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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受迫害的知識分子
反右運動對知識分子衝擊之猛烈，可以表示出在毛澤東的掌權下，是不容許 有任何異議的聲音出現。毛澤東認為在社會主義改造之後，知識分子應該已成為
「無聲的工具」，可以安心加以利用。但沒想到他的如意算盤打錯了，知識分子 對中共的種種建言，毛澤東都視為毒蟲惡瘤。在他領導的政權下，怎麼可以存在 著除了他以外的聲音。知識分子就這樣自此成為「右派」的代言人。而右派知識 分子反黨所引發的鬥爭，就在毛澤東領導時期中不斷地上演。知識分子所擁有的 知識是內在的，不像其他資產階級所擁有的財富是外在的。所以，地主等資產階 級會隨著社會主義推行而消失，但知識份子卻好像永遠都推不掉內心的資產階級 思想，因為他們內心的「淨化」可以說是完全受毛澤東來判定，沒有一套標準的 規則。毛澤東輕鬆利用諸如此類的反右鬥爭，進而擴大至各個層面，來清除任何 可能危害到他政權的人與事。1957 年 6 月 26 日，中共中央在《關於打擊、孤立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指示》中說：「對於右派的數量，不要估計不足，劃得太少，
也決不要擴大化。」「全國暴露出的企圖復辟的右派分子，已經是數以千計。」
強調右派劃得太少是右的，也是危險的。18910 月 13 日又召開了最高國務會議第 十三次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所作的《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的講話中，認為
「在全國總人口中間，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贊成或者反對社會主義的」「六 億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萬人」。190毛澤東對反右擴大化的嚴重估 計，在當時形成「寧左勿右」的政治氣候下，大概有統計的全國的右派分子五十 五萬人。根據大陸學者廖蓋隆的報告中指出：「一些在農村裡頭的叫做反社會主 義分子呀什麼等等，或者沒有名稱的，那就更多了，恐怕有幾百萬人」。191 知識分子作為一種容易被利用的鬥爭籌碼，就註定了他們永遠都無法真正 被認同，更不用妄想被歸入無產階級的陣營中了。即使知識分子本著作為社會進 步的先鋒，應為人民的思想明燈與執政者相互協持或抗衡。但經過反右運動後，
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已經不復存在。按照魏承思的說法，知識分子已經開始全面工 具化了。他認為：反右運動後，原先的獨立知識分子，大多數成為右派分子而遭 受被放逐的命運，那些沒有被劃為右派的人也為求自保而徹底放棄了對工具化的 抵抗。192知識分子正式成為毛澤東的「聽話的工具」。原本知識分子應該是要貢
189 陳果吉、田戈、李東朗 主編，《重大事件中的毛澤東》（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423。
190 同上註，頁 426。
191 廖蓋隆，《歷史經驗和我們的發展道路》（1980 年 10 月 25 日在全國黨校系統中共黨史學術討 論會上的報告）。轉引自唐勃，《中共與知識份子》（台北：幼獅文化出版社 1988 年），頁 296。
192 魏承思，《中國知識分子的浮沉》，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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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所學，為社會與群眾服務。但 1957 年後，知識分子是在不違反毛澤東領導下，
來為社會主義盡心盡力。毛澤東或許需要知識分子在建設上的協助，但他更需要 的是知識分子作為工具化的存在。中共對知識分子政策的反覆，幾乎可以反映在 毛澤東的掌權鬥爭史上。要使知識分子成為一種常態的右派階級，就不能停止對 他們的思想改造，因為一旦改造停止，就等於承認知識分子成為無產階級一份 子。因此，思想改造的持續可以說是維持知識分子工具化的一種手段。不但如此，
毛澤東更要培養「又紅又專」的新型知識分子。只不過一樣的問題再度出現－什 麼樣才能算是又紅又專，尤其是「紅」的具體標準是什麼。對這一類的問題，中 共並沒有做出明確的界定。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不論哪種類型的知識分子，歸 究到底都還是照樣成為「資產階級右派」。
反右運動後的知識分子都已成為驚弓之鳥，再加上中共全面掌握整個國家的 生活資料與精神資源，知識分子與群眾已經無處可躲。從延安時期開始，到建國 後一連串對知識分子的利用與打擊，一直到累積至反右運動的展開，知識分子都 已經無法再盡應盡的責任。他們面臨到的困境就是在無情被打壓的環境中，被動 或主動地思考如何「融入」社會主義社會。在反右運動後，知識界遭受莫大的衝 擊，最嚴重的情況就是形式的黨外民主蕩然無存，造成了獨立知識分子的沉寂。
被劃為右派的知識分子受到了嚴厲的對待，按照李維漢的說法，「全國 55 萬餘被 劃為右派分子的半數以上失去了公職，相當多數被送勞動教養或監督勞動。」193 原本是用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長期在疾苦的環境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為了洗 淨他們身上的資產階級思想，不能也不敢再讀書寫作。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低 頭苦幹，努力使自己跳脫資產階級行列以求生存。時間一久，受如此壓迫的知識 分子逐漸忘記自己的身分，也失去了知識分子原有的能力。在歷經反右鬥爭的一 名知識分子呂文說：「20 多年的體力勞動下來，平反後，我連字都不會寫了。」
194而這種對待知識分子的極端手段，徹底剝奪他們閱讀和寫作的能力。失去了這 些權利，知識分子無法再為社會擔任先知先覺的角色了。但是，一個國家不能沒 有知識分子的支撐。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利用是多面的，他在提出任何一項政策 時，也需要知識份子的背書。因此，知識份子還是要存在社會上的。只不過歷經 反右運動後，毛澤東更有信心能完全掌握知識份子這個工具。
在這樣一種政治文化環境下，除了陳寅恪、梁漱溟、章伯鈞和羅隆基，由於 特殊的社會地位而成為共產黨的重點「保護」對象，所以仍能享有沉默的權利和 拒絕合作的自由外。在反右運動中沒有被劃為右派的知識份子，為求生存，紛紛 主動或被動地向中共表示誠意，積極響應中共當時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在這個時
193 魏承思，《中國知識分子的浮沉》，頁 176。
194 同上註，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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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因此拔白旗、插紅旗199的活動在全國蔓延開來。1958 年是個名副其實的「冒 進年」。5 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持續三年的大躍 進從此展開。大躍進運動在生產發展上追求高指標、高速度，要求工農業生產主 要產品的產量成倍、幾倍，甚至幾十倍地增長。2001958 年 2 月 3 日《人民日報》
發表社論，題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號召全國人民「鼓起革命幹勁，打 破一切右傾保守思想，力爭上游，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201這 些政策口號的提出，體現了毛澤東與其他中共領導人急於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
積極向群眾宣導要拋開保守的右傾思想。毛澤東要群眾發揮無限的力量，並相信
「人定勝天」。而要達到這目的最重要的就是，堅信無產階級的能力，不要讓右 派資產階級阻礙了「大躍進」。因此，毛澤東更提出了「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 最愚蠢」的斷語。1958 年 3 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曾談到：外行解決問題來 得快，還是內行跟著外行跑。內行跟外行跑，恐怕是個原則，許多事外行比內行 高明。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又說：外行領導內行，這是一般規律，差不多可 以說，只有外行才能領導內行。202知識界就集中了大批的「內行右派分子」，「興 無滅資」的任務自然又對知識分子造成嚴重的打擊。
第二，馬寅初的「新人口論」遭受批判。這場批判活動顯示，毛澤東依舊會 在發動任何政策時，尋找具體的目標鬥爭人物。而更清楚的認知是，不論知識分 子如何自發內省想成為一個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永遠都擺脫不了資產階級的 枷鎖，永遠都只能當成中共的政權工具。1957 年 7 月 5 日，馬寅初以《新人口 論》為題，作了長篇書面發言。文章認為：當前中國人口多和生產力落後是一個 主要矛盾，為了迅速改變中國生產力落後的狀況、加速積累資金、加快工業化的 進程，促進科學研究事業的發展、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必須節制生育、
控制人口數量，提高質量，實行計畫生育。否則必定會影響社會主義計畫經濟。
203馬寅初對於中共的知識分子改造政策是全心配合，可以說是一心想報效國家的 知識分子。且他的「新人口論」觀點在反右運動中，是經過中共中央點頭且受特 別保護的。但毛澤東「大躍進」政策提出後，極力鼓吹群眾動員，需要大量勞動 力，所謂「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2041958 年 3 月 23 日成都會議上，
毛澤東還指出：不要那麼迷信工業化、機械化，破除「人多地少」的迷信；人多
199 白旗、紅旗是大躍進期間發明的一種形象化的政治概念。白旗，即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紅 旗當然就是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了。拔白旗，插紅旗，也就是滅資興無的意思。
200 李學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事典 1949-1999》，頁 191。
201 王炳林等著，《抉擇－共和國重大思想決策論爭紀實》，頁 115。
202 羅平漢，《1958-1962 年的中國知識界》，頁 120。
203 李學昌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事典 1949-1999》，頁 197。
204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頁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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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好事，現在還是人口少，實際人口到 7.5 億至 8 億時再控制。205因此，毛澤東 這種「人多好辦事」，並誇大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策略，使提出節育觀點的馬寅初 又成為毛樹立的鬥爭對象。在毛澤東一元化領導下的中國社會，知識分子是可惜
是好事，現在還是人口少，實際人口到 7.5 億至 8 億時再控制。205因此，毛澤東 這種「人多好辦事」，並誇大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策略，使提出節育觀點的馬寅初 又成為毛樹立的鬥爭對象。在毛澤東一元化領導下的中國社會，知識分子是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