展受阻的情況 下,遂而將焦點置於國內的發展,面對國內的反對聲浪也無法再用強 行壓制的方式處理,因此開啟了轉型的契機。

壹、國民黨政府合法性權威的式微

1972 年蔣介石執政晚期,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一職,面對內外環

為台灣的民主運動開啟了新的契機(詹嘉雯,2007:22)。

55 一九七七年適逢議員、縣市長及地方民代的選舉,其中桃園地區因許信良有意角逐縣長位置, 了流血衝突(詹嘉雯,2007:56-74)。

隔年,行政院通過的「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 名額選舉辦法細則」,更進一步增開了台籍人士參選中央名代的名額,

開啟了黨外勢力參選的曙光,但好景不常,同年年底美國卡特總統突 宣布與中共建交後,蔣經國遂發布了緊急命令,終止了此次增額選舉 的舉行,也阻礙了反對勢力進入國會與國民黨競爭的機會。

1979 年代表黨外激進派勢力的《美麗島》創刊後,讓國民黨與黨 外勢力的衝突再次燃至高點,釀成了不可避免的流血衝突,卻也使得 反對勢力的雛形更加明確。衝突過後,激進派的反對勢力逐漸式微,

加上執政當局為重塑形象,改採較溫和的改革策略,於 1980 年重啟了 先前停辦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同時制定並公布了選舉罷免法,同年 十月甚至宣布擴增更多席次提供競選,除有意將反對勢力拉入制度化 的國會體制外,也鞏固了民間社會對國民黨的政治支持(倪炎元,1995:

194)。

另一方面,蔣經國為了確立黨內人事的台灣化,更任命了李煥為 組織工作會的主任,將過去甚少採用台籍的中央黨部職位,以及地方 黨部主任職位,開始啟用台籍人士,於 1972-1976 年間,台籍黨員的 數量甚至超過國民黨的半數,而成為了以台灣人為主體的政體(王振寰,

1989:91)。

除了在國民黨內實踐了本土化的改革,在政府的人事任用上,更

積極重用台籍人士(葛永光,2008:87),如表 4-1、表 4-2 所示,內 有更進一步的開放(葛永光,2008:87)。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毛松平

行政院秘書長 費驊

行政院主計長 周宏濤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 趙聚鈺

臺灣省主席 謝東閔(台)

臺北市市長 張豐緒(台)

資料來源:葉集凱,2007:103。

表 4-2 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時,與歷屆任用內閣成員的比較

時間 當時行政院長 台籍內閣成員比例

1954-1958 俞鴻鈞 6%

1958-1963 陳誠 8%

1963-1972 嚴家淦 10%

1972~ 蔣經國 30%

資料來源:茅家琦,2003:319-320。

除了在人事的任用上,開始採用了台籍人士進入黨內的重要職位,

在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期間,更積極啟用新人重組內閣,甚至造成當 時的社會輿論戲稱「吹台青」,這批由李煥拔擢的「青年才俊」中,甚 至也包括了後來投入反國民黨陣營的張俊宏、許信良等人,皆是當時 黨國精英的預備隊(洪金珠、許佩賢譯,1997;183)。

透過了加強本土化及啟用青年才俊的人事改革政策,很快確立了 蔣經國的繼承地位,避開了高層政治領袖傳位的疑慮,而這批在此時 期所任用的台籍閣員,像是李登輝、高玉樹等,也是日後在台灣政壇

中表現亮眼的一群,為台灣的民主之路開啟了新的可能。

2004:55-56):

(1)為節省國家財力,除各級政府已經正式列入預算之必要建設外,均應停止建築辦公房舍。

55-56),改善了公務人員奢華的風氣;另一方面,在經濟上則以降低 通貨膨脹、大型經建計畫及十大建設等工程,以穩定國內經濟發展(楊 福如,2004:55-59)。

1978 年蔣經國以高票當選了中國民國第六任總統,也正式邁入了 蔣經國執政的全盛時期,不同於過去只採取強制的治國方式,由於面 臨外交上的窘境,比起過去高度仰賴美國的支持才在國際上立足,蔣 經國反而更積極強化國內的競爭條件,希望透過經濟的成長來獲得國 際上的認同。同時,體認到民主才是國際未來的趨勢,國民黨長期以 來的威權體制勢必需要改變,於是長達四十餘年的戒嚴也終於有邁向 盡頭的機會,為台灣的民主帶來了更多發展的可能。

另一方面,蔣經國對國民黨內的改革,也在本土化政策的實施下,

為台灣的政壇造就了許多的影響。當傳子佈署已經不可能的情況下,

蔣經國在接班人問題上開始籌備新的對策。為繼續取得「革新派」的 擁護,蔣經國決定改採集體接班的策略,重新啟用李煥協助行政革新 的志願,同時也任命蔣緯國出任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掌握實質軍權,

以及重用台籍人士來擔任重要職位,初步奠定了一蔣二李的集體接班 架構(李松林,1993:142-149)。

屬意見是每位工作人員之權利,接納部屬意見是每位主管的義務。

參、國民黨內改革勢力的崛起

蔣經國的政治革新決心雖然明確,但化決心為實際行動的阻力 卻也不小,尤其是面對以司法院長黃少谷為首的保守勢力,歷經了多 個朝代的威權治理,僅管是國民黨元老派的一員,卻也無法抵制蔣經 國一連串的改革措施,但在某些時刻,仍可見到這群保守勢力的干預,

顯現保守派對蔣經國政權的威脅依舊不容忽視。例如,正值國民黨內 外執行溝通政策之時,司法院長黃少谷便將擱置許久的蓬萊島案適時 宣判,或者慶賀國慶時,發表了一篇《憲政與法治》的演講,內容的 保守顯然與蔣經國所主張的革新路線大不相同(李松林,1993:

173-174)。以及蔣經國力行的「本土化」政策,也遭到了各方保守勢 力的反彈,尤其王昇與李煥的失和,更間接影響了王昇派系人馬對李 煥提議的本土化政策之反對。

面對各方反對聲浪的興起,蔣經國深知改革是必經的道路,於 是透過幾次公開的發言中,強調革新的決心,讓國民黨內的維新派勢 力受到鞏固,而以李煥為首的革新派又重新回到了權力的核心,直至 蔣經國逝世前,都積極在各方面貫徹了蔣經國改革的決心。誠如李煥 回憶蔣經國晚期所提出的三個心願(林蔭庭:1998:247):

第一,國民黨需要改革。他指出,目前很多民眾和黨員對國 民黨有許多不滿,執政黨假如不求進步,將產生很大的危機。

第二、政治要民主。台灣戒嚴已有四十年了,逐漸造成人民

沒有名稱的政黨(王振寰,1989:98),相對國民黨政府的組成要是以 建立的事實,其發表的五項聲明內容如下(葉集凱,2007:87):

(1)總統由全體臺灣人民直接選舉產生。

(2)全體中央民意代表由臺灣人民選出。

(3)廢除戒嚴令。

(4)釋放政治犯。

(5)廢除黨禁和報禁,保障言論自由。

表現建黨的決心(葉集凱,2007:87)。 同年 9 月 28 日在台北市圓山 飯店舉行黨外選舉後援會推薦大會上,透過參加者的一致決議,宣布 成立民主進步黨(洪金珠、許佩賢譯,1994:220)。

蔣經國得知民主進步黨的成立後,僅發表聲明表示不承認但不取 締,消極的態度引起國民黨內的批評聲浪,也由於政府不承認也不取 締的作為,使得黨外人士在 1986 年底的增額補選中,正式使用了民進 黨的名稱參選,出現了台灣選舉史上第一次出現在野黨贏得選舉的結 果。

由此觀之,在與黨外勢力的抗衡中,蔣經國仍秉持著民主化的決 心,採取不積極的作為默認了民進黨的成立,也讓台灣的政黨史進入 了新的局面,過往以黨治國的方式已不再被人民容忍,解除戒嚴成了 下一步人民訴求的重點,從體制外走進了體制內,台灣的民主轉型似 乎已悄然完成。從 Huntington 對民主轉型的型態分類來看,台灣的民 主化關鍵在於執政黨自主性的推動,聯合了黨外勢力的崛起,讓威權 體制逐漸崩解,達成了民主化的結果,屬於「變革」的轉型方式 (Huntington, 1991: 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