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國轉型特徵之比較

1980 年代對台灣及南韓而言，都有著重要的變化，在長達四十 多年的威權統治過後，民主意識的抬頭已成為了政府不可抵擋的洪流，

過去不敢與政府對抗的人民走向了街頭表達訴求，但最終的轉型關鍵 卻依然握在執政者的手中，只是伴隨著國際局勢及政經的變化，改變 成了解決困境的最佳手段，也給了轉型發展的契機，在觀察同為亞洲 四小龍的台灣與南韓民主化經驗後，可發現轉型不是偶然，而其中表 現的特徵，以下詳述之。

壹、相同之處

一、發起民主轉型的領導者均為執政黨內的改革派代表

台灣自蔣經國接任行政院長一職後，其改革的決心就不曾間斷過，

面對接班的質疑聲浪，蔣經國用實際行動化解了眾人的疑慮，在政治 革新的努力上，首先表現在第十二屆三中全會上，蔣經國對國民黨中 常委人選做了調整，並在此架構下選出了十二人作為改革新小組，針 對解除解嚴、開放黨禁、地方自治等議題做出深入研究，作為日後推 行改革的方針(李松林，1993：154-157)，都足以顯現蔣經國雖為威 權政府的領導者，卻是台灣民主轉型的重要推手。

南韓的民主轉型雖同樣與國家領導者有個密切的關係，但不同於 台灣的黨國生態，全斗煥藉由軍事政變後所成立的新政府，便將軍權

的觸角伸向了人事的布局上，執政黨基本上與民眾毫無關聯，且不是 根據政治理念，而是以全斗煥為中心所成立的，當然由執政黨推出的 總統候選人盧泰愚，也有著深厚的軍事背景。在黨內分化加深之際，

面對反對勢力不斷擴大的抗爭行動，加上黨內強硬派的失勢，於是以 改革為號召的盧泰愚便以總統候選人的身分，在 1986 年的六月抗爭 行動後，發表了「民主化宣言」，打了朝野對立的僵局，開啟南韓民 民主化的契機。

二、民主改革皆出現大型經濟計劃的實施

由於 1970 年代的台灣面臨與美國斷交與美國承認北京政府等窘 境，一連串的外交挫敗讓長期仰賴美國經濟援助的台灣面臨了危機，

為挽救國際地位及二次石油危機所帶來的影響，蔣經國總統便以「經 濟代替政治」的手段來振興台灣的經濟，將重點置於「穩定當前經濟」， 避免通貨膨脹和推動十大建設以穩定國內經濟，另一方面又透過「台 灣問題國際化」的策略，希望引進國際利益，將台灣的安危鑲嵌於國 際利益中，以確保安全(徐嘉隆，2007：41)。

南韓的經濟發展始於朴正熙掌權後，他以政府威權的力量集中國 家資源、引進國外資金及技術的「發展獨裁體制」來促進國家經濟的 快速發展，進行了兩次五年的經濟發展進化，隨後更以國家軍事安全 為考量，在 1973 年宣布「重化工業宣言」強調了第三次經濟發展計

畫的重點，直至 1986 年為止，南韓共進行了五次大型經濟計劃，為 穩固國內經濟的發展，以及提高政府合法性的觀感，期間帶來的大幅 度經濟成長，都為民主化提供了良好的經濟背景。

三、受到馬可仕政權垮台的鼓舞

1980 年代，亞洲地區的民主意識高漲，菲律賓的「人民起義」，

趕走了當時的獨裁者馬可仕⁸²(陌上桑、邱國禎，1986；150-158)。同 年 3 月 11 日，台灣《自立晚報》刊載了鄭余鎮所撰寫的《從菲律賓 統治(陌上桑、邱國禎，1986；150-158)。

83 鄭余鎮在《自立晚報》中的刊登的《從菲律賓變局看台灣的政治危機》一文中，提出了台灣 政治的五大危機(茅家琦，2003：413-414)：

1.強人政治危機：強人領導的結果，造成四十年來的絕對權威主義。政治利益壟斷，一味歌功

民主化宣言下獲得改善，由此觀之，馬可仕的垮台確實對東亞地區的 民主化發展帶來不少影響。

四、兩國的民主轉型均不是以置換來進行

台灣的民主轉型，之所以能透過「寧靜革命」的方式完成，關鍵 就在於國民黨自發性的改革政策，以及反對黨的成立，在雙方透過不 斷協商的過程，逐步完成了轉型，採取的是「以變革為主，移轉為輔」

的方式；反觀南韓的轉型過程，過去長期軍權統治的環境，讓反對勢 力的凝聚遭受阻礙，光州事件的爆發雖未直接推翻政權，卻也對政府 帶來的莫大的影響，轉而加強了雙方的協商，透過盧泰愚的民主化宣 言，完成了轉型的過程，是以「移轉」的方式讓國家邁向民主。

貳、相異之處

一、威權政府的組成

自 1949 年國民黨遷台開始了在台灣的統治起，對於台灣的國家 機器建構上就有了以下的特色。一、以黨領政的制度結構：即黨的決 定就是國家的政策，在國民黨的組織運作上，形成了「準列寧式政黨」， 將權力集中於中央，中央又由黨主席控制，因此出現了以蔣氏政權為 主的強人統治色彩(王振寰，1996：58)。二、透過威權體制建立，不 允許其他政黨成立。三、由於宣稱代表全中國，使得中央政府得權力 不可避免落入 1949 年後來台的外省人手中，而使台灣人處於權力的

邊緣，構成了省籍情結爭論的開端。由此觀之，台灣的威權政府組成，

主要是由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一手操控，透過「以黨領政」、「以黨領軍」

的方式長期統治台灣，又為了得到美國的支持，承認自己屬於「自由 陣營」，不得不讓黨退到背後，留下了「民主憲政」的口號與架構，

成為了黨國體制(洪金珠、許佩賢譯，1994，91)。

不似台灣長期由國民黨政府所主導，南韓的政治發展上就至少經 歷了兩次的政變，且變動的原因都是透過軍人政變所造的結果，因此 其後所建立的政體自然偏重軍人色彩。自 1961 年到 1963 年間，朴正 熙所成立的「國家重建會議」與 1980 年至 1981 年初以全斗煥為首的

「國家保衛非常對策委員會」都是由軍人為主體所組成執政團直接處 理政務的直接統治型軍人威權政體。由於朴正熙和全斗煥都是透過軍 政變取得政權，再蛻變為文人政府的形式，因此套用 Huntington 對 威權政體的研究結果，我們將南韓透過政變所建立的威權政體稱之為

「軍人官僚威權政體」(倪炎元，1995：82)。

二、造成國家陷入分裂的主因

宣稱代表全中國的國民黨政府遷台後，為維持政府的編制能完整 代表全中國的利益，因此中央政府的權力結構大多由當時來台的外省 人士所主導，長年累月的結果就是省籍情結的加劇，也為國民黨政府 帶來了執政上的危機，並逐步開始了黨外勢力的崛起，甚至反映在多

次選舉的結果上，終於蔣經國執政後，開始重視了族群意識的問題，

希望透過本土化的人事政策，消弭長期以來的對峙關係，避免國家再 次陷入分裂的局面之中。

但對南韓而言，陷入國家分裂的最大危機，仍導因於 1945 年二 戰結束的結果，造成南北韓分裂的局面，1948 年南北各自建國後，

雙方都主張自己的政府是代表整個朝鮮的唯一合法政府，在全面否定 對方的同時，也互相吸收對方希望實現國家統一的目標(張璉瑰：2012，

260)，因各自代表了蘇聯與美國的勢力在對抗著，因此陷入了南北韓 長期對峙的僵局之中，無論是由何人上台執政，皆表明了統一的決心，

因此讓韓半島陷入了國家分裂的危機，並不是國家內部的族群意識問 題，反而是長期冷戰的南北韓關係，讓國家面臨了長期分裂的難題。

三、民主轉型的方式

在蔣經國執政後，國民黨雖仍處執政優勢地位，但在逐步開放的 自由化政策，以及人事本土化政策下，以蔣經國為首的改革派勢力高 漲，開啟了國家轉型的契機，由威權政府向民主政體過渡，逐步完成 了民主化的發展，解除了戒嚴狀態，甚至終止了動員戡亂臨時條款，

終在蔣經國接班人李登輝執政時期，確認台灣民主化的結果，形成了 獨特的「寧靜革命」，在 Huntington 對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中，台灣 的轉型經驗可被定義為「變革」，即民主化的發展主要是由政府內部

所發起，反對勢力固然有其影響力，但帶動國家整體朝向民主政權發 展的，仍是以舊有威權政府為主。

但南韓的民主轉型經驗卻是由光州事件累積的傷痛逐漸堆疊，在 不斷興起的群眾運動壓力下，由當時威權政府中的改革派代表盧泰愚，

在總統大選前發表的民主化宣言後，獲得了選舉的勝利，才開啟了南 韓民主化的發展，透過與反對勢力的協商與結盟，確立了自身在政府 與民意機關的席次，卻也逐步開放了自由化的政策，弱化了自身的威 權色彩，而達成了民主化的結果，比起流血衝突推翻的威權政府，南 韓的民主化經驗更雷同於 Huntington 所提出的「移轉」轉型方式。

四、美國介入的程度

由於二戰與冷戰期間，為避免共產勢力的擴張，美國在太平洋上 的佈署皆將台灣與南韓納入了重要的防守據點，在軍事安全防衛上，

美國於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之間在東北亞地區即透過與日本、南 韓、台灣間建立起堅強的雙邊安全關係（hard bilateral security ties），透過與三者共同防衛與軍事合作之同盟關係的建立而撐起該 區域的安全、穩定與和平(宋學文、陳亮智，2011：14)。

然而隨著中美斷交與美國承認北京政府等種種外交上的挫敗，使 得台灣無法仰賴美國的支持，也造成國內的反彈聲浪再起，讓執政者 意識到須透過國家內部的發展，才能透過經濟地位尋求國際上的支持，

固然美國對台灣的民主化發展曾帶來正面的效益，但在美國與北京政 府建交後的「一中原則」主導下，美國的勢力對台灣的政治已開始漸 漸淡出，而退守至維持台海和平的被動角色。

反觀南北韓局勢的持續緊張，從李承晚起的第一共和政府，就可

反觀南北韓局勢的持續緊張，從李承晚起的第一共和政府，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