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合體的行動展開：以線下活動與「檢舉事件」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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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支持行動是主動的陪伴、安慰，還是被動的只閱讀而「不打擾」，Instagram 憂鬱者彼此之間的支持都是Instagram 這個盟友促動的：Instagram 書寫頁面讓憂 鬱者書寫，使他人知道自己「不是一個人」（A）；貼文動態牆上的各式可供互動 的數位物件（貼文照片、貼文文字、留言欄、愛心、私訊箭頭……）的主動呈現，

促使憂鬱者進行可能帶來支持感覺的互動。在Instagram 中，複數的憂鬱者(s)和 Instagram 形成行動的集合體，共同搭架出基於書寫、閱讀、互動的支持網絡。

二、 集合體的行動展開：以線下活動與「檢舉事件」為例

除了書寫，Instagram 憂鬱者也透過不同方式，與 Instagram 技術系統、其他 憂鬱者、甚至其他非憂鬱他者共同行動或協商。在此，我將透過兩個例子來說明 行動的展開以及這些行動可能具有的共生、結盟意義。第一個例子將 說明 Instagram 憂鬱者透過 Instagram 串連而發展、舉辦的線下活動，第二個例子則說 明2018 年發生在 Instagram 憂鬱者集合體中的「檢舉事件」，以及憂鬱者當時如 何透過與 Instagram 技術系統、規章、及其他憂鬱者的共同行動，對惡意他者與 治理政權進行反制。在這兩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不同情境下面對他者，憂 鬱者可能的應對策略：在第一種行動中，憂鬱者願意透過線下活動試圖尋求與非 憂鬱他者之間的相互依存；而在第二種行動中，憂鬱者則在面對惡意他者時，更 進一步地樹立了與他者之間的界線，進行保護自己、抵禦惡意他者的行動。

我所熟悉的Instagram 憂鬱者線下活動是由 D 舉辦的，前面提過「分工明確」

的D 有一個「工作」的帳號，他透過這個帳號宣傳、策畫了許多次給憂鬱者、或 開放給所有對其倡議的議題有興趣的人參加的聚會，也招募夥伴寫文章、辦工作 坊。D 舉辦的聚會是由他在「線上」的行動發展過來的：D 原本會在 Instagram 上 直播談論某個主題，某次直播中，有憂鬱者問他「有沒有考慮…就是讓大家帶著 自己喜歡的***…然後一起…一起來病友聚一聚」（D），⁴¹聽到這個提議的D 馬上 就決定舉辦聚會，邀請 Instagram 憂鬱者在線下見面。現在這個聚會以一季一次 的形式舉辦，每次的參與者在10-14 人之間，活動前，D 會在自己的個人帳號以 及「工作」帳號中發布活動資訊和報名連結，有興趣的憂鬱者會在報名表單中填 寫個人資訊，並回應和活動內容相關的問題。報名後的憂鬱者會被邀請加入這季 聚會在某通訊軟體上的的群組中，在此，D 和其他協辦的憂鬱者會詢問大家的需 求、並隨時更新聚會的消息。在聚會中，活動成員會進行一系列由D 和協辦的憂

41 為了維持匿名性，此處必須將受訪者 D 直播的主題、憂鬱者帶了什麼參與聚會模糊處 理，但這樣的隱匿並不會影響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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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所呈現的，這樣的聚會是由憂鬱者透過 Instagram 技術系統彼此連 結而開展：D 對 Instagram 輸入此活動的邀請，這個邀請顯示在其他憂鬱者的 Instagram 頁面上，他們透過上面的資訊連結到非 Instagram 的外連報名系統，這 個系統提供了蒐集、並格式化參與者資料的可能。此外，憂鬱者也在另一個通訊 平台群組中聯繫彼此，在外部通訊平台中的群組聊天則讓這個只有一小群人參與、

且得用實名、露面的方式參與的聚會，在開始前有個較為私密的共同討論空間。

在這個例子裡，憂鬱者與 Instagram 時而連結，時而斷開，並又可能與其他領域 的技術系統耦合，在不同平台、不同空間切換，這展示了一種憂鬱者們在多重技 Instagram 對於脆弱書寫的治理讓憂鬱者時常得面臨揭露脆弱，卻使得對於脆弱 書寫的留存被刪除的焦慮和憤怒，這樣的焦慮與憤怒在那次規模不小的「檢舉事 件」中更顯強烈。在當時，許多憂鬱者的帳號都因為被不明的惡意他者檢舉而遭 移除。這樣的檢舉讓憂鬱者感到悲傷與憤怒，D 便提到自己曾見到有人因為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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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而感到悲憤，選擇自傷、自殺。然而，即使 Instagram 治理與惡意他者的傷害 使憂鬱者陷入焦慮與沮喪，這些「跟彼此的鬱帳都沒有很熟」（D）的憂鬱者仍在 Instagram 動態上輸入可行的策略、可疑人士的資訊，而 Instagram 技術系統接收、

輸出，並將這些策略與消息呈現在其他憂鬱者的 Instagram 頁面上，讓這些具有 共同行動「旨趣」（interest）的憂鬱者將此作為行動的參照。藉此，策略與消息 便在憂鬱者節點與節點之間相互追蹤的網絡關係之中擴散。然後，當憂鬱者確認 了哪些帳號八九不離十就是惡意他者時，他們便開始號召彼此用Instagram 的「封 鎖」功能將這些人拒於門外，並進一步透過群起「檢舉」，讓擁有移除此惡意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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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權力的治理者——Instagram 管理機制——裁決是否要刪除這些帳號，而據憂 鬱者所言，Instagram 最後確實也回應了憂鬱者的憤怒與訴求，刪除了某些明顯 做出惡意檢舉行動的帳號。

此外，這樣的行動也和第一個案例形成了明顯的對比，在第一個案例中，憂 鬱者除了透過線下活動與彼此發展較緊密的連結之外，還可能在活動中與其他議 題進行構連，這似乎回應了巴特勒所討論的，透過文化轉譯的行動與他者開啟共 同的相互依存未來（Butler, 2004, 2014），在此，我群與他者的界線似乎在這種連 結中被模糊。然而，在第二個「檢舉事件」的案例中，憂鬱者卻不得不與「惡意 他者」劃出彼此，暫時略過可能的文化轉譯行動，以此來抵禦他者的侵害，並保 護自己。在這個案例中，受到侵害的憂鬱者在焦慮與憤怒中並無力和這些傷害了 自己的他者以「非暴力」的形式共同生存（Butler, 2004），而是訴諸基於Instagram 技術系統和「憂鬱我群」的共同行動，將越界、侵犯了「我們」的敵人標出，進

此外，「檢舉事件」也標示出了不同Instagram 相關團體對於 Instagram 這項 科技物之詮釋的差異，以及基於 Instagram 這項科技物發展出的爭鬥。對於憂鬱 者而言，透過 Instagram 書寫系統進行脆弱面向的書寫和揭露，是一種「安放」

自身緊繃情緒、並與其他憂鬱者彼此相互支持、連結的手段。然而，對於惡意他 者或「正常人」來說，Instagram 則應該是娛樂的、帶來正面或閃亮亮世界的快樂 夥伴，而不應出現那些可能引起反感或負面影響的圖文。因此，基於Instagram 治 理政權對於「濫用行為」的敏感，以及對於「維持正面環境」的治理守則（Instagram, 2020），43那些拒斥憂鬱或自傷文化的非憂鬱他者便有理有據地利用這種科技治 理政策所提供的「檢舉」途徑，一步步地與Instagram 共謀傷害了憂鬱者。然而，

對此，面對傷害的憂鬱者卻也又基於 Instagram 的「絕不接受鼓勵針對種族、族 群、國籍、性別、性別認同、性傾向、宗教、身心障礙或疾病進行的暴力或攻擊 行為」的社群守則（Instagram, 2020），並利用了各種 Instagram 技術、手機科技 的使用可能性，透過將帳號設為私密、將他人頁面截圖、張貼資訊、群起封鎖可 疑帳號、檢舉確定的惡意帳號，來回擊這些來路不明的惡意騷擾帳號，並保護自 己。在這些行動中，憂鬱者並非單純對抗 Instagram 的治理，亦非只對抗惡意他

43 見https://www.facebook.com/help/instagram/47743410562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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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攻擊，而是在生存中，「憂鬱者(s)」與「惡意他者(s)」正在利用其對於科技 物的各自詮釋，與 Instagram 共同形成不同形式的結盟戰線，以動員能力、出謀 策劃的能力彼此抗衡，決定生存的消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