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言
第二節 共生的日常技術實踐：從 ANT 到延伸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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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回應，同時也意味著個體在各自的行動上，擔起對彼此的責任。
透過哈洛威，我們不只轉換了本體論視野，同時也被牽引至關於塵世生存的 思考上：在這個與「他者」共棲的塵世中，我們仍必然依賴彼此而生，也必須背 負對彼此的責任。這樣的思考在本文的脈絡下，也許有幾個層次可以說明：首先，
它呼籲我們將包含憂鬱者在內的「他者」拉回視野中。在「相遇」的視角下，我 們看清了在大分裂下被視為他者的憂鬱者，事實上與「我們」之間存在著的是凡 俗的差異，而非分裂。這要求了一種我們與彼此共存的倫理，提醒了我們身負回 應並尊重悲傷情緒與憂鬱他者的責任。
此外，另一個層次則是關於我們如何思考憂鬱者的塵世生存。哈洛威的物種 相遇所聚焦討論的看似是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但這其實更是擅用隱喻的哈洛威
（張君玫，2016，頁 72）為「為了凡俗生存的賽伯格」（Cyborgs for earthly survival!）
的「我們」開的一扇門（張君玫，2016，頁 78；Haraway, 2008, p. 12），讓我們思 考我們如何、又應該如何「共同生存」於我們所纏繞的塵世。在這個塵世中，「我 們」令彼此痛苦，又賴彼此為生，而與人類結伴同行的那些，除了其他生命形式 之外，更同時也包含各種有機物、無機物、人造物、人類、制度、言說的混種。
在這個脈絡下，原先被視為「他者」的也並不止於作為人類行動者的憂鬱者，而 更包含了憂鬱者所依賴著的科技物。將科技物視為對立於人類的非人工具，容易 讓我們落入 Instagram 只是憂鬱者的有用工具、或是憂鬱者的行動無力地被 Instagram 決定的論調。但是在哈洛威「共同成為」的視野下，憂鬱者的塵世生存 也部分地展現在當憂鬱者碰觸著手機、眼睛盯著 Instagram、思緒和情緒隨著書 寫與觀看流動時，所發生各種的「相遇」。因此，用哈洛威的觀點視之，本文認 為在思考憂鬱者在塵世中的生存時，更應該將憂鬱者和 Instagram 視為一種結盟 共生、而非對立的使用關係。在這個前提下，憂鬱者和Instagram、以及其他憂鬱 者以一種「集合體」（assemblage）、「相遇的存在」的形式集結，一起持續行動、
施力與抵抗、持續「共同成為」。
第二節 共生的日常技術實踐：從 ANT 到延伸心智
拉圖呼籲我們將大分裂的視野轉換至關係性的本體論，而哈洛威則將此種本 體論轉換帶到對於我們塵世生存的關懷上。透過哈洛威，本文認為應該以一種結 盟共生的關係，將憂鬱者和 Instagram 技術網絡以及其他憂鬱者視為共同行動著 的集合體。然而，這種集合體的「相遇的存在」、「共同成為」應該要怎麼探看？
接下來，我將試著延續「物種相遇」的本體論視野，進一步找出我們應該如何在 微觀層次上探看人與科技物之「相遇」的方法。我將從行動者網絡理論出發，指 出行動者網絡理論的一般對稱性人類學視角對於我們探究人與科技共同行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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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助益、及其在探看細微日常技術實作的可能不足，並嘗試說明克拉克（Andy Clark）所提出的「延伸心智」（extended mind）能協助我們將憂鬱者和 Instagram 視為一個共同行動的連續體。透過分析在共同行動中的認知過程與情感流動，我 們也許能找到一種在「憂鬱者－Instagram」集合體中探看施為如何展現、情感如 何流動的方法。此外，雖然本體論立場上並不一定相符，但我也將說明 Gibson
（1986）、Hutchby、Gaver 等人對於符擔性（affordances）的討論，可能如何幫助 我們思考憂鬱者和Instagram 的互動動態。
一、 行動者網絡理論中的對稱的人類學視野
在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脈絡裡，拉圖是一方面推崇人類學、另一方面卻又對當 代人類學頗有微詞的。他認為傳統的人類學、民族誌學者事實上早就在他們的崗 位上「無縫地」研究自然－文化綜合體（nature-cultures）（Latour, 1991／余曉嵐 等譯，2012，頁 68-70、80-83），但是在「現代」的議題上，他們卻沒有對科學與 技術領域使力，反而將自己侷限在文化研究的框架中，屈居大分裂的社會文化端。
對此拉圖認為，我們要將人類學重新塑造為一種對稱的人類學，除了要接受「一 視同仁地對待錯誤與真理」（Latour, 1991／余曉嵐等譯，2012，頁 212）的對稱 性原則（the principle of symmetry）之外，還必須接受 Callon 提出的一般對稱性 原則（the principle of generalized symmetry），將人與非人行動者的行動納入思考。
ANT 追索人與非人行動者在網絡中的行動，拉圖所強調的這種人類學視野 因而同時也具有符號學的意義，Ritzer（2005）在簡介 ANT 時就提到，物質在 ANT 中被視為一種「關係性構成」（也就是物質是在與其他對象的關係中被定位 的），這就如同符號是在其他符號鍊或符號關係中才被定義一樣，因此，ANT 也 可以被視為一種符號學的物質化延伸，或被稱為物質符號學（material semiotics）
（Ritzer, 2005；陳昭宏、王劭文、黃曉琪、巫晉瑋，2017）。無論 ANT 展現出的 是人類學還是符號學的認識論，拉圖的呼籲確實讓他從前所批判的人類學研究，
重新站上非現代的中介位置，越來越多研究者開始回到自然文化、非現代性的本 體論視野裡，對稱地研究科學與技術。因此，科學與技術不再只是建構論者口中 的多重論述建構，而是各種人與非人行動者相互交織形成的混種物。
然而，儘管ANT 確實喚回了我們探看人與非人行動的人類學視野，但當問 題延伸到人與科技物在日常實作上的關係時，與其說ANT 能使我們看到細微的 人機互動，毋寧說ANT 是提醒我們用一套新的本體論視野對技術過程進行人類 學探究，而它的中程視野卻讓我們反而不容易找到一種細微探看技術環境中的人 類處境的方式。簡而言之，ANT 作為一種認識論或方法論，它的關注層次通常 只在科技社會企業家建立霸權網絡的案例上（林文源，2014），因而難以回應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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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威關於「我們」如何世俗地共同生存的問題（Haraway, 2008）。以本文的脈絡 而言，ANT 的視角或許能夠讓我們看到 Instagram－憂鬱者們的連結網絡如何在 手機、Instagram 的技術網絡的基礎下逐步形成，但卻無法使我們進一步地看到 細微的日常實作中，憂鬱者與手機、Instagram 是如何在行動中時聚時散、耦合斷 開地完成行動。因此，帶著ANT 所提供的對稱人類學本體論視野，一方面，我 將探看 Instagram 中的憂鬱者如何走向複數的「Instagram－憂鬱者(s)」，另一方 面，我也將進一步連結這種視野與克拉克對於「延伸心智」（extended mind）的 討論，試著從認知作為一種在主體與環境關係中浮現的現象，來思考關於我們應 該如何探看憂鬱者與Instagram 之間的共同成為的方法。
二、 浮現於延伸心智的新主體樣貌
從本文開始進入對於拉圖以及哈洛威的討論以後，我們似乎越來越少觸及人 類「主體」的樣貌，以致於「主體」在這樣的脈絡下，甚至可能被誤解為是應該 被拋棄的概念。但事實上，本文並不認為主體在拉圖和哈洛威的脈絡中是該被消 除的，而是希望透過這種後人類、關係性的視角，來重新思考本文所關注的憂鬱 者，是在與科技物的關係中以怎樣的主體樣貌生存於世。
在拉圖的脈絡中，他雖並未在《我們從未現代過》中直接討論主體的樣貌，
但透過ANT 和拉圖的非現代性思考路徑（Latour, 1991／余曉嵐等譯，2012），我 們還是能將「主體」重新理解為在各種人與非人的互動關係中生成的混種物；而 在哈洛威的脈絡中，我們則認識到「主體」是在與環境中的異質行動者的關係中 不斷「相遇」、「共同成為」的（Haraway, 2008）。拉圖和哈洛威將關注的焦點放 在「關係」上，認為人類主體的存有是在與其他事物的關係中浮現的（Haraway, 2008; Latour, 1991／余曉嵐等譯，2012）。相較於拉圖與哈洛威對關係的強調，克 拉克（Andy Clark）所討論的「延伸心智」（extended mind）也暗示著這樣的本體 論，卻逆反過來，從鑲嵌於環境的、體現的人類「主體」出發，談認知發生時的 各種行動元素的耦合所促成的行動，而這提供了我們將「主體」重新思考為延伸 至非人層次的基礎。
在《擴大心智：體現、行動與認知延伸》（Supersizing the Mind: Embodiment, Action, and Cognitive Extension）一書的導言中，克拉克將人們思考心智的傳統模 型稱為「大腦拘束」（BRAINBOUND）的模型。在「大腦拘束」的視野裡，心智 被認為是侷限在大腦、或是中樞神經系統的範圍中的，非神經的身體部分只是接 收和產生效果的媒介，而周遭的環境則是行動發生的舞台。在這種觀點裡，這些 非大腦、中樞神經的部分被認為與認知無關，因為認知直接地只依賴於神經的活 動（Clark, 2008, pp. xxvii-xx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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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在他早期與Chalmers 所合著的 The Extended Mind 一文中，就曾經透過幾 個思想實驗來指陳認知與心智的延伸。他認為我們的心智一直是依賴著外在環境 支持的，我們時常會在認知的過程中利用環境中的各種資源，這些資源包含了我 們自己的身體、科技物、也包含了語言、文化等等（Clark & Chalmers, 1998）。例 如在加法算數中，數字較小時，我們會用手指作為一個緩衝儲存器（storage buffer）來記憶運算中的暫時結果，協助完成計算（Clark, 2008, p. 14）；而數字較大或運 算過程較複雜時，我們可能使用紙、筆、計算機等來幫我們達成結果（Clark &
Chalmers, 1998; Clark, 2008）。無論是一般意義下身體範圍內的手、或是外於身體 的紙、筆、計算機，都是這種對於認知而言，外在可用的資源。
除了指陳日常生活中的工具使用體現了我們的延伸認知，克拉克也透過生物 力學、機器人學、認知科學等領域的實驗來試圖找到認知延伸的線索。克拉克提 到生物力學認為，生物的「形態學」（morphology）（身體的形狀、接合處的分佈、
以及各種組成物的重量等）使得他們擁有某種「被動動力學」（passive dynamics）， 使其能夠以高效率的方式在環境中行動（Clark, 2008, pp. 3-9）。10而這樣的基礎
以及各種組成物的重量等）使得他們擁有某種「被動動力學」（passive dynamics）， 使其能夠以高效率的方式在環境中行動（Clark, 2008, pp. 3-9）。10而這樣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