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台灣與南韓民主轉型特徵之比較
第二節 南韓民主轉型的特徵
自朴正熙、全斗煥所發動的雙十二政變後，南韓的民主化時程已 停滯了長達四十餘年的時間，受限於軍事政權的高壓統治，加上國際 局勢的變遷，馬可仕政權的垮台為南韓的民主化發展注入了一劑強心 針，同時，也因長期仰賴美國的支持，在光州事件爆發後，美國對妨 害民主發展的譴責，一改過往對南韓政府的支持態度，迫使了政府無 法再忽視人民對民主的渴望，遂在改革派處於優勢的情況下，發表了 六二九宣言，表示對反對勢力的尊重，也在隔年的總統大選中獲得勝 利，重啟了南韓民主化的可能。
壹、南韓民主轉型是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結果
南韓自 1953 年韓戰結束後，在李承晚的領導下積極從事戰後經 濟復甦，大多數南韓進口貨皆來自美國的經濟援助，許多企業依靠著 與政府官員間的政商關係，獲得政府的補貼從事專賣事業並累積大量 資產和利潤，但在朴正熙軍事政變推翻張勉政權後，即以經濟發展為 首要目標，高唱「指導式資本主義77」(林文斌，2010：71)，利用威 權的手段來分配國家資源，以促進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蔡增家，2005：
38-39)。
77 朴正熙上任後，對韓國的經濟發展採取「指導式資本主義」的策略(林文斌，2010：71)，即維 持自由的私人企業，但對一些基礎產業或其他重要的領域，政府將直接或間接地給予指導。換句 話說，保有資本主義的精神，但實際操作上，市場經濟卻是由政府所主導。
在朴正熙執政時期，共實施了兩次大型經濟發展計畫，其計畫重
第一次經濟計劃(1962-1966)
朴正熙主導 1.電力、石油及石炭等能源供給確保 第二次經濟計劃(1967-1971)
朴正熙主導 1.增加總體消費財的輸出
2.投資財及中間財輸入替代
78 1973 年朴正熙宣布「重化工業宣言」，用以出口為導向的重化工業來改善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
並在總統之下成立「重化工業推廣委員會計畫辦公室」，增設一位隸屬總統的第二經濟秘書來 統合經濟政策(蔡增家，2005：44)。
3.擴充社會間接資本 第三次經濟計劃(1972-1976)
朴正熙主導 1.提升上游及中游產業研發能力以改善產業結構
2.增加重化工業的輸出及改善國際收支平衡 3.新農村運動的推廣
第四次經濟計劃(1977-1981)
朴正熙主導 1.推廣重化工業以促進產業結構的提升 第五次經濟計劃(1982-1986)
全斗煥執政 1.惡性通貨膨脹的抑制
資料來源：蔡增家，2005：39-53。
然而在自由化措施與降低政府對金融政策的干預下，南韓大企業
的發展卻不如預期，甚至出現壞帳比例升高的情形，在自由化與經濟 成長的兩難下，政府對大企業的不配合只好採取妥協。適逢 1988 年 漢城奧運的主辦，在國際的關注下，市場自由化又有重啟的動力。端 看政府、銀行與大企業間的關係變化，自 1953 年至 1997 年止，大致 分為四個時期表現，同先前的表 3-2 所示，從平衡；共生到不對等，
政府也從支持財團到受限於財團，兩者間的立場轉變極大。
經濟的快速發展不僅創作大量的財富累積，也提升了人民的生活 水平，進而帶動了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變化，促使中產階級的興起，導 致多元社會的形成。當舊威權政府無法再解決經濟和社會快速發展的 需求時，政府的權威必然更受挑戰，轉型就成了政府解救現有合法性 的考量之一。
貳、係市民社會的反對勢力進行長期民主化鬥爭的結果
綜觀南韓的政權變換，自李承晚至全斗煥為止，就歷經了兩次軍 事政變才造成政權的轉換，形成了軍權高度滲入政府體系中的結果，
對來自民間社會的反對勢力，也經常利用軍事力量來完成鎮壓，而無 法有效對政府形成有效的威脅。
但長期高度集中權力的結果，反而讓政權陷入「狹窄化」的困境 之中(倪炎元，1995：145)，除了原先仰賴的軍事情治機構外，民間 社會中未與政府結盟的勢力，反而形成了對軍事政權抗爭的主要來源，
包含了三大部門；
一、教會：對教會而言，反對威權政體被視為是一種責任和義務，
特別是針對人權、社會正義與民主的議題上，構成了反對政府威權的 一股重要力量(倪炎元，1995：145)。他們可能透過成立組織或直接 參加反對運動的方式表表現。
二、學生：從第三共和至第五共和，學生成了直接挑戰國家機關的 主要威脅，從原先僅是教會外的主要力量，至 1970 年代後開始與勞 工團體結盟，開始直接參與政治抗爭，在這股學潮與工潮的結合下，
逐漸擴大成了民眾運動。
三、勞工團體：由於朴正熙起所主導的經濟發展計畫皆以大企業為 主的發展，甚至為擴大國際出口的競爭力，刻意限制勞工的權利，相 對遭到權益剝削的勞工而言，自然成為了反抗政府的重要來源之一。
在軍權政府的高壓管制下，無論執政者如何鞏固其權力，但在教 會、學生團體與勞工團體的抗爭下，儘管沒有直接推翻政權，卻也對 政府構成了莫大的威脅，而後納入了在野黨的號召下，形成了更大的 反抗力量，迫使威權政府重新正視了反對運動的訴求。
参、國民政治文化的變遷與民主意識提高的結果
隨著工業化與都市化79的發展、教育水平的提高80，以及大眾媒體
79 關於都市化的趨勢方面，都市人口占總人口數的比例逐年上升，從 196 年 0 的 28.3%，到 1970 年的 51.1%，1980 年增加至 68.7%，甚至 1990 年更高達了 81.9%，其中漢城的人口數急速增加，
的普及，均使人民的政治文化與意識邁向民主的方向發展，從而成為 南韓政治發展的重要基礎。在都市化與產業化逐漸進步後，社會開始 向多元，許多自發性的團體便應運而生，尤其 1987 年的民主化宣言 後，更是有了大幅度的成長。
肆、威權統治的合法性危機不斷上升
政權的合法性是維持政治體系穩固、發展的基礎，當政府的合性 性出現危機時，必然對其統治的權威造成影響，在危機不斷加深的情 形下，就可能造成政治體系的崩解。南韓自李承晚政府所成立的第一 共和以來，為擴大其自身的權利及任期，透過不斷的修憲來達成目的，
最終仍因選舉舞弊的問題喪失其政權的合法下，最終落得下台的局 面。
短暫的第二共和時期也因維持政權穩定的需要，並未整肅過去那 些涉及貪汙及選舉舞弊的高級將領，最終甚至遭到朴正熙的軍事政變，
結束了第二共和時期的統治，也為政府的合法性帶來了不少質疑，儘 管透過了快速的經濟發展維持了其政權的合法性，但持續擴大的經濟 結構和社會結構問題，又再度朴正熙的政權合法性危機加劇。其後的 全斗煥也因同樣靠著軍事政變的方式獲得政權，不論是在政治、經濟
1997 年時已佔全國人口數中的 22.2%(吳明上譯，2005：151)。
80 教育水平的提高可從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來看，中等教育方面，1960 年的教學率是 27%，
到了 1992 則增加為 90%；高等教育的就學率從 1960 年的 4.58%，成長到了 1992 年的 41.6%，
將近有十倍的落差(吳明上譯，2005：151)。
或社會結構上的問題都對政府的合法性造成不容抹滅的傷害。
不斷加深的民怨，也帶來了一股社會運動的風潮，甚至造成了光 州事件的爆發，都可顯現人民對當時政府的合法性的高度懷疑，在全 斗煥的強行武力鎮壓下，事件雖然落幕，卻也興起了強大的反對勢力 與政府對抗，最終是在總統候選人盧泰愚的民主化宣言中，才能獲得 人民的支持勝選，都反映了人民對威權的反感，就是對政府合法性危 機的最大來源。
伍、政治菁英的戰略選擇促成了南韓的民主轉型
1985 年的國會選舉後，執政黨內部出現了改革派，但由於地位 尚未穩固，因此並未在施政上有明顯的作為，但 1987 年的光州事件 過後， 由於全斗煥的武力鎮壓激起了民眾的怒火，帶動了激烈的抗 爭行動，讓身為總統的全斗煥陷入政治危機之中，為了確保未來退出 政壇後的自身安全，於是推派了改革派的盧泰愚作為繼任的總統候選 人，希望藉此分裂反對派的勢力。
面對反對派對民主改革的施壓，以及軍政府長期鎮壓所引起的不 滿，考量接下來總統大選勝選的可能，於是在未獲得執政黨同意的情 況下，盧泰愚逕自發表了「民主化宣言」，不僅降低了反對黨的顧慮，
也型塑了盧泰愚的政治改革家地位，在民主化宣言的承諾下，南韓終 於有了首次的總統民選，也象徵著民主轉型的成功。
陸、全球民主化浪潮及美國的影響
根據 Huntington 對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自 1974 年開始，民主 化運動遍及了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約三十個國家，當中也包括南韓。
1986 年馬可仕政權的垮台，不僅為當時南韓的反對派民主人士帶來 莫大的鼓舞，同時也引起威權政府的不安。
另一方面，自二戰結束後，美國藉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以及 1950 年朝鮮戰爭的爆發為契機，擴大了在亞洲地區實施遏制政 策的範圍(沈定昌，2008：97)，南韓就在美國的扶持下，建立了新的 政權，無論是在政治或經濟上皆仰賴美國的支持。
作為美國亞太政策中的重要樞紐，南韓政局的穩定成了美國關注 的焦點，儘管其後的朴正熙、全斗煥等人均透過軍事政變的方式更換 政權，但透過經濟發展的好轉仍繼續維持了與美國的友好關係，卡特 政府的上台，雖以倡導人權政策為主，與當時的朴正熙政府有所出入，
但為維持美日韓三邊關係的穩定，仍繼續對南韓政府表示支持81，使 得原本期望卡特政府會以民主政權角度協助民主運動的南韓民主人
但為維持美日韓三邊關係的穩定，仍繼續對南韓政府表示支持81，使 得原本期望卡特政府會以民主政權角度協助民主運動的南韓民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