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性的暴露：書寫作為相互依存的結盟行動

的暴露，以及它們在「Instagram 憂鬱者(s)集合體」中的迴響。因此，在這樣的脈 絡下，我在後文將透過巴特勒對於脆弱性（vulnerability）暴露與結盟相關的討論，

以及哈洛威對經驗或故事的「闡連」（articulation）的討論，來主張結盟政治的意 義可以不只局限於差異個體的集結、共同行動，而是可以擴展至經驗與故事在闡

「我們」所指涉的，事實上是不同於我們人類的（Haraway, 2008）；一旦那些非 人的「我們」終於被肯認，差異結盟的行動者似乎也就能延伸至這些非人。然而，

若要提議這種去人類中心的、異質的結盟，這也許不太能為大分裂下的「政治」

接受。當我們要談這種延伸至非人的結盟政治，反對者可能主張，結盟「政治」

的範圍只在人類，那些非人客體並不具有行動能力，因此不在政治的範疇裡，也 就沒有異質的結盟政治。舉例而言，在「人的結盟」的脈絡下，我們可以主張憂 鬱者是結盟的主體、乃至於召集人，但若我們要重新想像一種與Instagram、基地 台、手機等科技系統共同召集的聯盟，對許多人來說似乎很困難。對此，我認為 拉圖對於「政治」的重新定義（Latour, 2004），或可消解上述的疑慮，並能讓這 種異質的結盟政治較清晰、穩固地被提出。此外，我也將透過Fotopoulou 提出的

「生命數位脆弱性」（biodigital vulnerability）概念，凸顯在這樣的異質結盟政治 中，資訊科技使用者在暴露脆弱時與技術治理者的協商關係（Fotopoulou, 2016）。

接下來，我將分成兩個部分處理上述問題。首先，我將透過巴特勒對於暴露 脆弱的討論，以及哈洛威對於書寫與閱讀的討論，來說明 Instagram 的書寫與閱 讀如何讓憂鬱者們與 Instagram 共同「闡連」個體經驗，在經驗的敘說中形成結 盟。接著，我將透過拉圖的《自然的政治》一書中對政治的重新理解，來嘗試探 看非人的「政治」如何可能，並主張我們應該能以這種非人政治為基礎，視 Instagram 憂鬱者(s)的行動為一種異質結盟，此外，我也將討論 Instagram 憂鬱者 在這樣的異質結盟中，與科技物的必要協商。

二、 脆弱性的暴露：書寫作為相互依存的結盟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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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認為脆弱性（vulnerability）是人類的共通屬性（Butler, 2004, 2014），

我們體現地生存於世，「暴露於歷史、危機和暴力之下，但也暴露於不請自來且 面也透過家父長式的保護對其進行統治與照顧（Butler, 2014, pp. 109-114）。然而，

這些被視為脆弱的人群並非「因此而被固定（immobilized）」，面對可能造成傷害 的治理，巴特勒也提到「反對這種狀況的政治抗爭」會浮現，人們動員身體的公 共暴露，將抗爭的身體置放在危險中、凝視的可能傷害之下，聚集、操演自身並 抵抗（Butler, 2014, pp. 114-117）。

Instagram 憂鬱者在日常生活與 Instagram 書寫實踐中，確實不斷地面對著被 視為較脆弱他者而受到保護、拒斥、甚至攻擊的處境。然而，面對這樣的處境，

憂鬱者並未走上街頭抵抗特定治理政權，甚至也不一定覺得自己的書寫「有在抵 抗什麼」，但他們的書寫行動，卻似乎都共同回應著他們的受壓迫處境，這便使 我們有必要回過頭來思考面對治理性的社會常模或惡意他者時，Instagram 憂鬱 者的「結盟」行動與原本我們對「結盟」的想像有何不同。

巴特勒對於「結盟」有另一種思考。儘管巴特勒在許多時候提及了對於身體 的動員，然而，她所提倡的共同行動卻是「非暴力」（non-violence）的（Butler, 2004, p. 44）。這是因為，就如前面所說的，我們都暴露在相互的關係之中，因此 具有共通的脆弱性，在這樣的脈絡下，巴特勒認為「反抗」或許是種無止境的彼 此傷害（Butler, 2004, pp. 29-31），因此她主張以基於尋求理解的「文化轉譯」

（cultural translation），以及在其中對身體與處境脆弱面向的暴露，代替對彼此的 暴行（Butler, 2004, pp. 47-49）。在這個脈絡下，Instagram 憂鬱者書寫的「結盟」

或許便不只是為了「抵抗」，更是為了與那些可能傷害我們的世界「共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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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y）（Butler, 2014, pp. 114-117）。

在這些提供了「相互依存」可能性的書寫行動中，於 Instagram 憂鬱者聚合 體中所迴響的，是一連串關於悲傷的故事、一連串關於身處資本主義社會效能至 上卻深感無力的故事。過度的悲傷與無力在資本主義社會被視為失能，而憂鬱者 時刻地面向著自己在社會上的失能處境，卻是具動能性地以經驗書寫做出闡連的。

在情緒低落時拿起手機，是憂鬱者面對自己當下處境的行動，當下的處境被文字 敘說、被寄託在圖片裡，那是一則則關於當下處境及體現經驗的故事，在憂鬱者 與Instagram 技術系統形成的結盟聚合體中被闡述、被技術物連結、被彼此閱讀，

求取「被看見」與「被安放」的可能。

故事，或經驗，如同哈洛威所強調的，是「婦運的一個關鍵產物與工具」

（Haraway, 1991／張君玫譯，2010，頁 181），我所要闡明的 Instagram 憂鬱者異 質結盟，事實上就是一則充滿故事的故事：這是一篇被多重故事帶出的論文，也 將是一則將在未知他方發揮作用的故事。「闡連」（articulation）是哈洛威在討論 女性經驗的彼此連結時所使用的詞彙，在《猿猴、賽伯格和女人》的台灣譯本中，

譯者張君玫將articulation 一詞翻譯為「闡連」，她在譯注中說明這個詞彙具有「闡 述和扣連」的雙重意義（Haraway, 1991／張君玫譯，2010，頁 181）。當我們向他 人述說一則故事的時候，闡述和扣連是一併發生的。 緣（而不尋求統一），形成紛雜議題上的結盟、行動（Haraway, 1991／張君玫譯，

2010，頁 181-190）。

在此，還有必要強調：闡連是基於部分地、遞嬗地與說故事的技術系統以及 對象耦合。哈洛威在《猿猴、賽伯格和女人》一書中多次使用了「耦合（或譯接 合）」（coupling）一詞，來說明耦合是「我們」溝通與連結的基礎（Haraway, 1991

／張君玫譯，2010）。以經驗的闡連來說，哈洛威認為「語言、溝通和建構的隱

28 Young 認為，在互動的過程中，有些人會對他人開始感到舒服、熟悉，使群體成為群 體，這種群體的形成是基於彼此之間特殊的「親近性」。Young 如此說明了這樣的「親近性」：

「親近性指稱的是與他人分享視為理所當然的看法、情感連結及人際關係網，這樣的方式可以 在團體中區別出彼此，但卻不是根據某種共通的本質」（Young, 1990／陳雅馨譯，2017，頁 29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喻」讓「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有機體彼此、有機結構和科技結構」得以耦合，

而這些耦合形成了故事被闡發的基礎（Haraway, 1991／張君玫譯，2010，頁 341-342）。因此事實上，結盟行動是具有物質、非人基礎的。甚至，這種結盟，以拉 圖式的政治而言，可以說是一種異質的行動（Latour, 2004），以哈洛威式的共同 行動而言，可以說是一種多物種的相遇的所闡發與連結的行動（Haraway, 2008;

Haraway, 1991／張君玫譯，2010）。

故事不是一種放在個體手邊待被取用的工具，哈洛威說，這就跟我們手邊沒 有「『自然』或演出的『身體』」一樣，因為經驗、故事是在變動的處境／環境中 體現的（Haraway, 1991／張君玫譯，2010，頁 181）。在 Instagram 憂鬱者的書寫 經驗中，故事的闡連並不來自一種連貫的個人史再現，也無法說這些故事能形成 一種集體的大歷史，反之，因為 Instagram 憂鬱者故事的闡連是與技術系統接合 而被行動出來的，是與技術系統共生的書寫，所以這種聚合體所闡發的書寫，基 於技術的限制及可能性，呈現為無法成為大歷史的各種殊異形式——也許能以一 連串形容詞來概括它的特性：破碎的、凌亂的、筆記式的、語錄體的、圖像化的、

情緒性的、私密性的。它們甚至不一定會被接受為「故事」，因為這些闡連個人 當下經驗的，也許是一小段影片、一道傷口、一個詞、一張自拍。這些故事是部 分地與不同個體的當下處境交織、接合，而不是聚集成為一種待被取用的歷史，

因為故事從來就是持續在處境中體現的。

在哈洛威與巴特勒的脈絡下（Haraway, 2008；Haraway, 1991／張君玫譯，

2010；Butler, 2004, 2014），「結盟」行動的首要目標並非對於特定政權或惡意他 者的抵抗，而是尋求相互依存的可能。儘管在某些時候，Instagram 憂鬱者可能不 得不劃出我群與他者，在保護自己與親近盟友的情境下進行抵禦，但在較多時候，

Instagram 憂鬱者透過故事的揭露所召集的結盟，更是在求取具親近性的彼此、

以及非憂鬱他者的相互理解與連結，並可能牽引出更多故事的迴響。基於憂鬱者 處境及 Instagram 物質性，這樣的故事並不一定以完整的敘事形式呈現，而可能 是破碎卻多元的，但這些在處境中的書寫，卻正展開了 Instagram 憂鬱者尋求彼 此「相互依存」的「結盟」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