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德國學者韓炳哲在《倦怠社會》（Müdigkeitsgesellschaft）一書中談到，當代 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中的個體對於生產力極大化的渴望，讓自己陷入了一種倦 怠與憂鬱的精神狀態，我們不只要做到最好，還要做到更好，當我們無法做到，
便陷入一種「與自身的戰爭」中，引發「受過度積極正面之苦所引發的社會疾病」
（Han, 2010／莊雅慈、管中琪譯，2015）。在如此背景中萌芽的社群媒體，似乎 也對我們展現出各種美好的幻象，使我們持續渴望那些無法得到的，因而陷入沮 喪。英國皇家公共衛生協會（Royal Society for Public Health, RSPH）在 2017 年 公布的一份關於社群媒體與年輕人健康和幸福的報告書中，便指出社群媒體所設 定的不現實期望可能讓年輕人更容易自我覺察，並帶來低自尊以及對於完美的追 求，引發焦慮的症狀（RSPH, 2017）。
如此看來，社群媒體似乎帶來個人的沮喪，韓炳哲在《在群中》（Im Schwarm:
Ansichten des Digitalen）一書中更進一步嚴厲批評社群媒體或數位媒介中「群體」
的無效，他認為數位媒介中，個體偶爾群聚、又隨時解體的特性「無法將一群人 團結在一起，形成一個有行動力的群體」，這使得這種群體「毫無敬意」、「輕率 而又不負責任」、「不能形成一個穩定的、具有社會性憂慮結構的『我們』」（Han, 2013／程巍譯，2019）。韓炳哲批判社群媒體，是基於德國網路文化中的「屎風 暴」（shitstorm）現象來批判，他認為這與基於集體認同的、史詩式的、能展開敘 事的憤怒不同，此種基於「衝動的憤怒」而在網路上聚集的群體，是「既不能引 發情節，也不能引領敘事」的。
然而，以本文立場而言，這種對於數位媒介與社群媒體的評論卻可能較為片 面。看起來，社群媒體不僅使我們的精神面臨困境、讓個人更顯無力，同時也使 得我們更缺乏共同行動的能力，我們不僅在個體層次上無法掙脫束縛，在集體層 次上似乎也無法一起動搖結構。然而，韓炳哲在此批判中並未窺見的面向卻是，
個體在面對著這樣看似生於萬惡、也生出萬惡的社群媒體，儘管部分受制於科技 物的特性、因其感到痛苦，卻還是有在使用的脈絡中扭轉其意義、挪用其特性的 空間，甚至會具能動性地進一步開展出某種面對當代境況的生存方式。
我所接觸到的 Instagram 憂鬱者們便是處於當代憂鬱境況中的行動者。儘管 Instagram 被認為是「最負面」的社群媒體平台（RSPH, 2017），但我所接觸到的 憂鬱者在Instagram 中卻絕非毫無能動性的，而是在處境中說出樣貌各異的故事，
‧
並透過故事與彼此連結，展開細微瑣碎的行動。Instagram 也許是某些人口中那 種「令人更憂鬱」的平台（趙于婷，2019 年 7 月 2 日；陳婕翎，2019 年 7 月 2 日），但事實上在憂鬱者處境中，它也可以是與憂鬱者同行的夥伴。憂鬱者面對 著來由複雜的憂鬱境況，在自身處境中與 Instagram 這項科技物以及其他憂鬱者 交會，並非「不負責任」、「毫無敬意」且「沒有行動能力」（Han, 2013／程巍譯， 也不能不看到這群由 Instagram 技術系統和憂鬱者所構成的「我們」的相互依存 與共同行動。
「憂鬱者」是這篇論文對 Instagram 中陷入憂鬱情緒狀態的使用者的統稱。
Horwitz 和 Wakefield 於《我的悲傷不是病》（The Loss of Sadness）一書中，即以
「憂鬱者」（depressed people）這個詞彙來廣泛指稱陷入憂鬱情緒的人，這包含 了 環 境 刺 激 下 的 正 常 情 緒 低 落 以 及 無 法 自 控 或 沒 來 由 的 悲 傷 （Horwitz &
Wakefield, 2007／黃思瑜、劉宗為譯，2017）。1會以Instagram 憂鬱者作為研究領 域，事實上部分地與我個人經驗有關，我從國中開始就習慣在心情沮喪時書寫、
繪畫，從筆記本、週記本、pchome 個人新聞台、無名小站部落格、到 Facebook 和Instagram，都有我書寫情緒的蹤跡。大學開始，我不定期地會陷入較長期或強 烈的憂鬱與焦慮狀態，因此開始就醫、服藥。起初，我並無法接受自己需要服藥、
開始追蹤、認識了數名Instagram 憂鬱者。在我自己以 Instagram 發布憂鬱貼文的
1 本文使用「憂鬱者」這樣較廣泛的詞，主要是因為在我對於 Instagram 憂鬱使用者的認識 裡，有些人並不一定是「精神醫療與心理健康服務使用者」，但這些人也都同樣地在面對生命中 的各種悲傷。要注意的是，這樣的廣泛指稱並不意圖扁平化憂鬱者之間的差異，相反地，以 Horwitz 和 Wakefield 的立場而言，憂鬱者的不同樣貌應該被看到，才能以尊重陷入不同情境悲 傷的憂鬱者為前提，提供適切的協助（Horwitz & Wakefield, 2007／黃思瑜、劉宗為譯，
2017）。
‧
Instagram 憂鬱書寫行動中的人類與非人「他者」。現在，讓我們將場景從我的困惑轉往Instagram 憂鬱者的行動領域。Instagram 憂鬱者的貼文形式多樣，而基於 Instagram 所提供的各種使用可能性，憂鬱者在 其中能做出的行動事實上也不只貼文，還包含了發布限時動態、傳送私訊、留言、
按愛心、分享等。雖然要大略描述這些繁複行動的整體樣貌恐怕是件難事，但 Instagram 和憂鬱者的相遇確實有著某些特徵：在這些相遇裡，可以看到「故事」
的闡述與扣連是 Instagram 與憂鬱者們形成的集合體所持續發出的行動。各種形 式的「故事」在 Instagram 技術特質及憂鬱者處境的扣合中迸發，這些「故事」
也許是一長篇涉及過往經驗的敘事，也許是一段基於當下處境的情緒抒發，也許 是一則關於憂鬱症衛教或去汙名的論說或倡議，也許是一張有著自傷後傷口的照 片；憂鬱者在與 Instagram 的相遇中完成一篇篇貼文，而一篇篇貼文則在憂鬱者 的彼此追蹤、閱讀、留言、及再書寫中，與不同憂鬱者的經驗扣連。
「#憂鬱症」的搜尋結果頁面直接地呈現了一系列標註有「#憂鬱症」的照片，
在2018 年 3 月，能找到標註了此 hashtag 的近 3000 篇公開貼文，以照片的形式 羅列展示在搜尋結果頁面。這些照片包含了各種「語錄」、生活隨拍、個人繪畫、
以及與自傷、自殺等對自己的身體處置相關的照片等。然而，在 2019 年的二月 至三月期間，那些有著自傷影像的照片卻開始被大量移除。這是 Instagram 現任 執行長Adam Mosseri 於 2018 年底上任後，推行的一個重大變革，許多人將這個 舉措視為回應了2017 年一位英國女孩 Molly Russell 的自殺：Molly 過世後，她 的父親發現她曾在生前於 Instagram 大量瀏覽自傷照片，認為這間接地促成了她 的自殺。事實上，在此事件後，Instagram 就已經採取了應對措施（3C 科技頻道，
2019.02.10；Alex Hern, 2019.02.04），當使用者搜尋相關字詞時，便會跳出覆蓋頁 面的視窗，提醒使用者接下來要看到的貼文「通常會鼓吹可能造成傷害甚至導致 死亡的行為」，使用者可以選擇按下「取得支援」，或按下「直接查看貼文」。在 2019 年的新政策推行之前，若選擇後者，使用者仍然可以瀏覽到那些直接呈現 了自傷、OD（過量服用藥物）的照片；而在 2019 年三月之後，Instagram 開始進 一步地將公開的自傷照片封鎖與刪除，使用者從此無法在 Instagram 上公開地發
‧
Instagram 如此舉措或許回應了許多人對於社群媒體「負面內容」的擔憂，也 就是，那些在網路上發布的關於自傷與自殺的「故事」，其所「闡述和扣連」的，
可能會是更多的悲傷情緒和危險行為，造成對他人的傷害，如同《科技新報》做 出的評論：這些內容可能「加強甚至普及負面行為」（Nana Ho, 2019.02.09）；或 是，我也曾數次在憂鬱者的個人頁面上看到有人留言質疑憂鬱者書寫個人經驗、
而那些在「無力」中面對著世界、透過 Instagram 做出各種書寫、拍照、貼文行 動的憂鬱者，卻也正是在這些行動中將自己接上資訊科技，持續地構築「施力」
的可能。在憂鬱者處境與資訊科技的持續相遇中，對身體及經驗的處置與再現似 乎早就無可避免地成為 Instagram 憂鬱者面對世界的方式，本文認為，排除與忽 視並非面對這些線上憂鬱他者的唯一方式，或許我們還能以回望與尊重（respect）、 回應與負責（response）（Haraway, 2008, pp. 15-19；Haraway, 1991／張君玫譯，
2010；張君玫，2016）來面對這些行動中的憂鬱者主體。
如前所述，本文並無意在社群媒體利弊的二元立場間選邊站，或主張是否要 解除對這些內容的管制；這篇論文所要做的，反而是去另闢一條理解的路徑，這 條路徑將從憂鬱者與手機、Instagram 等一系列資訊科技的「共生」、「結盟」切 入，去探詢憂鬱者如何在鑲嵌於技術環境的狀態之中，與 Instagram 技術系統、
其他憂鬱者一起體現地闡述故事、扣連彼此、開展行動。此外，這份論文本身也 是一個闡述與扣連的行動，這樣的行動道阻且長，也許這篇論文本就不該奢望窮 盡所有細微互動，但努力嘗試站在「相遇」、「非現代性」的視角，在理解人類研 究者的自身處境與限制的基礎下，盡己所能地看清、回看，這個行動／研究便也 就回應了本論文所欲強調的倫理要求：尊重、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