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相關文獻
第一節 募兵政策背景
一個好的軍隊需要三個要素：對的裝備、充分的訓練及適當數量和品質的人 員11。如何獲得「量適質精」的人力，使其投入軍職行列，是現階段最重要的課題，
以下將進一步就募兵政策背景、招募行銷策略與美日經驗進行分析。
第一節 募兵政策背景
壹、 定義與特性
依據國軍軍語辭典明示，募兵制即為志願傭（募）兵制，其特質：國家與服 役者為法律契約關係，服役動機，係基於獲得報酬，以軍為職業，對國家無服役 義務與責任，服役者亦不限於本國國民。
建立兵役制度需考慮的因素包括：國防政策與軍事戰略、兵力目標與人口狀 況、國家情勢與政策、地理環境與假想敵威脅、戰爭型態與武器發展、政治體制 與類型、經濟結構與生活水準等要項，因此，兵役目的在獲得和供應軍隊所需的 兵員，俾使國家具有面對戰爭及排除危難的能力12。
貳、 兵役制度的演進
11 陳勁甫，2012，〈影響募兵制政策成功之因素探討〉，《募兵制與國防安全》，頁 82－101。
12 張恕仁，1996，〈國軍兵役制度之研探〉，《國防雜誌》，12(2)：50-57。
其制度形成有其歷史背景與內外在考量，以下將分別實施論述：
表2-1：2007－2011年我國志願士兵與義務士兵人力比例表
資料來源：國防部「募兵制」講習資料。
此外，馬英九總統於2009年政見落實會議清楚論述，國防戰略應以「軟實力」
作為主要嚇阻力量，同時維持有效防衛力量，並指示以「戰略結構及思維必須改 變」、「軟實力為主硬實力為輔」與「結合智庫進行國防外交研析」等三項重大 指示，陳長文（2009）認為「投資戰爭不如投資和平」表示投資國防硬實力無用，
而美國國防部亞太副助理部長謝偉森（David Sedney）則表示：「維繫台海安全在
13 彭正中，2006，〈我國「兵役制度」發展之研究─以決策理論觀點檢視〉，《國防雜誌》，
21(6):102-105。
區 分
於臺灣的民主與軍事科技」，說明臺灣安全必須以硬實力為後盾，發展軟實力。
二、兵役制度演進背景
1911年國父孫中山先生發起武昌起義，推翻滿清政府，時任建國、東征及北伐 等階段，國家仍無統一軍隊與兵役制度，各省軍閥割據管轄，參軍人員多為管轄 區域人民，因此，此階段兵役制度趨於募兵制，效忠對象為個人；1936年北伐統一 成功，國民政府整飭軍閥時期軍隊私有化，因此兵役制度改以徵兵制，但由於兵 役法令簡略及欠缺周密，導致徵集效果不彰。
抗日戰爭爆發後，由於欠缺精良的武器裝備與高素質的兵員，1937年至1942 年，短短5年間，我陸軍傷亡人數已達267萬人，蔣委員長痛心疾首表示：「在軍隊 方面，得不到知識青年的參加，因此，戰鬥力亦無法提昇，這是我們國家與軍隊 最大的弱點」，據此，自1942年起，因應戰事所需，改為徵募並行制；抗戰勝利後，
國軍元氣大傷，傷亡數約為267萬人，適逢國共內戰與戡亂失利而後播遷來台，為 配合「反攻復國」政策，1945年起改行徵兵制，此時期政府亦因應國內外情勢變化，
相繼解嚴與開放重大政、經、軍等政策措施。
兩岸日益頻繁的經貿交流，使得國防戰略開始逐步進行調整，1997年起實施第 一波「精實案」，兵力總員額由45萬1千人精簡至40萬人，因兵員過剩，為有效運 用人力與維護兵役公平，2000年推行「替代役」制度，2003年因應組織精簡，實施 第二波「精進案」，人員精簡至26萬人，2011年依據敵情威脅、總體資源分配與募 兵制推動等相關因素，推動第三波組織精簡的「精粹案」，預定建構一支總員額 21萬5千人量適、質精、戰力強的現代化部隊，此時期兵役制度為徵募併行制，2014 年配合國家募兵制政策，將全面改以募兵取代現有兵役制度。至此，募兵制在國、
民兩大政黨的政治操作下，已經朝向一個「不可逆的路徑」前進。
依據國防部規劃，自2008年5月起區分「規劃準備」、「計畫整備」「執行驗 證」三個階段執行，而募兵、徵兵比例將階段性調整為6比4、7比3、8比2及9比1，
至2014年底，可達到兵源完全招募，並將國軍總員額從27萬5千人縮減到21萬5千人，
未來施行募兵制後，一般義務役役男仍要接受4個月的軍事訓練，並納入後備體系
區 分 海 島 防 衛 作 戰 （ 守 勢 ） 渡 海 攻 勢 作 戰 （ 攻 勢 ）
（二）攻守一體時期（1969－1979 年）
中共在蘇聯強大軍事威脅下結束左傾的外交政策，透過美中關係正常化加入 聯合國提昇國際地位，國軍為因應美援停止、中美斷交與兩岸形式變化下，軍事 戰略由「以攻為主」調整為「以防為主」，並逐步強化防衛作戰的比重。
1972年尼克森訪問中共，美國對華政策共識隨之產生，此共識為：中共日益成 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並且其極權政權已經鞏固，且研判會執政相當長一段時 間，再加上當時中共與蘇聯的分裂和60年代末的邊境之戰，中共成為美國對抗蘇 聯戰略中，極力爭取的一股力量；1974年至1975年布希任美國駐中國大陸聯絡處主 任，駐任期間受到熱烈接待，而產生深刻的「中國情結」，更影響其後對華政策。
（三）守勢防衛時期（1979－2002 年）
1978年鄧小平主政，提出和平統一中國方針，其後，「葉九條」、「鄧六條」相 繼出台，建構出「一國兩制」模式、淡化意識型態之爭，推動兩岸和談、兩岸經 貿交流與否認臺灣主權、國際孤立等作為，藉由經濟與外交雙重管道，提高倚賴 程度變相形成要挾與控制。
美國自1979年與中共建交後，北京－華盛頓－台北之間便出現了微妙的三角關 係，在一個中國政策下，北京希望藉由「和平統一」解決臺灣問題，而美國則在 兩岸間發展實質關係獲取真正利益。1989年天安門事件，標誌著美國對華政策變化 的轉捩點，興起對華政策的三派評估，分別為接觸、對抗和搞垮，1990年前，蘇聯 政體尚未解體，美國對華政策以戰略考量採取接觸政策，1992年布希政府因競選原 因售予臺灣150架F－16戰鬥機，顯示在蘇聯解體後，中共戰略地位的降低；而柯林 頓政府上台後則因經濟、戰略與美國國務院考量，採取全面接觸政策，也阻止了 美國與臺灣關係的升級。
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美國國會對中共採取對抗政策，而根據1989年蓋洛普民調 顯示，天安門事件前美國72%民眾對中共具有好感，但事件之後，僅有31%民眾對 其具備好感，下降一半以上，但同時期，有65%民眾認為台美關係友好，臺灣是美 國的盟國，因此，對抗政策的採行有利於臺灣的國際戰略，雖至如此，美國對於
中共與周邊國家的穩定與中美經濟關係的關注仍高於中共的人權問題。
反觀國內政局，在中美建交後，美軍是否介入兩岸衝突成為難以確定的變數，
因此，國軍軍事戰略規劃改以獨立作戰為基礎，由於對美國奧援的不確定，因此 檢討對進襲之敵採全面聚止的作戰構想，改以「戰略持久、戰略速決」作為兵力 運用基礎，並進行第一波「精實案」組織能力精簡。
此時期我國奉行兩蔣時期「漢賊不兩立」的外交政策，一旦中共進入國際組 織或建立雙邊關係，臺灣必然立即退出，使得臺灣日益陷入外交困境，1989年李登 輝政府全面展開重返國際社會的務實外交，推行「經貿外交」、「議會外交」、「遊 說外交」、「度假外交」及私人訪問，廣邀各國政要、議員、學者和媒體訪問臺灣，
爭取對台支持與同情，此時期，兩岸關係在1990年代上半期是趨於全面緩和，但至 1995年康乃爾之旅後，兩岸關係直轉急下，到達一觸即發的危機時刻，而戰略想定 也逐次修訂為積極防禦的階段。
（四）積極防衛時期（2002－迄今）
冷戰期間，北京－華盛頓－台北三角關係受中美蘇戰略三角關係影響和制約，
小三角關係是大三角關係的延伸，冷戰結束後，大三角關係消除，中美台三角關 係受雙邊關係發展的影響，也演變為影響亞太地區安全和穩定的重要因素。
冷戰時期，美國對華政策基本上是對蘇聯的遏制政策延升，冷戰結束後，中 共在美國的戰略價值下降，但在地區事務、全球戰略與聯合國中仍需中共支援，
因此，對兩岸政策從雷根政府時期的「不介入」，演變為「不介入，但消極地促使 雙方談判」至近期的「袖手旁觀(hand-off)」及「預防外交」等傾斜政策，也影響了 我國戰略佈署的策略。
此時期，中共推動改革開放，傾全力發展經濟，綜合國力大幅躍進，兩岸國 力與軍力對比也日益擴大，觀察中共對台政策及其演進，從毛澤東時代力促武力 統一臺灣、鄧小平時代提出和平統一中國方針至江澤民掌政以後，改採「五步走14」，
14 第一步，坐下來談；第二步，進入臺灣；第三步，直接三通；第四步，累積量變；第五步，達 成質變，最後和平統一臺灣。
終極「一國兩制」等政策，無非是想以經濟上拉住臺灣、軍事上壓住臺灣及外交 上限制臺灣，達成統一臺灣的目標，而兩岸的經貿交流依賴關係，也由初期中共 對台的資金需求轉變為臺灣對中共市場的需求，在中共經濟實力逐次提昇與美國 對兩岸政策趨於失衡下，也迫使國內軍事策略與國防政策改採「有效嚇阻、防衛 固守」的防衛作為。
自1995年李登輝先生訪問康乃爾之旅引發次年台海飛彈危機，中美台三角出現 失衡，也間接牽動國內政治力量的分化和政局的動盪，自1987年解嚴、終止動勘後，
新一波民主化浪潮與統獨主義，正劃分政黨政治勢力；2000年國民黨分裂，致使獨 派民進黨籍陳水扁先生當選總統，在台獨、制憲、公投與選舉考量超越一切的政 策下，我國國防戰略改以促進經濟發展、追求雙贏的預防戰爭為主；2008年馬總統 上任後，則是倡導不對稱與軟實力作戰，並持續採取守勢作為與多重嚇阻的戰略
新一波民主化浪潮與統獨主義，正劃分政黨政治勢力；2000年國民黨分裂，致使獨 派民進黨籍陳水扁先生當選總統，在台獨、制憲、公投與選舉考量超越一切的政 策下，我國國防戰略改以促進經濟發展、追求雙贏的預防戰爭為主；2008年馬總統 上任後，則是倡導不對稱與軟實力作戰，並持續採取守勢作為與多重嚇阻的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