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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東掀起對知識分子的鬥爭象徵無產階級的革命性，而群眾的革命運動更成為他 為鞏固權力的手段。在這種情況下，文革中的知識分子無論如何都只能遭受鬥爭 的命運。即使經過再教育的改造後，知識分子也沒辦法真正擺脫「資產階級」的 身分。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危害是可想而知的。
第三節 文革對知識界造成的衝擊
文化大革命對於整個學術界的知識分子，造成了身體和心靈上的莫大傷害。
在毛澤東一元化領導下的政治環境，知識分子政策自反右運動後確立為極「左」
的、反知識分子的傾向，而這種傾向逐漸嚴重化至文革時期達到頂峰。知識分子 在文革期間，完全喪失獨立性格並成為階級與權力鬥爭的工具。知識分子被當作
「資產階級」鬥爭對象的環境下，使整個中國社會形成敵視知識分子的心理態度 與外在反應。這當中的因素當然屬領導者的政策取向為最大影響。身為最高領導 者的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態度與政策如此「左」傾，那底下擁護他的其他黨員幹 部和群眾，更是要順從他來堅定不移地實行極「左」知識分子政策。這種自上而 下的反知識分子政策的產生與效應，包括了領導階層的權力鬥爭需求，更引發工 農群眾鄙視知識分子的心理。在文革中對知識分子及學術界的極「左」政策，使 知識分子不被允許也不敢再涉及學術知識。文革這樣極盡瘋狂的鬥爭運動，視知 識分子與其專業知識為罪惡，如此偏差的思想行為進而帶動了許多亂象，更使知 識界受到莫大牽連與衝擊。以下分三點討論文革中對知識界造成的衝擊。
第一、形成以利用鬥爭知識分子的手段來獲取權力的風氣，從而助長並加深 對知識分子的打擊。這種現象與風氣自反右運動前後逐漸形成，而到文革時的展 現更為直接和顯著。這種現象可以說是因毛澤東的政治手段而起，他的擁護者必 須順應其政治方向來維護自己的政治地位。而這些擁護毛澤東的領導幹部們，是 政策實行的實際作為者，他們群起執行毛的「左傾政策」為的是取得毛的信任與 重用。另一方面，這些領導幹部同樣也養成了這種利用鬥爭「資產階級」知識分 子的手段，來擴大和滿足自身的權力與野心。因此這些人藉著執行毛「正確的」
政策的順風車，加深自己在黨內外的權力地位。如此一來，在這樣一層層權力關 係糾葛下所產生的知識分子政策，只能是更加「左」傾，對知識分子的傷害更加 嚴重。
在文革中，由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組成的「四人幫」，藉由擔任 毛澤東在政治策略和路線上的打手，從而獲取權力。而他們在執行毛澤東的決策 過程中，參雜了個人的政治野心，從而使已經過度「左」傾的知識分子政策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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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黨員和群眾之間。根據馬思樂（Maurice Meisner）的說法，黨政官員企圖利 用鬥爭知識分子，來把政治攻擊矛頭從自己身上移開。250另外，在群眾參與鬥爭 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6）》，頁 392-393。246 姜華宣等主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6）》，頁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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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狀不滿，而積極參與鬥爭造反。252文革中的整個社會瀰漫著瘋狂「左」傾氛圍，
知識分子就在這種情況下成為政治代罪羔羊。
第二、學術為政治服務。反右運動之後，獨立知識分子的聲音消失殆盡，這 是由於毛澤東一元化領導下的政策所致。整個國家社會完全在中國共產黨的嚴密 控管下，不容許有任何質疑領導者政策的意見出現。在這樣的情況下，學術界逐 漸出現了一批真誠擁護中共政策的知識分子，而這些人在文革中也成為所謂「積 極分子」、「革命知識分子」。他們大多是在「又紅又專」的指示下，培養出來的 青年知識分子。這群知識分子在文革中組成了「寫作班子」253，替領導人發動的 政策製造輿論，協助領導幹部發動大規模的意識形態宣傳運動，並自覺地充當領 導階層權力鬥爭的工具。因為這些青年知識分子接受的是馬列主義的理論教育，
大多數已養成遵奉中國共產黨政治權威的習慣，而缺乏獨立思考的精神。因此，
他們對於中共及其領導人所提的政策路線，幾乎是基於思想上的認同而積極響應 的。就如當時的上海市委寫作組成員之一的高義龍在接受魏承思訪談時說：
我們這代人在反右前後進大學，接著是 1958 年的大躍進、1959 年的反右 傾，多年來一直在批白專道路，批脫離政治的學術研究。我們是在政治氣 氛越來越濃，指導思想越來越左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我們接受的教育就 是為政治服務。沒有脫離政治的學術，沒有脫離政治的藝術，這一點在我 們腦子是根深蒂固的。254
另一種知識分子的學術創作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趨炎附勢為政治服務。這 類知識分子處在文革鬥爭氣氛濃厚的環境中，他們的文學知識不僅止於自保，更 是竭盡所能地獻媚於當權者。不像一般有志節的知識分子，這種會視政治風向的
「牆頭草」知識分子，更容易在學術界遭逢艱難的時刻原形畢露。如曾被魯迅指 為「才子加流氓」的郭沫若。在中共建政以後，郭沫若曾寫了許多歌頌史達林和 毛澤東的肉麻文章，稱史達林為「爺爺」，稱毛澤東為「紅太陽」。在文革時期，
更作詩獻媚於江青。這種空有才識但沒有文人該有的志節，甘心泯滅學術良心而 為政權服務的知識分子，雖存在社會上但為數並不多。還有一種知識分子是為求 自保，而不得已作出隨波逐流的學術文章。這類知識分子歷經慘痛的反右鬥爭 後，已經不敢再顯露獨立思考的性格。在極度「左」傾的政治環境下，他們隱藏 自己的真實想法，被動地違心地為政策背書。
252 唐勃，《中共與知識分子》（台北：幼獅文化出版社，1988 年），頁 449。
253 文革發動是由意識形態鬥爭開始的，這類「寫作班子」在文革中就占有重要作用。毛澤東及 其擁護者（如四人幫）控制這類組織，並依靠其在全國各地報紙上發表鋪天蓋地而來的文章，試 圖塑造有利的的政治和輿論環境，進而替他們的政治路線建立理論權威。參自魏承思，《中國知 識分子的浮沉》，頁 190-195。
254 魏承思，《中國知識分子的浮沉》，頁 18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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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學出來的。」260「四人幫」更在這種狀況下火上加油，鼓吹「知識越多越反 動」，並提倡「寧要沒有文化的勞動者」261。因此，學術界、教育界開始慘澹的 命運，知識分子大氣不肯吭一聲，不少教師被弄得不敢讀書，不敢上圖書館，不 敢進研究室，不敢研究教學，更不敢抓學生的文化學習。而群眾更認為「讀書無 用」，造成教育知識的斷層。
反右運動後，知識分子代表「資產階級」的觀點已成定調。毛澤東緊抓此論 點，方便他隨時因政治權力有所需求時展開階級鬥爭，以整肅異己勢力。基於這 樣的手段策略，再加上毛澤東一元化領導的政治體制下，與他維護權力相關的知 識分子政策便越趨於極度「左」傾。毛澤東利用鬥爭知識分子來獲取意識形態的 正確性，並進而確保其一切政策方針順利進行。就在這樣的政治權力需求考量 下，毛澤東喪失了客觀的決策能力，而逐漸朝極端的「左」傾思想前進。在最高 領導者及其擁護者這樣的偏激「左」傾政策的帶領下，整個中國社會陷入極度的 反知識分子、反智的意識中。自反右運動到文革爆發這期間，知識分子已逐漸失 去獨立思考的精神。為了跟上無產階級的腳步，知識分子主動或被動地接受中共 與群眾給他們的再教育與改造。但這一切對毛澤東來說都是不夠的，只因知識分 子正是他政治策略中的利用工具。文革的爆發與進行過程，都是長久以來「左」
傾知識分子政策的總和與加乘。文革對知識分子的傷害之大，使知識分子都不願 也不敢再回到原本屬於他們的學術領域。1975 年，鄧小平在談到科學技術停滯 不前的狀況時說：「科學院系統有 15 萬名科技幹部，沒有人敢進實驗室，都害怕 被扣上『白專』的帽子。年輕人怕，老年人也怕。現在，研究人員不讀書。」262 可見毛澤東一連串的「左」傾知識分子政策，使中國知識界遭逢深遠的打擊，更 造成中國建設的進步與發展中斷與停滯。
260 轉引自楊風城，《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理論與政策研究》，頁 219。
261 參自汪學文，《中共文化大革命史論》，頁 408。
262 轉引自莫里斯．梅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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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結論
知識分子問題一直是研究中共政治的重要議題。中共與知識分子的關係之所 以備受討論，是在於中共對其政策的反覆不定，即時而團結爭取時而排斥打壓。
造成知識分子政策反覆最基本的因素，可以回溯於馬列主義中知識分子固有的
「原罪」身分。中國共產黨身為共產主義的分支，理所當然接受馬列主義的洗禮，
認為知識分子是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革命游離勢力。毛澤東的知識分子觀同 樣是以馬列主義為基礎。在中共建黨初期至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大致上是視政 治環境需要，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是較客觀地採取和偏向團結爭取的政策。在這段 時間內，毛澤東的政治思想漸漸地成熟，同時也在中共黨內嶄露頭角並開始爭奪 權力。而中共的知識分子政策，就在毛澤東獲取最高權力地位後開始有重大轉變。
認為知識分子是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革命游離勢力。毛澤東的知識分子觀同 樣是以馬列主義為基礎。在中共建黨初期至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大致上是視政 治環境需要，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是較客觀地採取和偏向團結爭取的政策。在這段 時間內，毛澤東的政治思想漸漸地成熟，同時也在中共黨內嶄露頭角並開始爭奪 權力。而中共的知識分子政策，就在毛澤東獲取最高權力地位後開始有重大轉變。