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中介的憂鬱者：從再現到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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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媒介中介的憂鬱者：從再現到轉譯

一、 再現憂鬱者： 「忠實呈現」的難題

精神疾病長期飽受社會汙名，在民國60、70 年代的台灣，精神科醫師林憲 就開始致力於精神疾病議題的科普與去汙名化的倡議，在他於《健康世界》雜誌 中所做的小樣本調查中，發現台灣大多數人對精神疾病抱有汙名化的態度（林憲，

1984）。而社會文化中人們對精神疾病的汙名態度與大眾媒介對精神疾病的汙名 時常是互相影響的，王美珍（2004）分析了民國八十年至九十二年間的《聯合報》

與《中國時報》精神疾病相關報導，發現超過一半（佔65.2%）以上的報導都只 描述精神疾病患者的負面特質，其中「危險且具攻擊性的」是最常被強調（佔 59.9%）的特質。管中祥等人（2010）則分析了 2005 年至 2006 年的四大報，發 現媒體中的精神障礙者有「暴力與犯罪」、「無能與無知」、「可笑與滑稽」、「有條 件『成就』」等四種形象，並呈現了「不可預測」、「無法控制」、「無行為能力」、

「情緒不穩」、「無法自我照顧」、「幻想神靈附體」等特質。大眾媒介對於精神疾 病的負面呈現，使得大眾對精神疾病感到不安，進一步使病患成為遭社會排除的 弱勢者，也讓病患面對自我汙名，更深地影響病患的身心健康和生存權益（王美 珍，2004；唐宜楨、吳慧菁，2008；張作貞，2008；張虹雯、王麗斐，2015；Corrigan

& Lundin, 2003）。

精神疾病備受汙名，而憂鬱症做為一種精神疾病，也遭受著相對於整體精神 疾病的其他層次汙名與誤解再現。首先，因為大眾對正常悲傷情緒的負面價值判 斷，再加上憂鬱症的診斷處於是否為病的邊界，因此無論是憂鬱症患者、還是擁 有一般情緒困擾的憂鬱者，都容易被貼上裝病、無病呻吟、草莓族、抗壓性低等 標籤，並被認為應該對自己所增加的社會成本負起責任（Coleman & Corbit, 2003；

轉引自吳孟津、徐美苓，2011）。在我所處的憂鬱症病友臉書社團中，就曾經有 憂鬱者提到自己因長期服藥而領慢性處方箋，卻被人說是「健保小偷」。再者，

被診斷為有病的患者因為病情的不穩定性，有時也會被人們認為具潛在危險性、

攻擊性、容易自傷、自殺等特質。吳孟津、徐美苓（2011）就發現台灣 2003 年 至2006 年的憂鬱症相關報導雖然有更正面的趨勢，但其中還是不乏對憂鬱者的 汙名再現。此外，即使是對於憂鬱者的正面同情，也容易落入將憂鬱者視為無力、

應受幫助的眼界。在王馨儀（2007）的研究當中，就發現除了「藝人」之外，「窮 人」是台灣四大報中最常呈現的憂鬱症患者身分，內容常聚焦於他們的痛苦和悲 情形象。

事實上，憂鬱症的負面呈現並不是主流媒體呈現的最大宗。在吳孟津、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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苓（2011）的研究中，就發現儘管主流媒體趨於小報化，但憂鬱症在紙報中的再 現卻未因此而更趨汙名化，反而是更多能激起同情、憐憫的正面報導。在這些正 面報導中，新聞文本強調了憂鬱症患者的非凡成就，形容他們具有創造力、聰明、

有遠見等。而在王馨儀（2007）的分析中，憂鬱症「藝人」雖是較能為自身憂鬱 症發聲的一群，但憂鬱症時常會被他們詮釋為藝術表現的靈感泉源。

雖然部分的主流媒體正面化地報導了憂鬱症，避開了對憂鬱者的汙名呈現，

但事實上，這所反映出的卻仍是在所謂「正常」的判準之下，將憂鬱者判定為沒 那麼壞的「異常」，並將憂鬱者區分為和「我們」不一樣、異於常人的「他者」， 刻板地呈現了憂鬱者。這些對於憂鬱者的呈現無可避免地落入概括化的窘境，並 難以做到所謂的「忠實發聲」或「再現」（re-presentation），反而帶來對於憂鬱他 者可能的剝削性凝視。

二、 從「再現」的窘境走向關於「轉譯」的思考

在現代性的背景下，談到再現，我們確實會有種期盼忠實重現／代表

（represent）他者的想望，並且急就章地「宣稱可以從他們的立場去看」（Haraway, 1991／張君玫譯，2010，頁 307）。然而，這世上絕不可能存在著一種必然純淨的 視線，可以讓我們看透、看完、看清憂鬱者或其他可能的他者；觀看的視線必然 是糾纏著歷史與當下處境、身體與技術環境，因而曲折蜿蜒且混濁雜沓的

（Haraway, 1991／張君玫譯，2010，第九章）。在自然科學的領域中，研究結果 的呈現也許受到學科規範、觀測儀器、既有研究、科學家旨趣的中介（Latour, 1991

／余曉嵐等譯，2012，頁 105-108）；而在傳播的領域裡，媒體再現則無可避免地 牽涉到傳播科技及既有的倫理與價值結構。

為受壓制者（the subjugated）發聲似乎是知識分子或新聞媒體責無旁貸的使 命，而對他者的呈現、乃至於發聲，若採用哈洛威的說法，事實上都不可能是一 種直射的視線，而是多重折射的（Haraway, 1991／張君玫譯，2010，第八章、第 九章；張君玫，2016，頁 79），這種看法一方面讓我們了解到所謂忠實的再現其 實是種無可企及的想望，在另一個層面上，「呈現」這項行動所立基的種種介質 與過程，事實上也正反映出了它作為一種共同行動的實踐，可溯及到的錯綜位置 與能衍生出的豐富可能。也就是說，呈現他者的想望——無論是想要更好地再現，

或是批評誰的再現不夠真確，一方面是誤認了行動的目標，另一方面則是未認清 行動者與認識主體的處境複雜性。呈現的過程勢必涉及多重的權力施受，但哈洛 威認為，知道這點尚不該讓我們急著踩實了社會建構論的位置去拒絕所有呈現—

—或在她的脈絡裡，去排斥一切的科學探究——，因為這事實上是無濟於事、也 不可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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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一文中，透過一方面反思現代主義版本科學的客觀性問題，另一方 面嘗試與建構論者、女性主義者對話，提出了一種強調地方、處境，以及不完整 性的另類科學與客觀性（Haraway, 1991／張君玫譯，2010，第九章），這種科學 和客觀性「結合許多的部分觀點，並停住許多聲音，聚合成一個集體的主體位置，

承 諾 一 個 視 野 ， 可 以 看 見 持 續 有 限 體 現 的 工 具 （means of ongoing finite embodiment），以及在限制與矛盾之中的生活，也就是說，從某個地點出發的視 野」（Haraway, 1991／張君玫譯，2010，頁 316）。對本文而言，哈洛威所提出的 這種「科學」，相較於傳統男性中心的「再現」（representation）科學、或是建構 論者對科學的敵意，事實上是一種關於「轉譯」（translation）的科學，而在本文 的脈絡裡，轉譯的行動相較於再現的想望，事實上是一個更適合展現當代行動者

（一般意義下的 activists 或 ANT 意義下的 actors）和彼此共同生存、為彼此發 聲、與彼此一起行動的責任關係的概念，它不只指涉意義的映射與詮釋，還牽涉 了一連串與異質行動者彼此構連行動的生存實踐。

若用哈洛威的視線（vision）隱喻來說，相較於支配者凝視客體的代言視線，

轉譯更是一種與他者共同行動的視線：進行各種翻譯實踐的行動者，深知其視線 絕非純淨、亦非完整，而行動者所發出的聲音、書寫的文字、開展的行動，實際 地與其他行動者的聲音、論述、行動構連，卻折射出了多重的視線（Haraway, 1991

／張君玫譯，2010，頁 311）。在這樣的多重視線裡，行動者必須在處境中承認個 體的限制對於忠實再現的不可得，並承認他者所據之地的重要性，盡可能地透過 我們具親近性的「被壓制」（subjugated）狀態找尋部分共通的「視覺線索」、「視 線工具」（Haraway, 1991／張君玫譯，2010，頁 311），然後依循著這些線索和工 具，部分地呈現，並構連出其他的部分呈現；瑣碎地行動，並召喚出瑣碎的共同 行動。

在轉譯的邏輯中，部分並不可惜，因為我們深知自己不可能成為其他人、其 他被壓制者（the subjugated）；甚至進一步而言，處於被壓制位置上的行動者自身 也同樣不可能「『身為』（be）一個細胞或分子——或一個女人、一個受殖民的人、

勞動者，等等——倘若他想從這些位置去進行批判的觀看」（Haraway, 1991／張 君玫譯，2010，頁 309）。身分／認同在我們行動中的肉身上，是交織而遞嬗地展 現的，成為一個穩固的誰，對於塵世生存來說是一個達不到的「至高點」，更不 用說想要站在那裡為彼此的生存條件負起責任（Haraway, 1991／張君玫譯，2010，

頁309）。

承認位置的有限性和不穩定性並不意味著不需要對彼此負責，應該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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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俗生存中，必須要由我們擔起的並不是忠實呈現他者的責任，而是在行動中

——也就是轉譯、闡連（articulation）的過程中⁴——進行說明的責任（Haraway, 1991／張君玫譯，2010，頁 306-316）。我們「不必宣稱成為對方也可以一起去看」

（Haraway, 1991／張君玫譯，2010，頁 310），我們站在部分的觀點上看出去，與 其他行動者的部分觀點彼此接合，共同展現出一種科學；但這樣的科學並非不容 置疑，我們得持續負起責任，去說明所生產出、行動出的知識／科學（或對於我 的處境而言，這份論文）之中的多重聲響、層疊歷史與權力交織。這樣的說明無 法窮盡，需要的是持續交互的批判和構連；批判和構連甚至不一定是書寫或言說 出來的，而是在共同生存的實踐中展現、搬演出來的，也許有時只是視線的短暫 交錯或身體的些微挪移。因此，轉譯並不只要求我們肩負起共同生存、回應與尊 重的責任，它也擔起了說明與批判的責任。轉譯行動中的說明與批判是一種釐清，

但不是為了讓一切更晶瑩剔透地展現，而是在認知到所處位置的侷限性時，油然 生出對認識的謙卑，並開放這門「科學」的更多可能視線。

三、 Instagram 憂鬱者的書寫行動作為轉譯實踐

該如何進行「轉譯」？或者，「轉譯」這種實踐是如何發生在我們每個當前 的生存中？或許我們可以將社群媒體中的自我敘事——或是更特定一點，本文所 欲討論的 Instagram 憂鬱者的書寫及彼此連結——，看作是一種「轉譯」的實踐

（而非以一種「自我再現」的角度觀之）。

大眾媒體中，呈現、代言或再現的傳統，或許可以被視為某種意義上的轉譯

大眾媒體中，呈現、代言或再現的傳統，或許可以被視為某種意義上的轉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